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瓦岗重将

在演义中，瓦岗军有一名妖道型军师，此人能掐会算，诡计多端，是主犯中的主犯，徐茂公是也。演义中的人物绝大多数是由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加工而成，添枝加叶而已，例如秦叔宝、程咬金。这个徐茂公是个大例外，他的形象是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在演义里，如果他的原形有机会看到演义，只怕会去起诉侵犯姓名权――除了名字一样，其他全部被篡改了。同样遭到这种不幸待遇的还有李靖，他和徐茂公都被弄成亦仙亦妖，反正不是人，与其他人物完全不在同一档次。不过这与历史也有相似之处，这二位的能力的确是同僚中最高的，是武将中的帅才，而秦叔宝等人只是将才，确实不在同一档次。
　　

这位徐茂公的历史原形就是李世绩，是唐初最杰出的将领。由于他改名的次数太多，为避免混乱，关于他的名字先要做一说明。他原名徐世绩，字懋功（与茂公同音），后来被李渊赐姓李，改名李世绩，李世民去世后，为避其名讳，又去掉了自己名字里的“世”字，改名李绩，武则天篡位时，他的孙子徐敬业起兵反抗，结果被剥夺了姓李的权利，已经去世的他又变成了徐世绩。看来当一个好臣子真是不容易，连自己的姓名都不由自主，为统一起见，我们通称他为李世绩。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东郡韦城县翟让起兵占据瓦岗（也在东郡境内），创立了瓦岗军。李世绩家住东郡卫南县，与翟让算是同乡，他立即踊跃参加了这位同乡的起义军，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戎马一生，那一年他年仅十七岁。一般来说，参加农民起义的都是些活不下去的人，象贫苦农民（杜伏威）、逃犯（李密）、家破人亡者（窦建德）之类，李世绩则不同，他家庭情况十分优裕，据记载是“家童仆，积粟数千钟”，那可以算上档次的大地主了。这个剥削阶级的坏份子居然会主动参加了农民起义，幸亏在那个时代大家还不知道阶级斗争的概念，不然他一定当场被当奸细镇压掉了。
　　

李世绩参加瓦岗军后，立即向翟让提出建议，说瓦岗军不论头领还是士卒都是东郡本地人，要在东郡发展多有不便（其实就是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在自己家乡杀人放火毕竟不太下得去手），应该谋求向外发展。与东郡相邻的荥阳郡和梁郡是水路交通要道，去那里抢劫一定很有油水。翟让采纳了他的意见，移师荥阳郡和梁郡，抢掠过往公私船舶，果然财源滚滚，军威大振，各路小贼纷纷投奔，瓦岗军在短时间里发展到上万人。
　　

这个时候李世绩的形象根本就是个抢劫集团的策划犯，不过也是无可奈何，当时的瓦岗军既没有根据地，又没有稳定的粮食和财物来源，要想自保并谋求发展，也只有靠抢劫为生了。所谓农民起义在官方的历史记载中一律被蔑称为“盗”、“贼”、“匪”，实在也不能算太冤枉。也许从这里也能分析出李世绩一个地主子弟为什么主动参加农民起义，既然瓦岗军必然要靠掳掠为生，李家与瓦岗那么近，被瓦岗军跑来杀人放火的风险当然很大，既打不过，又跑不掉，那就不如参加进去，当加害者总比当受害者好。不过使嫁祸东吴这招，似乎是有些对不起荥阳郡和梁郡的父老乡亲了。
　　

幸亏不久以后李密投奔了瓦岗军，李世绩才避免了当一辈子抢劫份子的厄运。李密的见地毕竟比李世绩又高了一筹，他向翟让指出，如果只靠抢掠而不建立巩固的根基，一旦遇到强敌，必然顷刻崩溃，荥阳地方富庶，又有大量存粮，应该尽快攻克荥阳一带，建立瓦岗军的根据地。于是翟让率军大举进攻荥阳，开始了瓦岗军从地方盗匪向天下雄师的战略转变，李世绩也从强盗头子转型为起义军大将。
　　

瓦岗军进军十分顺利，十一月，翟让、李密、李世绩、王伯当各部在荥阳大海寺以埋伏计击杀隋朝著名勇将，瓦岗军的老对手张须陀。十三年二月，瓦岗军攻克隋朝战略储备粮仓兴洛仓，并击溃前来镇压的隋军刘长恭部。瓦岗军开仓放粮，四方投奔者不绝如流，军力迅速膨胀到数十万人。瓦岗军的上层也在此时做了调整，翟让自动将领导权让给李密，李密自称魏公，建立了政权，国号魏。军事方面，李密自任元帅，下属最高将领为左、右武侯大将军，其中左武侯大将军是单雄信，右武侯大将军就是李世绩。
　　

接下来瓦岗军围困洛阳，与隋朝最后的主力王世充部连场大战，屡战屡胜，眼看胜利在望。遗憾的是，政治家的本性大多是可以同患难，不可共富贵，来自敌人的威胁一旦降低，自己人之间就为怎么分鸭子（那鸭子还在天上飞呢）动起手来。内部矛盾来自李密与翟让的尴尬关系，按照对外宣传，二人是无比亲密的战友，翟让辅佐李密就象“伊尹之佐成汤，萧何之辅高帝”（李密讨杨广檄），其实真正的情况是李密的部下劝李密去杀翟让，翟让的部下劝翟让去杀李密。翟让的志向不在天下，只是求存身，不然也不会把瓦岗军让给李密，而李密就是个合格的政治家，为争天下一切障碍必须排除，因此最后的结果是李密先下手为强，于十三年十一月火并了翟让。火并的手段十分老套，李密派人请翟让到自己营中吃饭，帐下埋伏刀斧手若干，一个信号，刀斧手一拥而出，将翟让乱刀砍死。
　　

在这场火并中，李世绩扮演的角色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那个“池鱼”。由于李世绩和单雄信是翟让的老部下，自然被视为翟党，鸿门宴的请柬李和单也收到了一份。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刀斧手冲出时，李、单二人的反应均十分迅速，李跳起来冲门而出，单则选择立刻投降。事实证明单的判断比李准确得多，李密不可能没在门外设埋伏，逃出去只是落入另一个陷阱，既然反抗和逃走都不可能，立刻表明顺从就是最明智的选择。没看出这一点的李世绩刚冲出门就被埋伏在门外的刀斧手一刀砍在头上，重伤倒地。刀斧手还想继续，关键时候王伯当追出来喝令住手，李世绩这才没有英年早逝。
　　

救李世绩一命的除了他与同僚良好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他的才能和他的军权，李是瓦岗屈指可数的大将，又得军心，对天下又没有野心，这么好的工具，毁掉了未免可惜。推测李密一开始就没打算伤害单、李这两位大将，而是想将他们收为己用，李世绩的受伤实在是他自己的过激行动造成的。而李受伤正好给了李密一个收买人心的机会，李密立刻拿着急救包跑出来，亲自为李世绩包扎伤口，关怀之情溢于颜表，至于其中多少是真情多少是假意就无法分析了。当此之时，归顺李密是唯一的选择，李世绩也就不再抗拒。
　　

完成了“安内”的工作，李密得以集中精力“攘外”，加紧围攻洛阳。然而好事多磨，大业十四年（唐武德元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杨广，率领隋朝最精锐的十余万“骁果”北上返回长安。六月，宇文军到达洛阳附近，李密自然不会给宇文让路，结果两军大打出手。宇文最大的麻烦是缺少军粮，因此把重点进攻对象放在了瓦岗军的黎阳仓。黎阳仓在河北汲郡黎阳县，也是隋朝的战略储备粮仓，于大业十三年九月被李世绩攻克。瓦岗军在此开仓放粮，吸引四方豪杰，黎阳仓也随之成为瓦岗军除兴洛仓外最重要的据点，而黎阳仓的守将正是大将李世绩。
　　

