一个尊毛者的几点看法

《多维时报》最近关于毛泽东功过的争论，起自程君复、高文谦在美国之音的谈话。这件事同我有一点渊源：一位同美国之音有关系的记者，想在毛泽东逝世110周年那天，安排一个访问节目。他因12月14日在纽约举办了"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110周年"的集会，辗转找到了我，问是否愿意谈谈尊崇毛泽东一面的看法。我介绍了程君复教授接受访问，这才产生了程、高对话的场面。访问之后，《多维时报》将程、高的讲话发表。又出现了朱学渊批评程君复《尊毛复古是在政治山帮倒忙》（1月18日－24日）的文章，引起了程君复的回应《毛主席的智慧与远见》（2月22日－28日），直到高文谦的《程君复明捧毛实贬邓》（3月7日－13日）的出笼。高文谦的文章，已经不是什么评价毛的功过是非，而是从头到尾的对程君复的人身攻击了。程的卷入，因我而起，我觉得有必要出来讲些话。
一、侮辱个人的文章不容刊载
在这里，我列出高的文章中, 直点着程君复的名字,所作的个人攻击的原句：

"荒谬无知和无理失态，自暴其短，恶名远播"
"连普通人起码的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完全像一个冷血动物"
"说白丁还是客气了""愚昧无知"
"十足的伪道学"
"随着大陆泛起的尊毛热的节拍起舞"
"共产党的孤臣孽子"，"心术不正，别有所图"。
"躲在美国，安逸了四十年，不知他的那颗爱国心藏到那里去了？"
"摇身一变，巴结上大陆官方的权势人物，成了爱国侨领，充当打手，向主子邀功
" "靠给中共权势人物吹喇叭，抬轿子，分一杯羹。"
"他的父母若是地下有知，真不知该对这样的不肖子孙作何感想"
"暗藏贬邓的祸心"
"到处吹捧江泽民，炫耀他与江总的特殊关系"
"巴结献媚，得到了恩宠，被赏赐了一个全球反独促统会会长的头衔"
"不知自重，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年轻女记者推推搡
搡，上演了一出打闹剧。其斗志之旺盛，让人瞠目结舌" "丢人现眼""败坏了他任
教的TEMPLE大学的名声"。
"大陆官方用错了人""屁股后面尊毛的标记""选择程君复之流充当头面人物，。。
请中共当政者三思。"

高同程素不相识，一篇文章，辱骂、诬蔑、诋毁、构陷、挑拨、扣帽子，无所不用其极，人身攻击到了这样地步，是能允许在大众的传媒发表的吗？

为什么高文谦实行如此低劣的人身攻击呢？高的说法，是因为程"指名道姓找上门来"，"来而不往非君子之道"。也就是说，程攻击了高，高就可以攻击程。程君复的文章是回答朱学渊的，除了一起始解释为什么当时指责高文谦"胡言乱语"说："当高文谦谈及毛主席饿死了如许多的中国人比德国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时代杀死的人还多，这就是'胡言乱语'，把毛主席与希特勒相提并论，是太恶毒、太无知了。"除这一段外，就没有再提到高文谦的地方。这里确实有对高的指责，但只是
就高的这一段话的前提而言，并没有侮辱之意。程的文章是站在一个华侨的民族主义立场，来反驳朱学渊的"尊毛复古是在政治上帮倒忙"的论点。程所指的"一群民族败类，如台独、藏独、疆独、民运份子等汉奸、洋奴"，也是海内外的华人中相当流行的一般分类，并不是针对那一个人。程所指的几类人中，当然也不会指所有同情、赞成者都是汉奸、洋奴，而是指核心的跟着洋人走的极少数人。这种习惯讲法，语法上不严密，意思却是清楚的。而且从程的整篇文章的语气也可明
了。可是，高文谦却却以程的文章是攻击他为题，指名道姓实行人身攻击，每一段都是点程的名字谩骂。也许，高将程所指责的几类人解释为成为对他的攻击；也许，高文谦的辩论方式就是如此。但，无论如何，将朱、程、高的三篇文章摆出来对比，高以文章来肆意辱骂个人，是有目共睹的。

