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瑞士与纳粹黄金

在前述章节中已对瑞士银行在与纳粹的交易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有所涉及。在轴心国的所有中立帮凶中，没有哪个国家在对纳粹的贡献和帮助方面比得上瑞士。

提到瑞士，大多数人想到的是细腻的巧克力、优良的钟表和遍布阿尔卑斯山脉草地的羊群。然而瑞士在20世纪40年代还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国家。1848年宪法的建立才确定了瑞士现有的三权分立格局，保障公民言论及行动自由，以及和民主议会的形式。直到1971年妇女才有公民权。瑞士几十年来一直被一些集权政党统治。二战期间，这些政党是天主教保守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以及工农党。尽管现在一些政党改变了名称，但是他们依然是统治者。瑞士共产党在二战中则被宣布为非法政党。瑞士联邦委员会为最高行政机构，联邦委员会主席为国家元首，由国会从联邦委员会的7名委员（同时是政府的7名部长）中选举，任期为1年。

瑞士联邦委员会在战时拥有独裁权，因此可以不受限制地同纳粹进行政治和经济合作。1938年8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联邦理事会下令封锁边境。由于害怕犹太人入境避难，瑞士联邦委员会请求德国外交部在犹太人的护照上盖上"J"字戳记。纳粹最初并不热衷于这个主意，他们仍然想以移民出境的方式尽快流放大批犹太人。瑞士和德国之间的谈判持续了整个夏天和秋天。最终瑞士威胁德国说，所有德国人入境时都要专门登记，纳粹德国才开始在犹太人的护照上增加"J" 字戳记。按照瑞士联邦委员会在战后不知羞耻的说法，这种甄别犹太人的方法反倒成了纳粹的主意了。

瑞士如此坚持在护照上做标记的唯一原因，是为了使他们更容易拒绝犹太难民入境。战争期间有超过3万犹太难民被瑞士拒绝入境，其中绝大多数后来被纳粹杀害。1942年8月，在宗教界和新闻界的强烈抗议下，瑞士联邦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紧急法律，对所有犹太人封锁边境。即使犹太难民能够通过边防检查，内地的瑞士官员也有权要求检查他们的护照。如果护照上面有"J"字戳记，他们就会被强迫送回纳粹手中。

当然，我们不能以政府的行为给全体瑞士人下定论。大多数瑞士人不是反犹太的。战争期间瑞士也没有通过反犹太人的种族法令。还有许多瑞士人曾经试图帮助犹太难民。瑞士圣加仑地区的边防警察格鲁宁格上尉（Paul Grueninger）在1938年接到上峰命令不许任何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进入瑞士。可是格鲁宁格还是让3600名犹太难民入境，并帮他们涂改护照以使其留在瑞士。1938年12月，格鲁宁格被停职，并于次年1月被控"伪造文件"。1941年，格鲁宁格因"反抗政府命令"被判有罪，因此失业，退休金被没收，并处以罚款。他后来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流离失所，穷困潦倒。格鲁宁格后来被以色列国尊为义人。

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一开始，瑞士政府的官员就知道这些行动。德国国防军曾经邀请许多瑞士军医去俄国前线为受伤的德军士兵治疗，他们在与德国部队共处的那段时期曾经目睹大批东欧犹太平民被聚集在一起带到树林中屠杀。这些震惊的瑞士医生回国后立即向国际红十字会和瑞士政府官员提交了报告，但这些报告随即便如泥牛入海。

最早传到西方的关于大屠杀的消息，是瑞士人里格纳（Gerhart Riegner）在1942年8月拍到美国的一份电报。向他提供信息的是一个莱比锡商人肖尔特（Eduard Scholte）。电报原文如下：

"收到令人震惊的报告。元首及其下属正在讨论和考虑灭绝所有在德国占领区和附庸国境内的犹太人。这些人大约有350万到400万。他们将被送入东方的灭绝营，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灭绝行动将于今年秋季展开。讨论中的灭绝方法包括使用氢氰酸。以上消息全部属实，因为我们筛选了其中所有未被证实的消息。线人与党卫军及纳粹高官关系密切，他的消息通常是可靠的。"