眼看宇文势大，李迅速放弃黎阳县城，全军死守黎阳仓城（为保护战略粮仓，黎阳仓有自己的仓城，独立于黎阳县城），同时向李密求援。李密最大的本钱就是粮食，自然绝不肯让宇文得手，亲自领了二万精锐来援。二李成犄角之势，以烽火联络，每当宇文进攻仓城，李密便攻击宇文后军予以牵制。李世绩也积极防御，在城内挖地道，不时派敢死队从地道出击，专门破坏宇文军的攻城器械。由于二李战术得当，宇文空有优势兵力，却一直攻不下仓城，明明眼前就有无数粮食，偏偏抢不到手，宇文这份焦躁可想而知。相持到七月，宇文军终于因缺粮而崩溃，大部投降李密，宇文化及带着剩下的两万人向北逃往魏县去了。
　　

为了安抚新吸收的大批降将，李密在内部利益分配中往往偏向于新人，不免冷落了李世绩等瓦岗老将，老将们颇有怨言。李世绩向李密进言，指责他处事不公，可能是言辞过于激烈，结果弄得李密大为不满。不久以后，李密命令李世绩长驻黎阳，名义上是委以抵御宇文化及的重任。当时宇文军早已一蹶不振，连自保都十分勉强，哪里用得着浪费一员大将去搞防御，李密如此安排，其实是将李世绩开除出了瓦岗军的核心。
　　

被开除当然不是好事，如果李密真得了天下，就算李世绩不被清洗，也要守一辈子粮仓了。幸亏李密没能得天下，破宇文军仅仅两个月后，因屡战屡胜而自大轻敌的李密在北氓山之战大败给孤注一掷的王世充，瓦岗军溃散，李密走投无路，投降了唐朝。由于李世绩部被发配守卫黎阳，没有参加北氓山之战，因此李部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反而从李密手里继承了黎阳仓和河北的大片土地，成为一路很有力量的独立势力，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虽然李世绩有不小的实力，但他的邻居王世充和窦建德都太强大了，而且黎阳仓又是人人垂涎的要地，作为独立势力李世绩是支持不下去的。因此，当瓦岗老同僚魏征作为唐朝使者来劝他降唐时，李当即允诺。当时各地的小独立势力都在积极找靠山，希望用自己手里的实力卖个好价钱，而李渊、王世充等大诸侯为收买人心，确实也不吝重赏，李渊甚至把一个郡拆成好几个，以便多一些官职好赏人。李世绩的地盘是战略要地，含金量极高，卖个好价钱是很容易的。出人意料的是，李世绩根本没动这个念头，他对自己的参谋郭孝恪说，黎阳的土地本来都是李密的，我只是李密的部下而已，如果我用李密的东西去为自己换好处，未免有些可耻。现在李密正在唐朝，不如我先把这些东西还给李密，让李密自己去献给唐朝。随后李世绩派郭孝恪前往长安，将黎阳的城池土地户籍积蓄等材料交给李密。
　　

李渊此时已收到李世绩来降的消息，一直在等着李世绩的使者，不料郭孝恪到长安后竟跑到李密那里去了，李渊大为疑惑，派人去问，郭孝恪将李世绩的意思告诉了李渊。当时已有不少原瓦岗军的将领投降了李渊，但都是以独立势力的名义投降，没一个还记得李密，李世绩此举实在是绝无仅有，李渊大为感动，称赞说“徐世绩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为了表彰这个纯臣，李渊赐他姓李原来是徐世绩），这是非常高的待遇，一般只给反王级的人物，例如杜伏威、罗艺、高开道等，李世绩是个特例。另外，李渊还封了他为黎州总管，英国公委派他经略虎牢以东，凡他打下的地盘，都由他任命官员。
　　

李世绩的“纯臣”行为，不但在隋唐独树一帜，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非常少见，如果他是真心诚意不贪李密之功，那的确是情操高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从小人的角度看），他是不是有可能是在故做姿态搞投机呢？反正李渊不可能派第二个人来接管黎阳，不论用谁的名义投降，黎阳仍然是由李世绩控制，更重要的是，李渊绝不可能把这献上黎阳的大功劳记到李密帐上（事实也是如此），用李密的名义投降还能图个好名声，自然何乐而不为。如果李世绩直接用自己的名义投降，相信不会得到李渊如此的青眼有加，他的投降方式实在是非常成功。
　　

当初李密大败给王世充后，曾打算去黎阳与李世绩会合，以黎阳仓为依托重新聚众，有手下提出反对，说火并翟让时，李世绩差点跟着送命，而且最近又被开除出领导层，新仇旧恨下难保他还能忠于李密。李密犹豫再三，终于不敢信任李世绩，转而投降了李渊。如果当时李密选择了去黎阳投奔李世绩，李世绩是否真为“纯臣”就能得到验证了，可惜历史无法假设，这个纯臣是真是假也就无法分析。当然，讨论这个也没多大意义，因为在历史记载中，李世绩绝对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做这种讨论对九泉之下的李世绩也不公平。
　　

李世绩和李密的君臣之缘还有一个尾声，那是在武德元年十二月，李密叛唐出逃失败被杀，李渊派人拿了李密的头到黎阳去给李世绩看，并告知李密的死因（大概是想试探李世绩是否参与了李密叛逃的密谋）。李世绩当着使者的面嚎啕大哭，向李密的首级行君臣之礼，又上书李渊索要李密的尸体。李渊被他感动，将李密的尸体也送到黎阳，李世绩全军缟素为李密发丧，将李密葬在黎阳山南。此后李渊并没有因此为难李世绩，而李世绩忠义之名从此闻于天下。李密的死割断了李世绩与瓦岗的最后一点联系，瓦岗重将也转变为唐朝大将。

李世绩的归顺使唐朝得到了进军中原的稳固基地，唐派出以淮安王李神通为主将的河北兵团向河北、山东渗透，正式参加中原的争霸，李世绩的任务是保证李神通的后勤供给。河北兵团进攻的第一个猎物是魏县的宇文化及。
　　

宇文败给李密后兵力锐减，一蹶不振。宇文陷入精神颓废状态，每日醇酒美人，很有些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意思，手下们则不甘寂寞，纷纷逃走，另谋出路，宇文的势力已丧失自保能力，可以说是坐待灭亡。偏偏这个宇文是最有灭亡价值的，首先，他是杀害隋炀帝的凶手；其次，他手中掌握着隋朝的传国玉玺和大批熟悉政务的旧隋大臣。
　　

由于儒家文化多年来的精神阉割，当时的人已有很强的正统思想，死忠派也有不少，正统思想的特点是誓死效忠正统皇帝，不论那皇帝是暴君、是白痴、还是精神病患者。要想顺利地得天下，正统地位是很重要的。为了笼络这些死忠派，同时也因为自身也受到正统思想的束缚，李渊造反时甚至一直不敢打自己的旗号，而是以拥立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侑为名，直到隋炀帝被杀才敢自称皇帝。现在正统皇帝死了，正是确立自己正统地位的良机，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干掉杀害正统皇帝的凶手，同时把象征正统身份的传国玉玺抢到手。至于那些有经验的旧隋大臣，自然也是经营天下的宝贵工具。
　　