多维时报需维持报格

一个人能用这样的言语来写文章，那也没有什么理可讲的了。但是，文章一朝发表，就变成大众之事。这就需要一定的规范，正像一个社区中人和人在公共场所的交往，也有一定的规范一样。否则，比赛拳头大、嘴巴凶，就是流氓世界了。文章是通过报纸发表的，报纸是要对公众负责的，对于出格的文章，报纸应该维持报格，对人身攻击的文章加以限制。高文谦的这篇文章是太过分了，作为华人社区的传媒，刊登出此文的《多维时报》应该检讨，并要做到避免再出现侮辱个人的文章。这是我对《多维时报》提的一点意见。

二、对反毛言论的批驳

现在回到主题，即对毛泽东的评价。像毛泽东这样的一位历史人物，产生于全世界人口第一的中国，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可能用一件事情或一个角度来衡量的。我在这里，仅谈两点，一是对程君复所说的"胡言乱语"稍作修正，对反毛者的"为民请命"提出批驳；再则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毛的贡献。

“胡言乱语“应修正为”胡言汉语“

反毛者一开口，就是"毛泽东杀人几千万"，要为被害的几千万苍生向毛泽东讨还公道。程君复听不进，说这是"胡言乱语"。我说，需要修正。"胡言"是十分准确，乱语意思有，但不完全，最好改说成"汉语"。"胡"是洋人，"汉"是汉人，"胡言汉语"就是洋人鼓吹的，汉人就跟着应和。攻击毛泽东的两大"罪证"，一个是李志绥的"回忆录"，毛泽东被描述为淫乱独裁的暴君；一个就是这个"毛泽东害死了三、四千万中国人"。这两件事，正好都是典型的"胡言汉语"。也就是说，都是首先出现在华人的圈子里，找不到销路，可是一旦被洋人看中了，一下身价百倍，就变成了了不起的"史实"。

先说李志绥的书，他的初稿拿到台湾的联经出版社和美国普林斯顿的余英时那里，都看不出"历史价值"。联经出版社出价几千美元；余英时则认为不适当而加以拒绝。但是，美国的出版巨子兰灯出版社的编辑Epstein却看中了其"利用价值"，由两个洋人中国专家：黎安友（AndrewNathan）和AnnThurston加以"注释"、"编辑"，花了两年时间来个改头换面大包装，找了大教授大权威推荐，在美国的主流杂志和报纸头版头条登载。一本集臆造、抄袭之大成的杰作出笼。其中的漏洞百出，编造离谱，乃至伪造痕迹处处。一个保健医生摇身一变，成了毛知心的倾述对像，"揭发"出毛的荒淫无道。我们在美国的一些朋友，发表了中、英文的公开信和揭发的文章指出此书伪造的种种漏洞。公开信发表后，中国在毛泽东身边的人员包括汪东兴在内，以及海内外的知名人士曹禺等又发出一封公开信，指斥李书和李本人。再之后，又引发了林克（毛泽东的秘书）、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徐涛（中南海的医生）合写的的《历史的真实》，批驳李书的胡说。后来，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王力、戚本禹（毛在文革初期的笔杆子）也都说这是一眼就
可看出的伪造。但是，这样一本反毛反共反华著作，除了黄色的低级描述外，没有任何一点新的历史材料的拙劣伪造，在那么多熟习毛、接近毛的人出面反驳之下，当初不屑出版李的"回忆录"的余英时，却改变初衷，也热烈歌颂李书的历史价值。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定案下，反毛的华人替李书声嘶力竭地叫好。这就是"胡言汉语"。

现在，再来看所谓的"毛泽东杀人数千万"。凡经过蒋介石、蒋经国时代的人，对今天民运份子叫嚷毛泽东带给中国人空前灾难，民不聊生的种种指控，一点新鲜的感觉都没有，觉得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国民党时代的"匪情研究"。奇怪得很，不但咒骂"毛共"的内容相同，提出的罪状也没有一个不是国民党反共宣传中已经讲过的，而且连语气、声调都相象。历史也真会作弄人，被扔进垃圾堆去的蒋家，居然有了反毛反共的衣钵传人。 "毛共杀人三千万"就是当年蒋家国民党反毛反共的一项主要宣传，台湾将国共内战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凡是同中共有关的事件，都列出了"共匪杀人"的统计数字，加在一起，超过了三千万。