收件人之一，美国的犹太教拉比魏斯博士（Stephen Wise）在1942年11月24日将该电报向新闻界公开。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被人们广泛质疑，其中甚至包括犹太人。艾伦・杜勒斯称它为"歇斯底里的犹太人的宣传"。不过在那之后每个人都开始对第三帝国的野蛮和恐怖有所认识。

许多纳粹的瑞士共犯最近几年才被拉到前台，暴露于阳光之下，这是美国总统克林顿授权展开的调查行动的成果。他授权参议员埃森斯塔特（Stuart Eizenstat）领导一个调查团，寻求公正解决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索赔要求的办法。当“瑞士人因善战才免遭入侵”的传奇故事还在继续流行时，早有西方国家认为瑞士是靠在二战期间向纳粹出卖灵魂（和肉体）才得以保持中立。

虽然法国沦陷后瑞士便成为被轴心国包围的一座孤岛，但是除了少数狂热宣传外，德国人从未认真考虑过入侵瑞士。他们知道任何入侵都只能导致瑞士人的顽强抵抗，通往意大利的战略通道――辛普朗隧道和圣哥达隧道会被炸掉，瑞士的经济和金融也会被全部摧毁。但是以上都是次要的考虑，德国不入侵瑞士的主要原因是瑞士本身既不出产原料，除了少量奶酪外也无剩余食品可供出口，一个破坏无遗的瑞士将是负担而非收获，这就是“瑞士人以善战换取安全”的神话源头。使瑞士免遭入侵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早在30年代中期，纳粹高官（尤以戈林为甚）便通过瑞士的银行来藏匿他们侵吞的财产，入侵瑞士只能使这些偷来的钱暴露在多疑的纳粹审计官员鼻子底下。墨索里尼这个老小丑倒是在1940年考虑过入侵瑞士、南斯拉夫或希腊，来显摆一下他的法西斯威风。他后来选了看上去最弱小的希腊为受害者，结果还是被揍得很惨，只得再一次厚着脸皮爬到德国盟友那里求援。

瑞士不像西班牙或土耳其那样拥有重要的地理位置或战略资源。它的煤炭严重依赖进口，一旦法国沦陷，瑞士冬季用煤就只能靠德国。纳粹向瑞士买煤还有另一个目的：从德国运去的煤炭以记账方式结算，货款直接存入瑞士银行的德国户头。这将为德国攒下大量宝贵的外汇。此外，瑞士和德国的贸易范围还包括轴承、柴油机、工作母机、火车头、钟表、无线电设备，甚至武器和军火。其中最关键的两项出口是电力和铝。

1943年6月，《苏黎士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全文刊登了盟国在1943年1月向瑞士银行界发出的震撼性警告：盟国宣布纳粹通过中立国收购或转移财产的交易为非法，并将在战后对此展开清算和索偿。1943年7月，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是否继续接受纳粹的黄金。与会各银行达成了一致意见：既然瑞士仍在实行金本位，就必须接受黄金的自由流入和流出。他们决定让瑞士联邦委员会来裁决这个问题。联邦委员会于11月作出裁决，同意银行官员的意见，为瑞士银行进一步接受纳粹黄金开了绿灯。

1945年1月30日，FEA的第26904号报告指出，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和瑞士联合银行（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都在向纳粹提供外汇。附件中有28份这两家银行的通讯纪录。其中9份涉及德、瑞、葡之间的黄金和瑞士法郎贸易（参见前文）。附加的备忘录还指出瑞士信贷银行曾经单独为纳粹提供了50万埃斯库多和20万瑞典克朗的外汇。