感到灭亡在即的宇文化及已经知道自己成为人人抢着消灭的猎物，索性最后疯狂一次，他宣言说，“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很象袁世凯），于是宇文自称皇帝，国号许。受到宇文称帝的刺激，李神通部加紧发动进攻，武德二年正月，攻克许国首都魏县，宇文退守聊城，随即被团团包围。闰二月，和李渊打着同样算盘的窦建
德出兵奔聊城而来，要和李渊争夺消灭宇文这个重大战果。此时聊城已经粮尽，宇文向李神通求降，李的部下劝李立即受降，免得被窦建德占渔人之利，李却贪图宇文的大批美女财宝（如果是攻克就可以借奖赏有功将士为名加以瓜分，要是受降就要装出文明之师的样子，自然不能发财了），拒绝了宇文的投降。
　　

不料宇文军突破包围运来了粮食，李神通速战速决的计划破产。更糟糕的是窦建德部已经赶到，摆出一副不惜与唐军一战的架势。李神通不敢抵挡，仓皇撤退，把宇文化及这个到口的肥肉拱手让给了窦建德。窦建德是河北霸主，自然不会放任唐朝蚕食自己的地盘，虽然李神通在聊城主动退让，但夏唐在河北的冲突是无可避免的。八月，窦建德大举进攻李神通李抵挡不住，全军退入黎阳，与李世绩一同抵御窦建德。
　　

十月，窦军向黎阳外围的卫州进军，李世绩派出手下勇将丘孝刚带三百骑前去侦察。当时窦建德亲自带一千轻骑为先行，与主力部队相距三里，丘认为有机可乘，就自作主张地发起突袭，妄图一举击杀窦建德。不料窦部主力神速赶到，反而将丘包围全歼。险些丧命的窦建德怒气冲天，亲自率部攻打黎阳。李世绩和李神通寡不敌众，黎阳陷落，唐军全军覆没，李神通被俘，成功突围的只有李世绩等寥寥数百人。由于场面一片大乱，李世绩在突围时与父亲李盖失散，李盖被窦军俘虏。窦建德一向赏识李世绩的才能，想将其收为己用，于是以李盖为人质要挟李世绩，李只得重回黎阳，投降了窦建德。
　　

捉住对方父母要挟其投降，这种手段在中国历史里屡见不鲜，不过真就因此投降的却不多，受要挟者往往选择悲壮地舍孝取忠，牺牲自己的亲人。甚至还有个后来称为汉高祖的流氓，当敌人威胁要把他父亲下锅清炖时，他在一旁叫嚣要“分我一杯羹”。李世绩作为一个纯臣，却在忠孝不能两全时选择了投降，难道是对唐朝不够忠心？李世绩是个很有头脑的人，所谓投降其实是诈降，他打的主意是想忠孝两全，找机会暗杀窦建德，然后乘乱救出父亲回归唐朝。
　　

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先取得窦建德的信任，然后才可能有机会暗杀。于是李装出忠心耿耿的样子，主动请命为窦建德进攻王世充，攻克了王的获嘉、新乡等地，李还俘虏了新乡守将刘黑达献给窦建德（这是李的一个失误，后来正是刘黑达继承了窦建德，比窦还难对付）。由于李战功累累，他终于获得了窦的信任，计划成功了一半。美中不足的是，窦为人十分谨慎，即使对李世绩没有疑心，仍然把李父扣在自己身边，不肯还给李世绩。接着要进行的就是找机会刺杀窦建德了，当时为了进攻王世充，窦将不少部队（包括李世绩）调入河南，自己则留在河北，李的计划是当窦前来视察河南部队时发动兵变。不料窦命不该死，窦妻在此时临产，窦专心在家陪伴妻儿，李根本没有下手机会（看来政治家也需要家庭幸福）。由于窦有事不能亲自指挥，河南部队就交给窦的妻弟曹旦全权负责，这个曹旦的才干威望远不如窦，偏又爱欺压同僚，弄得人心怨愤。这正是李世绩的可乘之机，他发现曹的手下李文相对曹
格外不满，于是将其拉拢，商定一同消灭窦建德归唐，二李还结为兄弟。
　　

不料李文相是个有勇无谋之徒，一时冲动下，没和李世绩商量就于武德三年正月自行起兵，结果李世绩的计划败露。此时李世绩正与曹旦连营，曹得到消息后迅速袭击李世绩，李仓皇逃走，总算逃得一命，至于父亲是没时间去救了。虽然没能拿走窦建德的性命，也没救出自己的父亲，诈降计划完全失败，但总算李世绩自己逃了出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既然诈降已被识破，李世绩只得忍痛放弃父亲，只身逃回唐朝去了。李逃走后，窦部群情激愤，一致要求处死李父作为惩罚，窦建德非常大度，劝阻手下说，李世绩是唐朝的臣子，其作为都是为了忠于唐朝，并没什么错，也不该受什么惩罚，于是饶了李父不杀。而叛徒李文相就没那么好运，窦建德下令处死了他。

　　
这就是窦建德的君臣观，忠这种品质受到无条件的赞赏，鼓励自己的手下忠于自己，同时也鼓励敌人的手下忠于敌人。窦这种气度大概能称为王道了――只是便宜了李世绩。此时唐朝正和得到突厥支持的刘武周进行决战，唐军主力在李世民率领下正与刘军主力宋金刚部相持于柏壁。李世绩回到长安后，李渊也不追究他兵败投降之罪，立刻把他划归李世民帐下，前往柏壁增援。这是李世绩与李世民君臣之缘的开始。
　　

消灭刘武周后，李世民于三年七月率部进攻王世充，唐郑决战开始。作为李世民手下大将，李世绩也一同出征。要说与王世充作战，唐朝众将中实在没人比李世绩更在行了，作为瓦岗老将（是资历老不是年龄老），李世绩从头到尾参加了瓦岗军的洛阳之围，就连诈降窦建德这段时间，李世绩也仍然在帮窦建德进攻王世充，算起来李世绩与王世充部交手不下百次。而瓦岗军的灭亡，老东家李密的败落，这些都是王世充的血债，李与王诚可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既有身经百战的经验，又有一血前耻的动力，李世绩在唐郑决战中勇往直前，连战皆捷，如鱼得水。
　　

也许是天让李世绩立功，四年二月，王世充部将沈悦派密使到李世绩军中求降。这个沈悦本人并非什么重臣大将，原本无足轻重，但他的投降却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个沈某当时正帮忙镇守虎牢。虎牢是洛阳东面最重要的关口，是联络洛阳与郑国东部郡县的枢纽，同时也是窦建德来援的必经之路，可谓必争之地。王世充对虎牢非常重视，一开战就派了自己的侄子荆王王行本去镇守。虎牢易守难攻，虽然洛阳四周要地纷纷被唐军攻克，虎牢却依然牢牢控制在王世充手中。名言说得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克，虽然虎牢的城墙仍然坚固，虽然主将王行本忠心耿耿，但终于无法防范一个不起眼的小将当了叛徒。
　　

李世绩当即出兵夜袭虎牢，有沈悦做内应，虎牢唾手可得，一夜之间城池就换了主人，荆王王行本也当了俘虏。李世绩这场功劳着实巨大，因为仅仅一个月后，窦建德的援郑大军就杀到洛阳，阻挡窦建德大军的，正是虎牢关。如果不是李世绩及时攻克虎牢，窦军就可以长驱直入，历史也就改写了。不过这么大的功劳竟然是一个降将双手奉上的，未免有些喜剧气氛。至于沈悦为什么找李世绩投降，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唐军的高级将领里李世绩的驻地离虎牢最近。看来在名将的构成要素中，运气还真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正确判断对方投降的诚意（诈降可是古人很常用的小花招，李世绩就刚对窦建德用过一次），抓住战机迅速出击，这的确是李世绩的过人之处，如果没有李世绩这样的将才，一个内应不一定就能破了虎牢关。
　　