但无论国民党如何宣传，基本上无人重视，因为国民党的信用扫地。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又从中国的统计年鉴上，找到了"证据"，提出了"大跃进年代饿死了三千万人"。同李志绥的书一样，洋人一看中，身价就百倍。于是，西方的中国通和主流媒体，又将这个"发现"判定为共产党中国历史的史料。从此以后，我们只要看西方所有的媒体、学者、政客，有机会一定要说"大跃进年代饿死了三千万"，似乎是不争的事实了。一如既往，只要有了"胡言"，就有"汉语"。在华人中，"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万"高唱入云。于是蒋家国民党的"毛共杀人三千万"又得到再生，民运反毛份子接过了棒，叫嚷着"毛泽东杀害三千万人"。当然，同过去的国民党统计方法一样，再加上土改、文革，毛泽东杀害了就不止三千万，是四千万、五千万了。 "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个说法，正像李志绥的书一样，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打蛇打头，真正最应该驳斥的对象不是"汉语"叫嚷的华人，而是发号司令的"胡言"者，即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者。这需要我们华人的共同声讨。

在这里，我只简单说两点：第一，这是一个数字高达几千万人的推断，而且是一个具有明显政治目的的推断，如果拿不出严谨可靠的证明，就是假的，不足信的。第二，现在所谓公认的"饿死三千万"的推论，资料任意取舍，推断采取跳跃方式，既不可靠，又不严谨。没有任何人否认在1959到1961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有人饿死，甚至相当严重，如河南信阳就是被一再引用的例子。也没有人否认那个时候，有吃观音土、野菜充饥，相当多的人营养不良。缺粮的地区，人民的处境是相当苦的。但是，就因此得出饿死了三千万？有些问题上，常识比专家更可靠。特别是统计分析时，玩弄数字游戏的专家，比起日常生活中的直观和常识还离谱得多。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就统计数学而言，常识中的取样，有时比专家的取样，更能反映研究对象的分布状态，作出的判断是经过平均后的结果，而专家就可能受偏见左右。

从常识看，当时约六亿半人口中，要是饿死了三千万，每二十人就饿死一人，这岂不是饿殍遍地，惨不忍睹的画面。真的严重到这个地步，那灾区大逃荒、大流民、大乞讨的场面是不可能隐瞒的，全国上下都应该知道。事实上，从当时所有的资料，包括生活在当时的人的经验和官方、民间的全部记载、记录资料，都得不出哪怕是再轻微几倍的感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关于大跃进的叙述或数字，几乎全是事件已经发生了三十年之后的再制品。西方的论断，唯一的根据是：1982年的统计年鉴上的人口数字，在三年灾害时下凹，就采取自设的预期值减去现有值，得出了三千万。这三千万人口的"减少"是发生在饥荒时代，所以，减少的人都是饿死的。于是，"人口减少三千万"，就变成了"饿死三千万"。三年灾害正是大跃进时期，因此又得出了"大跃进时期饿死三千万人"；当时中共自己都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以，变成了"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万人"；大跃进是毛泽东所发动的，这就变成了"毛泽东害死了三千万"。

因素导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来自不愿生育和生育困难，死亡率上升来自老弱、婴儿死亡率的增加，婴儿流产，婴儿养不活的机会大了，老弱病的抵抗力差，活得短了。另外，还有同饥饿不相关的其他原因。就常情判断，生育减少和婴儿流产比重高。无论如何，这与路有饿殍的惨景，不是一回事。所以，即使有当年的出生和死亡的绝对准确数字，也只能用以论断死亡率和出生率的增减，连判断其中有多少人是不正常死亡就已经不科学、不恰当，讲成是饿死，那就是信口胡言，是文化帝国主义者背离基本学术标准的谰言。

至于到底有多少饿死的人呢？绝对不多，而且大略的数字并不难估计。只要将当时党内地方向中央以及地方下级向上级上报的有关饿死的数字作为基础，再考虑遗漏的合理误差，就可以得出一个范围。这个数字，比任何其他方式都可靠，因为中国的制度是共产党自上至下的全面领导，中央要总集全国的信息，制定政策、计划等等，再层层下达、层层执行，又层层自下反馈。只要重大事件，例如饿死了相当多的人，下级一定要向上级报告，汇编成简报，直到中央。我们可以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材料中看到，有关饿死人的报告，是有传达到中央的。

