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与企业管理

日本社会与企业管理
日本社会与企业管理
　　日本的政府始终是由自民党议员占过半数所以被认为是世界上少见的稳定政权。尽管有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这些响当当的对立政党，但却丝毫不见政权过渡到在野党的迹象。甚至让人怀疑，在野党只不过徒有虚名，一党独裁的统治才是实质。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是得到了广大国民的支持，但执政的自民党虽立一块牌子，其实质却是多党派的联合体。多时达八九个派系，现在分成五派，每派都有自己的老板。老板相貌各异，其意见也不同，其徒党也旗帜鲜明。在选举时也是表面上作为自民党公认、自民党推荐，貌似一个统一的党派，但其实出马竞选前已经明确了谁属于哪一派。哪一派的老板都处心积虑于如何让自己派多一个人当选，为选举战开展得力，既帮助争取公认，又对该派系的资金补助毫不含糊。年终则由各派老板分配各自的政治资金，美其名曰“年糕钱”来确认内部团结。因此若在其他国家本应分成几个少数党，但在日本却是一个政党。如果分裂恐怕哪个派的老板都难以当政，因为各打各的算盘使互相牵就的保守联合得以延绵不断。当时每次出任总理的派系和对成立内阁有功的派系在内阁中形成主，并占据阁僚中大半的要职，但在这种情况下，反主流派也必然分得几个职位，这已成为不成文的规矩。
　　　　凡志向政治家的人谁都想当大臣，当上大臣下次选举就轻松得多，而且可以为选区带来好处，评功摆好，所以大臣的交椅在哪里都是最抢手的。新内阁一成立，便对每一个派分配名额，协调派系想推选的人和总理想要任职的人非到最后不见分晓。因为大臣就像女儿节祭坛上的摆设，其实可有可无。
　　日本的内阁人事从不讲究因人善用，但却都能胜任，这恰恰暴露了政府本身没发挥什么作用。派系势力越大，在推选总理时发言权就越大。当然哪一派都想发展壮大，为此不遗余力。大派系当然人数也多，当大臣轮得就慢。而小派系尽管人数少，但能分配到的大臣职位也少，所以当大臣轮得也慢。
政治家是二流人物
　　谁当大臣都干得下去是日本政府机构的特色。这既说明官僚得力，又说明有没有这个班子日本国本身都在“上帝看不见的手”诱导下顺利运营着。像日本这样政府作用有限的国家实在少见。日本政府对外国人或外来者（包括进口产品）横眉立目，但对本国人却富于奉献精神。很难说在哪儿怎么发生的变异，总之明治以来官尊民卑的风气随着战败和美国人的占领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也许按教科书不走样地接受了民主、并付诸实施的优等生应该是日本人。本来日本人很擅长服务业，政府机关也不例外。连区公所外国人登记处的人对客人也是满面春风，要是没有视外国人为眼中钉的人国管理法，不知会给外国人多好的印象呢，甚至让人觉得怕外国人蜂拥而至而故意强制按指纹损害自己的形象。连申请居民登记的窗口、税务署的窗口待客都彬彬有礼，在外国少见。因为国民是主人翁，政府靠国民纳税运营，这样的想法一定深入人心。这一点自上而下做得十分彻底。或者说越往上做得越彻底。次官比局长、大臣比次官更像“熟透了、耷拉下头的稻穗”。其原因即，高级官僚的下一站或到民间企业任职、或当政治家，而经过长年奋斗才如愿以偿的现职大臣更加痛感如果在下次选举中得不到选民支持，恰似“猴子从树上掉下来还是猴子，议员落选就是平民百姓”的真理。要想当大臣，除了个别例外以外，唯有当国会议员。如今要在选举中当选需要5 亿到10 亿日元资金是公开的秘密。如此巨资个人承担不起，但国情又不允许公开行贿，所以只能找后台。而后台只能是产业界，选票只能依靠组织，无论走到哪都要求人，选举一开始对电线杆求情的漫画便跃然纸上。在日本着上去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内阁总理大臣、而是产业界的头头们掌握着国家命运。
日本政府徒劳无益
　　人，生来有的是政治家的材料，有的不是。也有的什么都干干，结果发现自己更适于做政治家而中途转舵的。但也有的是干一番事业有了钱后，为了图个名而当上政治家的。但在日本最多的政治家与美国不同是那些官僚出身的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便无法理解日本政府为什么会有劲儿使不上。美国的政治家和高级官僚大抵是民间人士出身。在这之前是做公司的社长或律师的这批人，出于为国和虚荣心各半的动机，要么做长官，要么做议员。所以尽量使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反映在政策上，答应的便致力忖诸实践。这些美国人和日本的总理大臣、各省大臣以及高级官僚谈判，达成协议，于是便自认为谈判走上了轨道。但半年过去，一年过去了却毫无反应。这种事反复几次便会不耐烦起来，觉得日本人撤谎。但是让我说，那是因为美国人不了解日本政府的形成。