四年三月，窦建德认为卞庄刺虎的时机已到，尽起夏军主力前来援救洛阳，夏军汇合王世充留在外围的部队后兵力达十余万人，号称三十万，一路势如破竹，一直打到虎牢关外。李世民留李元吉继续围困洛阳，亲领主力到虎牢迎击夏军。五月，唐夏两军决战，窦建德兵败逃走时，在牛口渚被唐将白士让、杨武威所擒。李世绩与窦建德的关系比较复杂，窦对李有囚父之仇，但也有知遇之恩，窦李之间很类似三国演义里曹操与关羽的关系。那么假设一下，如果窦建德兵败逃走时在牛口渚遇到的是李世绩，李是否会演出关羽的华容道（当然历史上没华容道这回事，反正也是假设而已）？推测起来，李有九成以上的可能会拿了窦建德去请功，李与关羽有根本区别，至少关羽降曹不是诈降，也没想过要暗杀曹操再救出二位嫂嫂逃走。那么，究竟是关羽对刘备忠一些，还是李世绩对李渊忠一些？
　　

窦建德的援军覆没后，王世充走投无路下，只得开城投降。以往李世民消灭敌人后都会善待敌方降将，择才录用，但这次十分反常，李世民居然下令将王世充的重要大臣全部处斩。对这个决定最反对的就是李世绩，因为那些被处斩的大臣里有李世绩最好的朋友单雄信。李与单都是瓦岗军最老资格的将领，当年是翟让的左膀右臂，在战场上一同出生入死也不知有多少次，二人曾经发誓生死与共。瓦岗军失败后，单雄信投降了王世充，与李世绩分属唐郑这两个敌对阵营，但二人的友情并未因此消灭。李世绩得知单将被处死，急忙跑去向李世民求情，盛赞单如何勇猛如何有将才如何能收为己用，甚至表示愿意用自己此前所有功勋来换单一命，无奈李世民坚决不许（大概是记着魏宣武陵单雄信犯驾之罪），李世绩急得当场大哭，但终于没能救回老朋友。
　　

随后李世绩去告诉单雄信这个坏消息，单倒是十分镇静，说早就料到你救不了我。此时李世绩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按当年的誓言，他既然救不了单，就应该陪着一起去死，也算殉节。不过这种同生共死的誓言也实在太强人所难，李世绩参加瓦岗军是大业十二年，时年十七，到当时也才二十三岁，正是青春少年，大有可为，如何肯就此自杀？事实上从来就没听说过这种誓言得到兑现，就连被奉为经典的桃园三兄弟都做不到，也确实不该强求李世绩。但李世绩确实受到了很大的精神折磨，他必须找理由说服自己，最后他找到了理由，他对单雄信说，“吾不惜余生与兄共死，但既以身许国，事无两遂，且吾死之后，谁复视兄之妻子乎？”说完就拔刀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送到单雄信嘴边，“使此肉随兄为土，庶己不负昔誓也”。既然李世绩答应照顾自己的孤儿寡妇，单雄信也就没什么遗憾，吃下了代表李世绩兄弟之情的那块肉，瓦岗军的两兄弟从此人鬼殊途。
　　

失去了兄弟单雄信让李世绩十分伤心，象是为了补偿他，不久之后，他的父亲李盖平安归来了。原来窦建德出兵时，把此前俘虏的李神通、李盖等人都留在了后方，窦被擒后，留守的将领见势不妙立刻降了唐，李盖于是获救，终于父子团员。七月，李世民大军回到长安，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李世民披黄金甲，李元吉、李世绩率其余二十五将侍从，告捷于太庙，献王世充、窦建德。论功行赏，李世民为上将，李世绩为下将，一时风光无限。唐、郑、夏三方洛阳决战后，王世充的郑国自然灰飞烟灭，窦建德的夏国虽然未受战火波及，但其主力部队已经被歼，窦建德本人被俘，无奈之下只好举国投降。群雄逐鹿的局面发展到此本应结束，但由于李渊的一系列错误处置，终于激反了本已解甲归田的窦建德旧部，河北重新燃起战火。李世绩还来不及喘息，
就被紧急派往河北救火。
　　

李渊对窦建德旧部的处置十分奇怪，他先是毫不留情地处死了窦建德（窦对唐朝的被俘人员可一向是客客气气的，李渊此举可谓以怨报德），接着又纵容派到河北的接收大员欺压迫害窦建德的旧部，还下令“请”窦的主要将领到长安“见面”。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窦建德又一向得河北人心，李渊步步进逼，终于引起强烈反弹，窦建德旧部在刘黑达、徐圆朗领导下于武德四年七月揭杆再起，声称为窦建德复仇，河北豪杰纷纷杀掉唐朝的接收大员起而响应。
　　

李渊是十分老练的政治家，犯如此的低级错误让人十分不解，而且使人怀疑他是故意要逼反窦的旧部。窦建德在河北经营有方，深得民心，在各方面都有很深的根基，虽然窦本人不在了，但其影响仍十分巨大，在夏国政府宣布投降时，窦的残部甚至宁愿就地解散也不投降唐军。要消灭窦的影响，如果用春风化雨的怀柔方法，不知要多少时间才能达到目的；而如果用引蛇出洞之计，把潜伏的窦部逼出来造反，就可以一网打尽，将窦在河北的影响迅速清洗干净。推测李渊表面上的一系列错误其实就是引蛇出洞之计，想长痛不如短痛地彻底解决河北。
　　

这样做自然等于出卖了被派到河北去的那些接收大员，他们不得不成为窦部重新起义后的第一批受害者，好在这些人里也没什么出色的人物（自然是故意安排的），李渊并未受到什么实际损失。既然是引蛇出洞之计，李渊自然安排好了兵马人手等着一举歼灭被逼反的窦建德旧部，这个人手就是此前在黎阳被窦军俘虏刚被救回的淮安王李神通，他是李渊的堂弟，此前丢了面子，这必胜的一战就交给他指挥，好让他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
　　

不料人算不如天算，河北人在刘黑达率领下爆发出的战斗力强大得出乎意料。九月，李神通在饶阳与刘黑达决战，李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唐军作战也不可谓不卖力，但就是无可奈何地输掉了原本必胜的一战。打蛇不成反被蛇咬，李渊的引蛇出洞之计踢到了铁板。此时李世绩仍然担任黎州总管，负责李神通的后勤，李神通大败后仓皇撤退，李世绩只好硬起头皮仓促上阵，希望能阻挡刘黑达的攻势。李与刘是老相识了，当年李诈降窦建德时，为骗取信任帮窦进攻王世充，在攻克新乡城时俘虏了时任守将的刘黑达。刘与窦同乡，是自幼的交情，窦立刻任命刘为将军，并逐步将刘培养成一员大将。心怀鬼胎的李世绩竟无意中帮窦建德引进了刘黑达这样的人才，而今两人居然又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人生的际遇实在是奇妙。不知李世绩是否会捶胸顿足，当初何必多事要俘虏刘黑达，或者俘虏刘以后直接杀了他也好啊。
　　

这时双方的强弱已经倒转，李世绩手下只有临时拼凑的区区两万兵力，而李要防守的是窦建德的旧都明州，那里是刘黑达必争之地。十二月，两军在明州展开一场攻防战，李寡不敌众，被打了个全军覆没，总算李运气好，得以突围逃走，如果倒过来被刘俘虏一次，那也许会成为一段佳话，当然，是刘黑达的佳话。作为当时最杰出的大将，李世绩分别在窦建德和刘黑达手上有过两次全军覆
没的惨痛经历，而与李齐名的李靖则从未有过大败的记录（小败是有的）。当然不能因此证明李世绩不如李靖出色，但至少他运气不如李靖好，两次惨败都遇到了杰出的对手，都是寡不敌众又不能主动撤退，先在战略上已输得一塌糊涂，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挽回败局。不过从他两次都能保住性命来看，似乎他的运气又是出奇的好。
　