盟国经济情报机构于1946年2月5日递交的报告提供了纳粹从欧洲各国中央银行掠夺黄金的数量评估。报告指出，目前已经发现的德国黄金总价值为6.48亿美元。而战争爆发时，德国黄金储量最多为1亿美元。其间相差的5.48亿美元的黄金都是从欧洲各国掠夺的。根据缴获的德国国家银行记录，大约有价值2.75亿到2.82亿美元的黄金卖给了瑞士中央银行。另外还可能有2000万美元的黄金卖给了瑞士商业银行。报告的最终结论是，大量被掠夺欧洲黄金先由瑞士的银行来洗钱，最终消失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长达6页的“安全港计划”第2969号报告详细评估了在瑞士的纳粹资产。该报告声称，纳粹拥有或控制了共计358家瑞士企业。纳粹对其中263个企业的投资达1.14亿美元。这些企业遍及所有经济领域：纺织业6家、运输业6家、保险业15家、零售批发业67家、化工业15家、机械制造业11家、以及其他7类企业，每类至少3家。此外还有9家银行、330个持股和金融公司。对于这笔财富的总价值，美国财政部估价为5亿美元，国务院估价为7.5亿到10亿美元。另外纳粹还将巨额的黄金、货币、宝石和艺术品藏在瑞士银行的保险库中。英国在战后对已追回的53幅绘画进行估价，其价值在48万美元左右。估计所有被掠夺的艺术品价值在3.9亿至5.45亿美元之间。

盟国在向瑞士追回黄金和使其停止与纳粹间贸易方面的大多数努力是徒劳的。美国冻结瑞士资产后，瑞士在1941年冬天停止向美国大使馆供煤作为报复。1944年7月10日，战略情报局的首脑多诺万告知罗斯福，瑞士每月向纳粹购买7000万至1亿法郎的黄金。罗斯福让多诺万和国务卿赫尔开始向瑞士施压。14日，赫尔致电瑞士外交部长布鲁格曼（Charles Bruggmann），向他暗示说如果继续与纳粹交易将会在战后遭到严厉制裁。尽管英国持反对意见，美国方面还是主张对瑞士给予严厉的措施，包括停止向瑞士供应食品和原料。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赞成这项决定。1944年10月，战争部副部长帕特森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瑞士的车队在1944年9月末重新开始为从西班牙出发，穿过法国领土向瑞士运送食品。他提出这种车队随时可以被盟军拦截，直到瑞士答应停止与纳粹的所有交易为止。由于来自英美两国的压力，瑞士在1945年初逐渐减少了战略物资如铝、火车头和工作母机的出口。

1945年2月，美国代表团就停止战时贸易和黄金问题开始和瑞士进行谈判。经过多番争吵，瑞士于当年3月同意冻结德国所有财产，停止从德国购买黄金。然而仅仅两个月后，美国驻伯尔尼大使馆就报告说瑞士从德国购买了3吨黄金。这次购买显然拒绝了刚刚达成的协议。瑞士方面狡辩说这些黄金不是德国掠夺来的。

瑞士的背信弃义由此引起了美国人的严肃关注。德国投降后，美、英、法、苏四国于1945年8月2日发布了《波茨坦宣言》，声明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将采取措施，合法查收和处理德国的海外财产，并要求中立国归还纳粹财产。瑞士与瑞典立即对此项要求作出了反应，声称这与他们国家的法律相矛盾。美国为此威胁说将冻结瑞士在美国的所有账户，而且除非瑞士同意遵守归还纳粹赃物的协定，否则将继续把瑞士公司留在盟国黑名单中。9月，美国表示对瑞士的不合作很不满，准备开始实施制裁方案。

1946年3月，美、英、法与瑞士之间的正式会谈在华盛顿召开。在与瑞士的正式会谈展开前，美国代表曾持乐观的态度，认为瑞士会遵守已签署的协定，不会变成纳粹资产的避难所。但是美国人的幻想在会议一开始就碰得粉碎。瑞士声称它在战争期间的行动与一个中立国的责任和权利相符合。瑞士代表斯塔基博士（Dr Walter Stucki）断言，纳粹从占领的国家夺取黄金符合国际法（战胜方有权获取战利品），因此瑞士收到的黄金都是合法的。瑞士更进一步声称同盟国要求得到德国在境外的资产是违法的，而且侵犯了瑞士的主权。此外，瑞士要求把盟国黑名单中所有的瑞士个人和企业都撤销掉。这种死硬的观点使谈判陷入僵持阶段。美国财政部助理秘书怀特愤怒地向瑞士表示，瑞士在美国的所有资产仍将被冻结，直到“死不悔改的”瑞士政府作出永久性的保证，协助盟国的调查工作。