我们所听到的死亡严重地区，也都是从中央的文件材料中获知的。中央和地方的文件、简报中的饿死人总数一定不会很多，因为国内的部分研究者有渠道查看内部文件，中国政府也作过对大跃进的调查。有案可考的死人事件，应该都披露出来了。如果数目吓人，老早就被右派被西方大肆渲染了。当然，总有报多、报少乃至不向上报。对这个误差的估计，通过一个合理的上报分析模式并不难达到。这些都可以作。但可以断言的，饿死的人绝对不多。

1、饿死三千万是文化帝国主义者的胡说


这是什么"学术研究"、"历史考证"？首先，是数据的不可靠。整个命题的唯一资料，就是1982年的统计年鉴。1982年距离大跃进时期已过了二十年，官方正在非毛和毛时代的大运动，包括大跃进在内。中国的统计数字大概还要多加上一个政治因素。总之，隔了如此长时间，编出的过去统计数字从那里来的？没有详细的说明，我们无从知道。统计研究的出发点是数据。数据的来源是什么，有多大的可靠性？原始数据有多大的误差？根据此才可以进一步的统计推算。让我们考查
年鉴的人口统计。在1949到1982年中国仅作过三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1953，1964和1982。1953年的一次，非常粗略，1964补充一些，1982的才比较细。也就是说，在三年灾害时期，根本没有作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数字不是直接调查，而是根据其他相关的数据和1953、1964、1982年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上其他参考数据推算出来。

人口普查很难准确。即使以今天如此发达的美国来看，人口普查的结果，都有好几个百分点的误差，而且每次都被指责为失实，打更正的官司。以中国当时的条件和统计学的不发达，误差肯定更大。上下2。5个百分点的不准确性，就有5个百分点的人口差距，就已经超过三千万人了。而大跃进年代的人口数字，根本不是当年的普查，而是用十年、二十年间隔的二手、三手，乃至任意插值的方法得出的数据，从原始的误差，经过推算的误差就很可能过高，太过粗略，结论就失去量的意义，只能看出趋势和多年的平均数。

而更可能的是，推算公式中，已经先加进了对大跃进时期的人为偏向。总之，除非能确定数字产生的方式，以及此一方式和原始数据的误差范围，算出最后推导出的数字的误差范围，看上下限有多大，才能决定当年人口的上、下限。上、下限过宽，人口的推断可靠性就很低。数字产生的方式都不知道，根据常识性的推测，大跃进年代人口数字的可能误差是相当大的，就这样的数据，作出死多少人的论断没有丝毫意义。

大跃进时期的人口当然是相对其他年分减少了，但是，这个减少，并不是什么饿死，而是出生的人少了，死亡的人多了。生活困难、营养不良等因素导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来自不愿生育和生育困难，死亡率上升来自老弱、婴儿死亡率的增加，婴儿流产，婴儿养不活的机会大了，老弱病的抵抗力差，活得短了。另外，还有同饥饿不相关的其他原因。就常情判断，生育减少和婴儿流产比重高。无论如何，这与路有饿殍的惨景，不是一回事。所以，即使有当年的出生和死亡的绝对准确数字，也只能用以论断死亡率和出生率的增减，连判断其中有多少人是不正常死亡就已经不科学、不恰当，讲成是饿死，那就是信口胡言，是文化帝国主义者背离基本学术标准的谰言。

至于到底有多少饿死的人呢？绝对不多，而且大略的数字并不难估计。只要将当时党内地方向中央以及地方下级向上级上报的有关饿死的数字作为基础，再考虑遗漏的合理误差，就可以得出一个范围。这个数字，比任何其他方式都可靠，因为中国的制度是共产党自上至下的全面领导，中央要总集全国的信息，制定政策、计划等等，再层层下达、层层执行，又层层自下反馈。只要重大事件，例如饿死了相当多的人，下级一定要向上级报告，汇编成简报，直到中央。我们可以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材料中看到，有关饿死人的报告，是有传达到中央的。我们所听到的死亡严重地区，也都是从中央的文件材料中获知的。

中央和地方的文件、简报中的饿死人总数一定不会很多，因为国内的部分研究者有渠道查看内部文件，中国政府也作过对大跃进的调查。有案可考的死人事件，应该都披露出来了。如果数目吓人，老早就被右派被西方大肆渲染了。当然，总有报多、报少乃至不向上报。对这个误差的估计，通过一个合理的上报分析模式并不难达到。这些都可以作。但可以断言的，饿死的人绝对不多。