眼看河北全境落入刘黑达之手，李渊无奈下只得动用王牌，李世民又被推上战场。武德五年三月，李世民、李世绩在明水全歼刘黑达主力，刘突围后投奔突厥去了。由于战役的指挥是李世民，李世绩没什么表现机会（李出色之处在运筹帷幄，自然没表现机会了），倒是作战时李世绩被刘部偷袭，害得匆忙来援的李世民落入刘部包围，幸亏尉迟敬德奋不顾身救出李世民，不然李世绩就没面目见人了。当时窦建德旧部分为两个派系，刘黑达部占据河北，以明州为中心；徐圆朗部在山东活动，以徐州、兖州为中心。消灭刘部后，李世民将矛头指向徐圆朗。这个徐圆朗原本是一家反王，后来被窦建德收服，徐州、兖州是徐当年的老地盘，打起来徐有地利之便，但徐部战斗力远不及刘黑达，唐军在李世民率领下进展十分顺利。
　　

不巧李世民因争太子之位失宠于李渊，李渊不想再让他在外领兵，于是唐军临阵换将，以李神通、李世绩继续进攻徐圆朗，而二李中李神通只在后方坐镇，真正在前方指挥的是李世绩。徐圆朗不是窦的嫡系，其起兵倒不一定是要为窦报仇，此人一贯善于见风使舵，在投降窦建德之前曾短暂地降唐，后来看窦势大又降窦，窦在虎牢失败徐立刻降唐，刘黑达起兵后徐又叛唐起兵响应……徐这样的人实在应该算是乱世的特
产。既然徐为人如此，自然不能指望有多大的号召力，眼看局面惨淡，徐部士气低落，开始有部队偷偷降唐。为挽救局面，有人劝徐交出领导权，请在当地极得民心的豪杰刘世彻出山，奉刘为主的话，以刘的号召力可以壮大实力抵抗唐军。徐眼看已经穷途末路，只有派人去请刘，表示愿意辅佐刘与唐朝争天下。果然刘的号召力吸引了不少人的支持，局面开始有利于徐圆朗。
　　

不幸有人向徐进谗言，说他不该把基业交给刘世彻，不说别的，只看翟让和李密的例子就知道了。这个谗言太及时也太有说服力了，徐立刻被说服，竟然趁刘不备下手杀了刘，仍然自己当老大。这出戏未免太荒诞了，就算要争夺领导权，也该先解决迫在眉睫的外在危机，何况刘已经是抵挡唐军的最后希望，居然会兔未死狗先烹，难怪徐圆朗只能当个小反王，实在成不了大事。至于那个精彩的谗言是谁散布的，未见于史料记载，是李世绩炮制的反间计也说不定（翟让和李密的事就数李世绩最清楚了）。徐圆朗本来就不得人心，又加上杀了刘世彻，不等与唐军决战，徐部的士气很快就自行瓦解了。武德六年二月，徐部崩溃，徐在逃亡途中被野人（这个词一般指不知名的小土匪）所杀，也算是强盗杀了贼爷爷。
　　

消灭徐圆朗后，唐朝的天下基本平静，李世绩得以享受了一段太平时光。可惜李世绩的武运太好，武德六年八月，辅公佑率江淮军叛唐自立，李重新投入战斗。在对辅公佑的作战中，唐军的实际指挥者是常胜将军李靖，所以李世绩仍没什么机会表现他的运筹帷幄。不过唐军的主力是李世绩部，因此他倒也没少立功。武德七年三月，辅公佑兵败被擒，捉住他的就是李世绩的部队。镇压辅公佑是唐朝争天下（内战）的最后一次大战，以此为记号，从隋末开始的乱世结束，这天下是唐朝的了。

扫平各路反王后，李世民兄弟之间的太子之争进入白热阶段，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终于夺得政权。在演义中，这场兄弟相残的策划者是军师徐茂公，这可以说是演义强加给李世绩的最大污点，事实上李世绩根本没参与玄武门之变，既没策划更没动手。
　　

在发动兵变前，李世民的确拉拢过李世绩，毕竟李世绩是军方大将，十分值得拉拢。当然李世民不会直接说，“我要发动兵变杀我哥哥了，来加入我吧”，他的方式是请李世绩帮他出出主意，要如何能对抗太子党。对李世民的暗示，李世绩毫无反应，拒不答复。李世民也用同样的手段去拉拢李靖，李靖的反应与李世绩完全相同。二李做出这种姿态，其实是表示绝对不参与李世民的兄弟之争，不支持李世民，但也不会帮太子党。
　　

李世绩采用中立态度，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他是真正的纯臣，他的道德观不允他参与别人的兄弟相残。他是纯粹的武将，既不是政治家，又不是李世民的私党，他只需要为国家负责，他根本不想参与争太子这种宫廷黑幕。其二，他是个成功的骑墙派，当时李渊支持的是建成和元吉，局面完全有利于太子党，李世绩虽然与李世民亲密一些，不至于帮太子党对付李世民，但毕竟不敢加入秦王党，免得到时候和李世民一起倒台。
　　

后世普遍接纳的是第一种观点，结合李世绩一贯的忠义表现，他的确不象个首鼠两端的骑墙派。就连当事人李世民也采纳第一种观点，玄武门之变成功后，他不但不责怪李世绩不肯雪中送炭，反而因此敬重李世绩的节操，对他更为重用。
　　

对君主来说，优秀的武将是双刃剑，如果这武将毫无参政之心，那么剑柄就是握在君主手里，至少不会握到别人手里，所以对这把剑就可以放心使用；最害怕的就是这武将有自己的政治抱负，那这把剑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很有可能伤到剑主，对这种剑即使不销毁也该封存。对李世民来说，李靖和李世绩就是最难得的绝世好剑。
　　

李世民很快就需要这两把绝世好剑为他上阵杀敌了。玄武门之变后一个月，突厥颉利可汗以倾国之兵突击长安，由于唐边防薄弱，突厥得以如入无人之境般杀到长安城下。总算李世民临危不乱，用空城计吓住了突厥，并结下互不侵犯的渭水之盟，勉强化解了危机。经此一役，李世民痛感边防之无人，于是将李世绩调往最前线的并州，任命他当并州都督，专门负责抵御突厥。渭水之盟后，突厥由于受到薛延陀、回纥等新兴势力的攻击而国力大损，一直还算遵守渭水之盟，没有再大举进攻唐朝，但游牧民族的特性使突厥免不了要时常侵入唐朝边境骚扰掳掠，李世绩在并州小战不断，虽不能说不叫胡马度阴山，但保全边疆之功也是不小。
　　

任何一个和平条约都是以双方的实力平衡为基础的，如果其中一方占有了压倒优势，就必然急于废除先前的和平条约，所需要的只是借口而已。到贞观四年，突厥外则连败于薛延陀，内则连续天灾，国力空前衰弱，此消彼长之下，唐朝终于主动发动了对突厥的进攻。
　　

进攻的借口是突厥坚持扶植隋炀帝的后人杨政道继续称帝，不承认隋朝的灭亡，如此的分裂行为哪里能够忍受？（其实突厥立杨政道是在李渊武德三年，已经有快十年了，唐朝要到贞观四年才提这件事，明显是借口）贞观四年正月，李靖突袭杨政道驻地定襄城，唐与突厥清算总帐的全面战争开始了。与此同时，李世绩也从并州出击，与李靖相呼应。
　　