在一番试图打破僵局的努力后，盟国放弃了他们取得所有德国资产的要求，允许瑞士分得被没收德国企业20%的股票。两天后瑞士联邦政府发表了“瑞士关于黄金问题的观察报告”，这与战争初期同盟国关于德国黄金所持股份的计算明显不同。

盟国对瑞士方的回答的反应是极端消极的。因为该报告还质疑了前德国国家银行副行长普厄提供的情报的可信度。普厄曾告诉盟国调查人，瑞士中央银行知道他们买来的德国黄金是赃物，因为他曾经亲口和他们说过。两相对比，显然瑞士政府又在撒谎。美国估计纳粹德国的黄金储量在战争初期为1.2亿美元，其他6.61亿美元黄金都是通过战争掠夺来的。纳粹1943年前出售的黄金共计4.14亿美元，它们被纳粹卖掉或者转移到瑞士国家银行。财政部的第二份报告则认为1940年6月30日之后纳粹掠夺的黄金共计5.79亿美元，并推断瑞士拿走了其中2.89亿美元的黄金。4月24日，谎言被揭穿的瑞士人索性暂停了谈判。

5月2日，瑞士方面提出了最后的条件：在瑞士的德国资产五五分成，瑞士吐出5810万美元的纳粹黄金，从而一揽子解决赔偿问题。盟国此时发现要瑞士人吐出赃物比拔他们的毛还要难，只好接受这个条件。英法方面起初要价8800万美元，最后同意以7500万美元解决这一问题。在三周的会议后，瑞士于5月26日签署了最终赔款协议。6月3日，美国代表团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总结。

盟国-瑞士协议要点如下：1、瑞士赔偿委员会将清算德国在瑞士的资产；2、德国的资产将被公正地以德国货币清算；3、瑞士赔偿委员会将与同盟国联合委员会的代表合作清算德国资产；4、清算的资产将在瑞士和盟国之间五五均分；5、瑞士政府将存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金库中价值2.5亿瑞士法郎（5810万美元）的黄金移交给盟国；6、美国政府解冻瑞士资产，盟国把瑞士从贸易黑名单中除去。此外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也答应向盟国归还了一批纳粹掠夺的黄金，包括1607公斤比利时黄金和2093公斤荷兰黄金，总值约420万美元。

这不是瑞士最后一次背信弃义。1946年8月2日，瑞士公使馆给美国国务院的照会称，他们准备向盟国归还价值2.5亿瑞士法郎的50.8吨黄金。盟国曾预计瑞士归还黄金数量应为70吨、价值5800万美元，瑞士通过使法郎贬值的方法少支付了20吨黄金。

盟国与瑞士的其他谈判持续到1952年。所有的谈判都表现出瑞士的口是心非，特别是在“无主财产”问题上。 “无主财产”指的是在大屠杀中遇害的犹太人账户。瑞士银行拒绝为受害者家属或犹太人组织提供任何帮助，他们要求提供户主的死亡证明书，而这些瑞士人都知道纳粹灭绝营的受害者是没有死亡证明书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授权埃森斯塔特处理“无主财产”问题，瑞士方面才有所让步。

然而，虽然时间之轮已经转过了半个世纪，瑞士的银行家们仍然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证明，他们依然象其50年前的父辈和祖父辈一样奸诈无耻。1997年出现了一桩几乎毁掉瑞士国家声誉的大丑闻：瑞士联合银行（UBS）的警卫人员梅利（Christoph Meili）带着证物出现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这些证物就是瑞士联合银行准备销毁掉的文件。该年1月，在一次夜间巡逻时，梅利在瑞士联合银行地下室里发现了大量等待销毁的旧文件，其中包括该银行在战争年代的重要账目纪录，以及许多犹太人存款账户名单。这个年轻的警卫意识到这些准备销毁的文件的重要性，从中拿了两本账簿和一些文件，放进了自己的储物柜，随后将这些账簿转交给了一个瑞士的犹太人组织。瑞士联合银行立刻开除了梅利，瑞士联邦政府也调查梅利是否违反了任何瑞士的银行保密法，却没有调查瑞士联合银行的行为是否合法――瑞士法律禁止销毁任何与二战调查有关的文件。甚至在逃亡到美国后，梅利仍然受到死亡威胁。瑞士政府这种寡廉鲜耻的做法引起了以色列、美国、甚至欧盟和德国的愤怒。克林顿总统专门签署了一份授予梅利全家在美永久居住权的文件，梅利成为唯一在美国政治避难的瑞士公民。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尤其在美国国会威胁对瑞士实施经济制裁、并禁止美国公司与瑞士银行进行商业往来的威胁下，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最终在2000年11月与世界犹太人大会达成协议，拿出12.5亿美元赃款作为赔偿基金，用于补偿大屠杀受害者在瑞士银行的存款，以及大屠杀幸存者的救济事业。