　　日本国会议员除了在野党的大半和执政党的一部分外，几乎都是官僚出身。因为官僚有严格规定要退休，为后辈让路，所以如果爬到次官或局长的最高峰，无论在哪个省都可以到民间企业或会社公团第一把交椅，抑或参加竞选当国会议员，只有两条路供选择。大多数退休者选择安逸的下凡之路，而野心勃勃的官僚则选择从政。日本的选举也不例外，开销过大，靠个人经济能力望尘莫及，但是老天作美，只要执政党出面打个招呼，既有人提供资金，渗透到各地的官僚组织和其管辖下的业界团体又能动员其组织和团体，当选概率极高。因此，国会议员这个位置是官僚退休后很有希望的落脚点之一。其结果，相当一部分官僚出身者占据了这个位置。所以，官僚的所作所为本身表现出向政界的渗透。而在日本到处流传着“有行政无政治”的说法不无道理。
　　日本官僚机构的高级职位都是东大出身者盘据着。即使不是东大毕业，也都是在大学成绩出类拔萃的。所以思维敏捷，其行政能力也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但却闭关自守在政府机关里，没有社会实践的机会，所以有不通世事的缺点。从大学直接进政府，又直接进入国会，当然把官僚的优、缺点都直接带进了国会。因此和日本政治家谈判时，如果不做好和官僚打交道的准备就会手足无措。
大包大揽是时代错误
　　动物和植物无一例外，只要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和时代的变化，便要走向灭绝。恐怕人和国家也不例外。在外国人看来，日本的政治家抓不住、摸不着，让人捉摸不透。尽管如此，以MITT（通产省）为代表的日本官厅众志成城，却令人瞠目。日本官厅对于日本产业界就像一只母鸡。确实，当日本产业界还很薄弱不足以战胜国际竞争的时代，日本官厅的母鸡作用非凡。至少在防范外敌对鸡雏的袭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雏已成鸡后，母鸡仍然拘泥自己的作用，还想一如既往带着鸡雏集体行动，小鸡便很难独立，就像离不开母亲的年轻人一样弱不禁风。究其原因，是日本官厅的大包大揽的风气所致。当产业界整个处于需要保护的环境时还行得通，但如今鸡雏长成雄鹰般性格仍想喂养，这种保护过度不仅显眼，而且连国民部觉得过分。说实在的大藏省比通产省，运输省和农林水产省比大藏省更需要洗脑筋，多半这也是与其管辖范围跨越国际程度成正比的。最近围绕大米自由化国内外哗然，但聆听主管日本国内稻米生产的农林水产省课（处）长或局长的主张，完全是前后矛盾，给人的突出印象是“靠这些人已经不能适应时代了”。有趣的是，到昨天还不在其位的政治家一上任农林水产大臣，便从这一天开始作农林水产省的代言人，伊然百年前就在其位生根的植物，干着老本行――大包大揽。如此怪现象当解释为“政治家别威风，说你是政治家，你不过是官僚的变种”。如此这般，各省各守自己的城池，苦心经营。在城内好过，出了城的企业却成了牺牲品。因为日元与美元比价不能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出口便会遇到障碍；而要使出口顺利必须增加进口保持贸易平衡。尽管如此，各省却唯我独尊，寸步不让，使贸易出现单向黑字，日元坚挺几乎使好容易长大的鸡被活埋在城里。在日本国内无法生存的企业先后逃到国外，其原因即大包大揽惯了的政府根本不想知道鸡雏已长大了。
海外扩张标志着日本的繁荣到头
　　从日本人做买卖的方式和日本政府的性格看，围绕日本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出口厂家的环境十分严峻。如前所述，日本的企业为保证在对象国的销售比例，尝试了在当地建厂生产，开始时是为了躲过关税壁垒和进口限制，而且这样从成本上看也有利。但是随着日元升值，在国内生产本身已无法纳入经营核算。所以今天日本企业是为了求生存被迫不顾一切地冲向海外。