由于进攻的突然性，突厥全面溃败，颉利可汗在李靖和李世绩的追击下只剩几万兵力（不算随军的突厥百姓）逃到阴山驻扎，随时打算向北逃入沙漠。由于去沙漠太过艰苦，颉利希望通过求和来使唐朝退兵，万一和谈失败再逃不迟。不知是心软还是另有原因，李世民同意了颉利的求和，打算就此得胜搬师。李靖、李世绩坚决反对就此放过突厥，二人讨论后，决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趁颉利因和谈成功而麻痹时发动突袭，一举铲除突厥这个老对手。
　　

于是李靖带精锐骑兵连夜突袭颉利大帐，李世绩则率主力后继，并负责遮断从阴山去沙漠的必经之路，防止颉利逃走。二李的计划完全成功，李靖在阴山一战大破突厥，颉利可汗带着残兵败将想逃入沙漠时又遭遇李世绩的伏击，结果突厥最后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被消灭，唐朝取得辉煌的胜利。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抓到颉利可汗，他逃脱后在外流浪了一个月左右，然后被叛变的手下抓住献给了唐朝
。 　　

突厥平定后，唐朝将并州都督府升级为并州大都督府，监管原突厥领地，大都督一职由皇子晋王李治（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担任。为了表彰李世绩，李世民任命他为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李治其实只是挂个虚衔，自然不会真的离开长安到并州去赴任（除非他失了宠，但那一直没发生），并州大都督府其实是李世绩在运作，所以李世民其实是把大唐的北边防务全部交给了李世绩，其信任可见一斑。
　　

李世绩在并州原本是为了防御突厥，突厥灭亡后按理他可以轻松自在了，可是天不从人愿，突厥留下的势力真空迅速被其他游牧民族填补，他又不得不面对新的对手，这个对手是薛延陀。延陀是铁勒族的一个分支，铁勒又是匈奴的分支，这样算起来薛延陀也算是匈奴后人。薛延陀的领地在突厥西北，隋唐之交突厥强盛时，薛延陀受突厥压迫，向其称臣纳贡，还被迫向西迁移以避突厥，与唐一样都算是受压迫民族。突
厥颉利可汗当政后，宠信汉人赵德言，赵大肆改革突厥习俗，试图把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突厥推广，结果遭到塞北各部落的强烈反弹，原本臣服的各部落纷纷离心。

薛延陀趁此机会于贞观元年年底率领回纥等铁勒部落脱离突厥，颉利为杀一儆百，派出自己的侄子欲谷设带十万骑去镇压，不料竟被薛延陀、回纥联军以少胜多，狼狈逃回。颉利又派突利前去镇压，结果又是惨败。颉利愤怒之下暴打了突利一顿，还关了他十几天禁闭。突利受辱后心中不忿，干脆率部降了李世民。突厥的政治结构本来就是各部落的松散联盟，要靠可汗用武力维持，有了薛延陀和突利的例子，大家都看出颉利已日薄西山，于是原本依附突厥的各部族纷纷脱离，其中有不少还归附了薛延陀。为了更好地削弱突厥，李世民于贞观二年派使节去薛延陀，封其酋长为真珠可汗，两国共同对付突厥，算是友好盟国。

　　
突厥灭亡后，唐与薛延陀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于是两国的关系就变得微妙起来。唐朝自然不愿意在自己的北边出现另一个突厥，而薛延陀则没有理由不想继承突厥在塞北的霸主地位，为了避免直接冲突，唐朝将投降的突厥部落聚集起来，将他们重新放到塞北，作为自己与薛延陀的缓冲。可惜突厥势力太弱，对付不了薛延陀，偏偏唐朝又不敢放心支持突厥，难道为了对付薛延陀就把突厥重新培植起来？养虎遗患啊。无奈之下，李世民只好强令薛延陀不得越界进攻突厥的领地，可游牧民族哪里有那么强的边界意识，突厥频频遭到薛延陀骚扰，严重时甚至不敢跨出长城。
　　

此时李世绩的角色就变成了一个棍棒加胡萝卜的调停者，他要保证已归降的突厥老老实实不要骚扰大唐子民，要注意塞外各民族的斗争不要太过分，尤其要限制薛延陀不要太强大，甚至有时他还要出兵去保护被薛延陀追杀的突厥人，从突厥杀手变成突厥保姆，政治真是很有戏剧性。
　　

总算李世绩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都是帅材，他在并州一共干了十六年，内保百姓，外安突厥，史载“令行禁止，民夷怀服”。贞观十五年，李世民到并州视察，褒奖李世绩说，“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绩于晋阳（并州的州治在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 将武将比为长城，实在是武将的最高荣誉。南北朝时刘宋的皇帝听信谗言要杀大将檀道济时，檀将军怒骂皇帝“乃坏汝万里长城”，刘宋空有长城之将而不能用，对皇帝和将军都是大悲剧，相比檀道济，李世绩这个长城要幸运得太多太多了。并州这样的军事要地，李世民放心交给李世绩，而且一交就是十六年，完全不怀疑他乘机培植自己的势力搞独立王国，这实在是很难得。当然，这也是李世民对自己有绝对自信，相信自己值得李世绩效忠，相信即使李世绩玩花样自己也对付得了，但对比历史上某些皇帝，或者不让本地人当本地官，或者地方官员若干年必须轮换一次，李世绩能遇到李世民绝对是生逢其时了。
　　

事有凑巧，李世民刚夸过李世绩“边尘不惊”，薛延陀的大军就杀过来了，实在是太不给李世绩面子。当时李世民要去泰山封禅，薛延陀真珠可汗得到消息后认为唐朝皇帝出巡在外，大臣良将、精锐士卒一定都被派去随驾，边境军务一定受到影响，正好抓紧时机灭掉一直受唐庇护碍手碍脚的突厥。十五年十一月，真珠可汗派自己的儿子大度设带领薛延陀、回纥等铁勒各族联军出击突厥，号称拥兵二十万。突厥无力抵御，只好使用焦土战术，烧掉所有草料后退入长城。
　　

李世民曾多次警告过薛延陀不要侵犯突厥，薛延陀这次行动自然属于犯规，而且这已经不是一般的侵犯，根本是想把突厥连根拔起，薛延陀与唐对抗的意图实在太过明显。作为天可汗，如果李世民不能保护突厥并狠狠给薛延陀一个教训，势必使多年苦心营造的天朝大国形象轰然倒塌。偏偏薛延陀这次铁了心要和唐朝争上一争，突厥退入长城后，薛延陀竟不撤兵，就驻扎于长城之外叫嚣辱骂，事件演变成薛延陀与唐朝直接对抗。是可忍孰不可忍，李世民立即调集人马，要给薛延陀一个颜色。在出塞的各路大军中，李世绩部六万人担任主力。 此时李世绩已被升为兵部尚书，即将离开并州去长安赴任，这一战是他在并州的告别战，而且是十六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战，如果打不好，那真是十六年英名毁于一旦。李自然不敢怠慢，立即领军出征。十二月，李部到达战场，李行军速度之快大出薛延陀意料之外，加上薛延陀缺乏有效的侦察情报系统，结果大度设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当时大度设正领着主力三万人在长城下进行骂战，李部忽然从远方出现，尘埃涨天，军容极盛，薛延陀军毫无思想准备，立刻军心动摇，大度设只得迅速撤退，也算望风而逃。
　　