2、将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说成是毛泽东害死的，更是无稽。
天灾也能算害死？反毛者会说：中共自己都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随便拿一句话，就可以作论证、定罪魁祸首？一句官腔也可以作为数据分析根据？靠一句话定历史公案？三年自然灾害是假的？大跃进的人为错误到底怎么加重了灾情？有多严重？由谁负责，都搞不清楚，反正全是毛泽东的错，是他发起的。这种讲法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发生了严重灾害，其中又同时赶上大跃进，影响了农村劳动力，以及其他一些影响，增加了灾情。毛泽东和共产党要承担责任。但承担加重灾情错误的责任同害死人是两码子事，中国自此以后，对官员人为造成的灾害死亡事件一定从重处理，并头等重视防洪抗旱，保证粮食的生产等，都是负责的做法。

在共产党统治下，共产党作的错事要承担，做的好事也有功劳。 须知道，中国的农民也更多这样的说法：正是有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所以在如此严重的连续三年灾害时，我们还撑过来了，否则真的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这比所谓的"害死三千万人"要有道理得多。中国的制度，国家一直掌握全国的粮食供求总数。不足数进口，还有国家的必要存粮，对缺粮区救济。大寨的出头，就是由于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天大旱人大干，不拿国家一分救济粮。国家保证住主粮，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救济，中国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才可能做到，避免了历来大饥荒年代的逃荒、饿殍遍野的惨状。

用人口统计来评定政治是非，道理很小，即使采用，也应该是人均寿命的增减。西方的"学者"就不愿意用中国处于人均寿命增长国家的前列，来称颂毛泽东的功劳。如果按照多死就是害死的逻辑，人均寿命的数字增长，就表示毛泽东和共产党活命无数、功德无量了。

3、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


靠一个数字作无限延伸，当然暴露不良居心，反映出文化帝国主义的作祟： 一个摆在面前，人所共知的例子。就是从哥仑布登陆美洲开始，到二十世纪下半世纪，北美洲的原住民，即所谓的"印第安人"，遭受种族灭绝的惨祸。美国主流历史和媒体，从来是说印第安人剥白人头皮，白人自卫。对印第安人的死亡人数，讳莫如深，非说不可，就是不过百万。整个一个喏大的、土壤最肥沃的北美洲，当地的所有原住民，在殖民者来到后，人都快绝种了，最低时只有几十万人！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研究这段时期的历史者，也作了各种统计，对北美原住民的死亡数字，少说也有五、六百万，多的从三千万到一亿。

这些数字的推算，都还是根据一些经考证的某些地区的原住民消失的人数和其他的口传、文件史料等等，采用不同的统计模式推算出来，相差很大，一般同意为数当以千万计。但是，主流历史学者和媒体，从来也不承认这样的数字，更无论在每次谈到有关原住民的问题上，提杀人千万的数字。美国的主流学者和主流媒体，在对待自己的问题和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完全采取两种标准的，这就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和大跃的死人，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一个是屠杀，一个是自然灾害和失误。

本国的历史罪行的数字缩减得离谱，媒体绝口不提，其他国家的人口问题，随便抓个资料，无限上纲，任意制造"历史"，媒体则反复报道。这就是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真正的为害性，是思想上的征服，建立起帝国言行的无上权威，果真如此，这个被侵略的民族就难以翻身了。

三、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贡献


最后，从民族再生的角度看毛泽东的贡献。

毛泽东在1949年开国典礼上说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直到今天，都让人感觉到一言九鼎，气势万钧。为什么？因为这句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如果做到了，对中华民族而言，就是起死回生。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时候，中国人民站起来已经是不争的共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小国亲、大国敬。1971年乔冠华第一次出席联合国的演讲，受到当场代表支持、赞扬的场面，在联合国是空前的。别的不说，就从欧美发达国家首脑所发表的对毛泽东的评论来看
，无人不被毛泽东的气派、识见所震慑。基辛格把毛泽东视为庞然巨物，以同毛泽东交往为莫大荣幸；尼克松在他的纪念图书馆中，有他所接触的当代政治大人物五、六人的塑像，中国就有两个，一个毛泽东，一个周恩来，而且，别人是站立，毛、周是坐着的。日本的田中首相，见到毛泽东时恭敬有加。