　　二百年前，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写道：对地租劳务费征税可以，但对利润不要征税，用今天的眼光看虽然有些奇怪，但据斯密说对利润的征税最终必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当税赋加重仍能转嫁给消费者期间不成问题，但如不能转嫁了资本便会从这个国家外流。对土地加税再重，人们也不可能扛着它外逃，但资本则不然，一旦无利可图便会毫无顾及地外流。在资本集中的地方增加了就业，也增加了交易，城市自然繁荣。相反，资本外流则产业衰退，就业机会减少，国家就会衰微。这就是经济原则，不能有侥幸心理。从这个视角看，如果由于日元升值使企业不顾一切地外流，日本的全盛期将很快到头。对日本人来说事关重大，但如果站在只日本一家繁荣欠公正的立场则无关紧要。
日本仍外强中不干
　　由于日元升值，在日本国内生产无法进行成本核算的企业接二连三地将工厂转移到海外。在海外投资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不出十年功夫该搬家的企业将几乎都搬到国外，使日本企业的生产据点遍布全世界。从资源国进口原料在日本生产加工，再运到消费国，这是由于日本人偶然被关闭在日本国内，既然日本人可以到世界上任何角落，而且外国也欢迎，则侧重原料的加工业到资源国去生产，接近成品的加工业到消费国生产，既降低成本，又有益于防止贸易收支失衡。可以说这样做更符合时代的要求，所以，一度集中在日本的工业生产不久将扩散到全世界。这样自然不错，但却引起一些人的担心：日本的生产事业如此大举外流，难道国内不会唱“空城计”？在国内原来生产的部分转移到海外，生产便会相应减少，就业也会减少。在以炼钢、造船闻名的城市四处张贴着裁员或再就业指导的传单常有耳闻，如从前的铁板焊接工干上了花匠，曾在高炉旁作业的人干起了跑堂等等。原来的钢铁、造船城工作机会减少，到工人手里的钱当然减少，商店街冷冷清清。外国人以为在世界上只有日本生意好，只有日本人福乐无穷，孰不知日本也有难唱曲。然而，日本国内果真要唱空城计吗？日本人因此一蹶不振吗？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日本的新闻媒介爱煽动危机感，日本人本身也因有危机感而能严肃对待事态，事情好办。在石油冲击后，也因为国内一触即发的危机感而成功地实现了节能和自动化，大大降低了成本，建立起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体制。所以随着日元升值，在国内生产困难的领域便开始向海外大迁移。那么，空洞部分由什么来填补呢？经济是不喜欢真空状态的，所以空洞化过程越快，填补空洞的动向也越快。首先可以举出那些不受日元升值影响的内向型产业，其次就是非日本不可、今后仍有生命力的高科技商品领域，最后是那些即使日元升值也能克服井立于不败之地的成长产业领域。半导体相关产业就属于最后这个领域。美国以日本违反了半导体协定为由，对日本进口的电子仪器征收罚款性质的进口税，但是这正说明尽管美元屡次贬值起点一变再变，美国确实实力已不支，不能在同一场地对等角逐了。
尖端产业 令人生惧　　以计算机业界堪称巨人的IBM 为对手奋战的王安电脑公司创始人王安找我帮他翻译自传《教训》（日文名《以简单取胜之战略》宝石社刊行）。王安社长创办的公司如今号称年营业额30 亿美元、从业人员3 万人的大公司，但在1951 年创建当时只有一间月租金为70 美元的简陋办公室，全部资本只有银行里存的600 美元。王安生于1920 年，战争期间在上海租界的交通大学求学，在战争快结束的1945 年5 月作为技术见习生受重庆政府派遣，翻过喜马拉雅山脉，经加尔各答赴美，求学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毕业后，曾一度在加拿大就业，因有所恩而返母校计算机研究所从事研究，在这一期间萌发应用数控电路磁气的磁心存储器的念头，正是在这个计算机存储器的基本理念基础上产生了无数应用产品。一读王安自传可知，1948 年他就职哈佛大学计算机研究所当时计算机还相当原始，甚至是否实用都是未知数。正因为如此，哈佛大学才建立了研究所。当它进入实用阶段，知道对赚钱有帮助时，哈佛大学便关闭了电子计算机研究所。由此可见，计算机的实际应用史还不到半个世纪，但一经走上商业轨道，又是以多么迅猛的速度成长，成为产业界佼佼者的。毫无疑问，美国在这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欧洲各国却落在了后头，日本则紧跟在美国之后致力于研究开发和商品化。美国人认为自己领先，所以不想承认日本人付出的努力。王安指出：“现在，对于以我公司为首的其他尖端技术企业来说，存在着比1BM 公司更可怕的东西。不，即使1BM 公司也为之生惧。那就是日本。我并非指日本的特定企业。日本这个国家是一种威胁。因为日本的经济实力不是依靠日本企业的能量，而是与日本政府的政策有关。目睹日本的经济扩张并接触实际，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即，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接受任何教训。它不去抑制帝国主义的野心，而仅仅将战场转移到经济界企图征服世界。”