李世绩并不满足于迫使敌人退兵，他亲自带领了麾下精锐六千骑穷追不舍。双方追逐了数日，大度设眼看逃不掉，又发现李部人数不多，于是回头与李决战。薛延陀惯用的作战方式十分奇怪，薛延陀战士都配有战马，但他们并不是骑兵，战马只是纯粹的运输工具，作战时他们都是步兵。薛延陀军队的基本编制是五人一小队，其中四人在前步战，一人负责看管马匹在后接应，如果战胜就大家上马追击，如果战败就大家拍马而去。游牧民族却不以骑兵作战，薛延陀算一个典型。

奇怪的是，这种步兵战法竟然屡屡击败突厥骑兵，成效显着，薛延陀更具体的作战方法未见记载，相信不会是五人小队这么简单。这种五人小队的关键是看管马匹者，如果他不能完美配合直接作战的那四位，整个小队就会进退不得，因此薛延陀人都是让小队中较多经验的人去管马，而且还严格规定如果接应不力要军法从事。李世绩对薛延陀的这种战法十分了解，双方交手时，李自己吸引薛延陀的战斗员，同时派了副将薛万彻去袭击薛延陀的马匹。由于薛延陀军的注意力完全被李世绩吸引，结果被薛万彻乘虚夺取了马匹，薛延陀军立刻乱成一团，李世绩下令部下组成方阵，持长矛向薛延陀军冲击，不多时薛延陀就全军崩溃，连主帅大度设都险些被俘。
　　

捷报飞快地传回长安（此时李世民已结束封禅回到长安），此前薛延陀曾派来使节，打算以陈兵长城的军事威胁来压李世民批准薛延陀与突厥“和亲”（其实就是把突厥吞并为薛延陀的被保护国），捷报一到，长安立刻轰动，那薛延陀使者面目无光，只得败兴而归。李世民“亲切”接见该使节为其送行，席间李世民使用了非常不够外交的语言对薛延陀发出严重警告，其词曰：“李世绩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用现代的时髦语言说，这该算是“以武力相威胁”，不过古代的外交基本上也就是互相以武力相威胁了，薛延陀陈兵长城本身就是武力威胁，如今大败而逃，被唐朝反过来威胁也不算惨遭欺压，何况从李世民的角度说，有李世绩这样的良将，的确是值得拿来威胁威胁。
　　

真珠可汗遭此大败后果然收敛了许多，对唐朝客气起来，虽然小摩擦仍然难免，但总的来说还算和睦，两国甚至曾一度商谈迎娶唐朝公主，后来由于薛延陀出不起聘礼才没谈成。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丽，精兵良将倾国随行，有大臣担心薛延陀乘机进犯，李世民就写了封国书给真珠可汗，很干脆地告诉他，我要去远征高丽了，如果你觉得有机会，尽管来好了。不知真珠可汗收信后有何想法，总之是没有再象贞观十五年那样趁李世民出门时出兵捡便宜，大概还记得当年李世民的武力威胁吧。
　　

后来真珠突然暴卒，他的小儿子拔灼杀了太子强夺了薛延陀汗位，拔灼即位后立即与高丽合谋夹击唐朝（令人怀疑真珠是被其子与高丽一同谋杀的），结果被唐朝的边将打得大败。李世民从高丽搬师后开始对薛延陀大规模用兵，贞观二十年李世民亲自督师击溃了薛延陀主力。贞观二十一年，李世绩率部远渡漠北进攻薛延陀余部，薛延陀力不能支，举族投降。从那以后，薛延陀完全丧失了强国地位，沦为一支弱小民族。
　　

击破大度设后（是贞观十五年那次），李世绩圆满结束其十六年的并州生活，回长安就任兵部尚书。这时李世民已年岁渐高，开始考虑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自古皇室内乱多出在世代更替之际，李世民自己就是个典型例子，要顺利完成权力的交接，除了提高接班人本身的素质以外，还必须给他准备一批优秀的辅佐之臣（想象一下，如果李靖、尉迟、房、杜等人辅佐的是李建成………），因此李世民在考虑太子人选的同时也着手为太子准备日后的栋梁。此时距隋末的乱世已有近三十年，与李世绩同时代的谋臣大将们大多已垂垂老矣，而大唐的新一代青年材俊还在培养之中，不足以担当重任，李世绩正当壮年（李参加瓦岗军时才十七岁），其军事能力堪称杰出，又在地方上积累了充分的行政经验，更关键的是他的纯臣品格，如此人才，简直就是上天为下一代皇帝安排好的保驾护航之臣。李世民于此时将李世绩从并州前线召回，让他担当重要的内阁官员参与国事决策，其对李世绩的殷殷期望不言而喻。
　　

这一段时间李世民对李世绩的宠遇之深，君臣关系之密切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当然不是说昏君与弄臣的那种宠遇和密切）。有一个故事见于多部史籍，大意是说李世绩突然得了重病，情况很不乐观，医生诊断后说用人的胡须烧成灰服用可以治愈，李世民就剪了自己的胡须为李世绩配药（民间传说则是说必须用龙须做药引，出得起这个药引的也就只有李世民一个了）。这个故事在今天看来没什么感人之处，甚至有些滑稽，起码那个开药方的医生就很让人怀疑是卖假老鼠药的，但在那个时代，这绝对是件不得了的事。

古人对身体发肤之爱惜是今人无法理解的，而头发指甲之类有时甚至被视为生命的象征，举例来说，尧舜禹汤中的成汤遇到大旱向天求雨时使用的祭品就是自己的指甲（按记载是求雨成功了），而曹孟德割发代首的故事也流传甚广，再离奇一些的例子是历来的政治斗争中多有使用巫术诅咒对方（例如用针扎小木人），据说如果能得到对方的头发胡须之类可以大大提高杀伤力，皇帝肯以自己的胡须为臣下配药，其中的意味只怕让当事人有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李世民也毫不掩饰自己对李世绩的期望，李世绩前来谢恩时（大概是痊愈了，也许胡须真有疗效，更可能是不敢不痊愈），李世民告诉他，我对你好是因为“吾为社稷计耳”，你不用那么感恩戴德。
　　

李世绩很快就有了报答李世民的机会，贞观十七年，齐王李佑（是李世民的亲儿子，跟以前的齐王元吉没关系）受近侍燕弘亮蛊惑在齐地叛乱，李世绩受命前往镇压。李佑起兵时，燕弘亮吹嘘说如果官军前来，燕某“右手持酒卮，左手为王挥刀拂之”，当然说这话时他是喝了点儿酒，不过李佑年轻不懂事，居然就信以为真了。等到得知来镇压的官军是李世绩，李佑部下的士气立即急剧下降，几个将领戴罪立功，发动兵变把李佑、燕弘亮抓住，李世绩不费一兵一卒就平定了叛乱。
　　

李世民实在是个不幸的父亲，李佑的叛乱刚平定，太子李承干因为担心太子之位被夺竟然密谋兵变杀李世民，随后最有希望继任太子的魏王李泰又使阴谋陷害竞争对手晋王李治，三件事一起发作，几个儿子让李世民烦恼无比。经过一番内心挣扎，李世民最后终于决定立最老实本分的晋王李治为太子（就是唐高宗，这个选择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个决定李世民首先告诉了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绩、楮遂良四人，其实就是托他们照顾李治，这四人最先向太子李治宣誓效忠。
　　

四人中只有李世绩是武将，而且李在并州任上就是担任李治的长史，早就有君臣之缘，李世民对他也就不同于另三人。某次李世民请李世绩吃饭，酒席之间忽然感叹，说李治过于老实柔弱，必须有强有力而又可靠的大臣辅佐，朝廷之中只有李世绩最为合适，当年你能始终不负李密，希望今后也不要辜负我的重托。世绩咬指出血，指天发誓，君臣畅饮一番，随后李世绩不胜酒力醉倒当场，李世民脱下自己的御袍披在李世绩身上为其御寒。为了大唐社稷，为了自己的儿子，李世民的确是有求于李世绩，而李世绩也确实是最佳的人选。
　　