这个景象同1949年前的欧美日列强对中国人的蔑视，对中国国家元首的轻蔑相对照：美国的杜鲁门、史迪威称蒋介石为PEANUT；日本军阀将中国人看成贱民、中国猪。这些习惯了侵略别人的列强，种族歧视到了骨子里面的头面人物，何以前倨后恭，判若两人。当然是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毛泽东领导着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地打出自己的天下，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毛泽东曾称赞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这句话，同样可用在毛泽东自己身上。中国人民的站立，最难过的关就是如何恢复民族自尊、自信心。在民族已经被欺负到长期趴在地下头都不敢抬时，民族自卑感已经深种人心下，没有丝毫奴颜媚骨在旧社会的官界、学界中几乎是绝无仅有，这就是鲁迅的可贵之处。

但毛泽东就比鲁迅走得更远了，他以一己的毫无奴颜媚骨的精神，扩而大之，帮助全中国的人去除自卑，建立自尊、自信。这需要多大的气派，多艰巨的奋斗，多坚强的毅力。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确实做到了。所以，毛泽东的特点之一，就是一个"大"字。他的眼光、见识、心胸、志气、手笔，都是其大无比。但他可不是志大才疏，而是说到做到，因为他的"大"是立足在中华民族之大，而不是凭空乱吹。只有中国才能产生这样的超级大人物，也只有毛泽东这样的大手笔者，才可能扭转乾坤，带领中国人民重新站立起来。我们将今天世界上的民族或国家和一百年前二十世纪初期相比。民族地位唯一起了明显变化的就是中国。其他的被压民族，没有一个是真正翻身的。

两弹一星体现中国人民的站立

本文开始时提到的毛泽东110诞辰纪念会，放映了两弹一星记录片。两弹一星就是典型的毛泽东大手笔，也相当能体现中国人民是怎么站起来的。

两弹一星，过去的国民党和今天的反毛右派，又是一脉相承，说成是"要核子，不要裤子"，是不顾人民死活的黩武政策。这种话说得越多，就越显示所谓的“为民请命“的虚伪。中国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讲，当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这是志气。但是，核弹、卫星是靠花钱就那么容易搞出来的吗？发展核子、导弹是关系中国立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外，突破了美、苏的核威胁、核讹诈，建立国家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地位；对内，不仅关系国防建设，而且关系整个工业建设的大布局，并建立中国自己的科技大军。

核弹和导弹卫星，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和工业结合的综合工业，要求物理、数学、化学、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燃料、动力、金属、加速器、电子计算机等等的全面水平和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当时的工业水平和科技水平，就条件而言，是远离要求的，如果按照常识的想法，是连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但是，就国家的国防和工业的布局而言，核弹、导弹和人造卫
星是战略的制高点，一举就可以把全局带动。只有毛泽东，有这样的眼光和这样的气慨，挥手向两弹一星进军。

很多人都听过以下的故事：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在1972年去中国时，打听中国的原子弹有没有他的同学美国人韩春参加，当听到中国方面告诉他：中国的原子弹发展，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原子弹的所有零件、材料，全是国产时，当场感动泪下。杨当然懂得制造原子弹的不易。他又经历了解放前的中国社会，知道那个时候中国的落后程度。从工业、科技那么落后的情况下，解放后十五年，就能造核弹，这是无法想像的事，而且全部国产，怎不令人感动！以中国当时的起点，两弹一星不是仅靠科技专家能搞出的，技术落后下的攻关，让中国人发展出惊人的创造能力、集体智慧和难以想像的奋战精神。两弹一星不仅搞成功，而且指标高于美苏，时间却短得多。中国人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出两弹一星，还有什么事不能干。两弹一星的发展过程，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站立起来的过程的缩影。

纪念会上放映两弹一星的纪录片时，在场的群众，无不被中国人的奋战精神所感动：这就是新中国人的面貌。最可贵的就是这个精神和志气，毛泽东所代表的就是这个精神。以下是一位参加纪念会的老华人，写给主办者的信的部分内容： "通过那次的活动，看到真实其景，中国"两弹一星"的艰苦试验成功，我想如果没有毛主席和当时中国领导阶层和中国人民的智慧，不畏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压力，没有自强不息、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不可能战胜的。我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感觉到很自豪和高兴。"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代表了毛泽东时代。


董庆圆 2004年3月15日 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