对于日本人这是意料之外的，但日本人应该知道换一种角度见解居然如此不同。
民间活力被误认为政府的力量
　　对美国的尖端产业来说当今最大的威胁是日本。但是正面出击却又感到左右为难，虽然对于互相敌对的同业界来说不无日本势力可憎的焦虑，但对于进口半导体的厂家来说，议价维持、日本造IC 价格高居不下、限制进口完全帮了倒忙。
　　决定议价本身本来就违背自由竞争原则。如果定价在美国厂家不受损失的范围，美国厂家也许可以得到喘息之机，但同时也是为日本人保障了剩余利润。同时如果限制数量，等于鼓励日本企业去贿赂美国企业。作为日本厂家，在美国本上向美国当地企业挑战更直截了当。富士通买断某企业即是典型例子，美国国防部出面阻止，与其说是国防上的理由，毋宁说是对日本人不快感升级的表现。因为某企业的大股东原是法国企业，不能说法国人就保险，俞日本人不行。在美国人眼里，日本人于什么都好象“unfair”。unfair 应译成“不公平”，但译成“不正当”才更有实感。自由竞争原理是美国人建国以来一直信奉的原理，因此让日本自由进口汽车，但同时要求日本自由进口大米、牛肉、柑橘。而日本的官僚则“因为进口大米有种种障碍十分困难，宁愿自主限制出口汽车”，故召集厂家，将每年出口限制在230 万辆。这种事在自由竞争原理起作用的国家难以想像，所以美国人在震惊的同时，深信日本政府统制着产业界。所以才导致上述王安的批判：“不去抑制帝国主义的野心，而只是将战场转移到经济界企图征服世界。”
　　日本的各个业界都有负责行政的政府官员，一旦发生问题便召集业界代表进行所谓的行政指导。仅就这方面来看似乎政府一呼百应，业界秩序井然，但实际上对行政指导心怀不满的业界比比皆是，相信行政领导本身是产业发展绊脚石的企业家也有不少。因此将日本企业经营者的活力误认为政府的领导能力就会造成对日本人评价的失误。尤其日本的大多数官厅和自卫队一样，对国内有强烈的山头主义意识，但跨出国门一步便毫无威慑力了，所以在本。国版图一对一进行经济战争中美国如果再失败，那就是真正败北了。
小改小革 大推大销
　　遗憾的是，日本在国际性经济战争中处于优势井非由于日本政府领导得力。一只有不了解日本内部情况的外国人过高评价日本政府，一其实政府机关的影响力并不那么强，况且形成日本国的单位既不是国家也不是个人。勉强说是各个群体，在经济领域企业是最基层单位。企业既是生产单位又是销售单位，因此如果日本的竞争力卓荦冠群，那是由于日本企业的形成优于其他国家的企业。
　　外国人常说日本人没有自己的东西。确实，在研制计算机上美国人也略胜一筹；汽车也曾是美国的独角戏。这些渐渐被日本赶上是由于进入商品开发阶段后日本人更胜一筹，更具有想消费者所想、发掘潜在需求的天赋。例如，美国人造大型卡车，日本就造2 吨卡车填补美国市场的空档。当美国人造耗油量大的大型轿车期间，日本人则以中小型轿车在美国建起了新汽车市场。如果认为体格高大的人不用大车不称心，那是错误的，人们常见大汉携弱女子同行。雷诺和菲亚特小型车早已问世，从这种坐进去都费劲的车里出来的大都是膀大腰圆的大汉。由此可见人的嗜好，身体大小并非成比例。
　　也许井非深培这种心理，但日本人在廉价制造小巧玲珑、维持费低廉的商品上毕竟发挥了特殊才能。汽车体积小，立体放声机小，计算器也小，因为太小了不适合于高龄化社会的需要，于是又退回到大计算器，报纸的字号和电视尺寸也上去了。看到什么都想把它改造成比实物小巧的思维方式给日本人带来了许多生意。按理说尺寸小价钱应该便宜，但生活富裕起来后，似乎更看重使尺寸缩小的技术，而不是材料费，所以造得越小附加值越高，价钱卖得越贵。类似收音机、电视机之类大部分商品都如此，即日本人向世界上最薄的手表、最小的电视机发起挑战。其起源是在米粒上刻《百人一首》（传说由藤原定家汇集的和歌选，作品由一百名诗人的代表作组成）。这本来是中国的技术，然而引进这种技术后转眼使之变成日本人的绝活，这也应该称之为日本人的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