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病重，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调教好几个儿子，太子李治的治国才能其实很难让人放心，之所以立其为太子实在是因为其他儿子让人更不放心，眼看自己大限将到，如何能为儿子多做些预防工作就成了李世民最后的心事。当年立太子时挑选的四个辅政之臣中，房玄龄已经辞世，长孙无忌是太子的亲舅舅，楮遂良为人忠直又是文人，这三位都没问题，但李世绩能力太强，太子对他又一向没什么恩惠，自己死后没人能压得住他，万一有变就不堪设想。再三权衡后，李世民决定对李世绩耍个小手腕，让太子卖个人情给他。
　　

简单地说，这个手段叫做“市恩”，李世民毫无理由地把李世绩远远地贬出去当地方官，然后嘱咐太子，一登基就把李世绩召回委以重任，这样李世绩就会对新皇帝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另外李世民还留了一个后招，万一李世绩胆敢对贬官一事口出怨言，立刻处死。好小子，我还在世你就敢这样，我死了以后你还不翻天，那就只好让你比我先走一步了。这种处理方法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从常理分析，李世绩平白无故遭到贬官，就算有些小怨言也是合理，仅以此就怀疑臣下的忠诚进而一棍子打死，实在不能算明智，说残暴也不算过分，这与李世民一向的英明形象大异其趣。不过李世民不可能超越他封建帝王的思维方式，他不能留下任何隐患给一个柔弱的接班人，他对李世绩万分恩宠并不是出于私人感情，而是要让李世绩为他李家天下尽心尽力，是“为社稷计耳”，一旦李世绩有任何会威胁到大唐社稷的迹象，杀一个李世绩又算得了什么？
　　

好在李世绩的政治素质是非常高的，接到贬官命令后，他不但毫无怨言，甚至连家都没回就立即离京赴任去了。一个正常人，就算是大大的忠臣，就算不会因无故遭贬而心生不满，离京前回家和亲人告个别总是应该的吧，李世绩的行为可以说是超出常理，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是反常的。为何他会有此反常行为？答案一是他对李家的忠心已到了完全忘私的至高境界（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他的行为纯是自然；答案二是他的政治素质使他意识到这是李世民对他的最后一次考验，他的行为是种表演。从今天的角度分析，很容易就会认为真实的情况是答案二，因为在我们的时代里任何人也没有义务为别人无条件尽忠，但在李世民和李世绩的时代，臣子必须无条件忠于君主是一种常识，所以李世民接受了答案一，他非常满意，非常放心。
　　

二十三年五月，李世民病故，六月，太子李治即位，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李治果然遵从李世民的叮嘱，一即位就把李世绩召回，升官为尚书左仆射（相当于丞相），与长孙无忌、楮遂良同参机密。永徽四年，李治升李世绩为司空，为表示对李的器重，李治命人在凌烟阁为李世绩重新绘像，并亲自为该像提名。李世绩也用实际行动回报了李世民父子的器重，他于唐高宗总章元年挂帅出征，灭掉了高丽。唐朝与高丽可谓恩怨交缠，当年隋炀帝三征高丽都大败而归，终于耗尽国力直接导致亡国，可以说没有高丽人的英勇奋战就没有唐朝的兴起，高丽实在是间接地有大功于唐。

唐朝得天下后，高丽主动采取低姿态与唐修好，朝贡不绝，又归还历次伐高丽时失陷的汉人，收葬隋朝战死者的尸骨，两国关系可谓十分友好。可是到贞观十六年，高丽内乱，军阀泉盖苏文（姓泉名盖苏文）杀掉与唐友善的高丽王高建武，立建武之侄高藏为傀儡，自己当莫离支（高丽官名，相当于宰相兼三军司令）实际控制国政。盖苏文胸有大志，掌权后积极扩张，隋朝进攻高丽时，新罗曾趁火打劫抢夺过高丽的土地，盖苏文以此为借口多次进攻新罗。新罗当时向唐称臣，受打击后到李世民处申诉，李世民下令高丽不得侵犯新罗，盖苏文根本置之不理。

从高丽的角度看，唐朝完全是无理干涉内政，但从李世民的角度看，那就是高丽不服管教，不把天可汗放在眼里。于是李世民于贞观十九年亲自领兵出征高丽，声称要为高丽人民除掉弑君逆臣盖苏文，那次出征李世绩也有随行。由于高丽人顽强抵抗，也由于李世民为了体现王者爱民之风多次放弃机会，双方打成僵持，唐军不得不在陷入困境前主动撤退。李世民一生攻无不克，到晚年却吃亏在高丽手上，大损天可汗之威，其沮丧可想而知。
　　

李治即位后无时不想消灭高丽，为父亲挽回面子，他也数次派人出击，但都只是小胜，无法给高丽致命一击。干封元年，终于出现了绝好的机会，高丽的强权人物盖苏文病故，他三个儿子为争领导权大打出手，大儿子泉男生失败后投奔了唐朝，请唐派兵平乱，还愿为前驱，不折不扣地当了汉奸（应该是高奸）。此前隋唐数次征讨高丽，都因为不知地理以及高丽团结一心而失败，如今高丽人自己来邀请出兵，真是意外之喜。
　　

干封元年十一月（李治酷爱更改年号，前后所用年号居然有十余个，干封是他第五个年号，干封元年是他在位第十六年），李治以李世绩为帅，出兵征讨高丽，副将有薛仁贵、契必何力等人，其阵容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将领。二年二月，唐军各部汇集于辽东，开始猛攻高丽。李世民当年征高丽时经常为了显示大国之风妄图以德服人，军事服从于政治，诸将临敌多有限制，结果错过不少战机。李世绩此次出兵不再有此束缚，可以专心杀敌，加上有泉男生一派势力为唐军指点虚实拉拢人心，李世绩进军非常顺利，唐军多次大败高丽军队，先后杀伤俘虏高丽军十余万人（估计含有较大水分）。总章元年夏（李治在位第十八年），李世绩进围平壤城。


平壤是高丽首都，城池非常坚固，当年高丽以劣势兵力死守平壤，使隋军无数勇士丧生城下而平壤始终不破。到李世绩围城时情况已与当年大不一样，高丽王高藏原本就是泉家的傀儡，当权的泉家又分成三派互相倾轧，高丽上层已是人心浮动，毫无士气可言。刚围城一个月，高丽王和泉家老三泉男产就派人到李世绩军中要求投降，泉家老二男建倒是对得起盖苏文，打算坚持到底，但无奈手下将领叛变开了城门，唐军一拥而入，平壤于总章元年九月陷落，泉男建自杀未遂当了俘虏。高丽就此亡国，其国土成为唐朝的州县。
　　

高丽是当时一个强国，隋朝在最强盛的时候都没能征服高丽反而因此亡国，李世民亲自出征也没占到便宜，李治的才能远远比不上李世民，竟然能在两年内灭了高丽，完成了李世民没能做到的事，李世绩搬师回朝后，李治亲自告捷于太庙，其得意可想而知。对于大功臣李世绩，李治加封他为太子太师，一时风光无限。征高丽一役，终于结束了隋唐对高丽以强击弱却有败无胜的历史，挽回了天朝大国多次在高丽那里丢失的面子，是李世绩军事生涯里辉煌的一页。但是，从今天来看，这场战争的价值除了彰显彰显天朝的国威，教训教训不听话的属国之外，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了（李世绩还得背个侵略军的坏名声），毕竟唐朝对高丽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很快就被新罗排挤出去了。当然，那时李世绩已经去世，高丽什么的已经与他没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