自苏联解体后，就不断传来一些被苏军掠夺的纳粹赃物被重新发现的报道。许多二战末期从德国缴获的美术品存放在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和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但是几乎没人知道美军当时也从德国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而且其中包括不少纳粹从别国掠夺的赃物。陆军军官吉尔凯（Gordon Gilkey）在战后曾负责将美军从德国缴获的美术品进行无菌处理，永久保存在五角大楼的保险库内。他一定是个相当忙碌的人――因为有大约11000幅美术品需要处理。那些绘画中最有价值的被储藏在美国军事历史学会大楼内。

美国抢夺者的名单可以从前任总统一直排到普通大兵。赫伯特・胡佛在战后以救助战争难民名义进行的环球旅行不过是他为了私人掠夺而立的幌子。他的下属为其设在斯坦福大学的总统图书馆抢夺了数以千计的物品，包括约瑟夫・戈培尔长达7000页的日记，美国的双日图书公司为出版这本日记向胡佛支付了40万美元的版税。该日记的原本至今仍然保存在胡佛总统图书馆。另外，胡佛还抢到了大量原属于希姆莱和纳粹党的文件，毫无疑问，他也可以趁机亲自销毁一些可以用来指控他的德国和日本外交文件，比如他在1940年参加竞选时和当时纳粹高层之间的私人通信。

期望美国大兵在面对庞大的战利品诱惑时不为其所动是不切实际的。许多美国军人参加了对战利品的掠夺，某些时候甚至包括军官。在慕尼黑的纳粹党老巢“褐宫”（Braunes Haus）发生的抢夺就很说明问题。褐宫是3栋以地下通道连在一起的房子，第1296战斗工兵营被派来守卫该建筑群。他们发现地下通道内到处都是纳粹掠夺来的战利品，包括银器、名画、档案以及其他众多价值连城的东西。该营列兵波尔斯基（Pvt. Polski）和弗莱塞（Pvt. Fraser）回忆说，他们进入这个地方后发现一些士兵和军官正在把银器作为纪念品打包，于是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波尔斯基拿了一套印有希特勒姓名缩写字母AH和纳粹万字标记的银器，弗莱塞则拿走了一套共有80件器物的银餐具。他们两个回到自己的营部，向他们的长官麦克凯上尉展示了战利品。他俩小心翼翼地把这些银器打包、装好，麦克凯上尉在包裹上写上了“已经通过麦克凯上尉审查”的字样。波尔斯基把这些银器寄到了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老家，弗莱塞也把他的赃物寄了回去。这次抢夺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6月10日，也就是褐宫被盟军宪兵用高压电网围起来之时才告终止。
对纳粹高官财富的争夺也相当激烈。戈林数量庞大的艺术收藏就被藏匿在好几个不同的地方，由于这些艺术品数量过于庞大，以致于没有办法将其统一集中到一个安全的隐蔽地。在苏联军队逼近柏林郊外戈林豪华的游猎行宫“卡琳大厦”时，许多不能转移的艺术品就地焚毁，剩下的用火车运到了戈林在费尔登施坦因（Veldenstein）的城堡。当盟军逼近那里时，戈林又霸占了4列火车，将这些财宝运往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这里是纳粹德国高官显贵们的第二个政治活动中心，位于德军在巴伐利亚和阿尔卑斯山区修建的“人民堡垒”的核心地带。戈林、希姆莱、鲍曼等人的宅邸如众星捧月一般散布在希特勒的高山别墅“鹰巢”（Kehlsteinhaus）周围，镇上还有为纳粹党和党卫军的中级官员们修建的豪华旅馆和宿舍。在战争末期，大约有14000辆卡车到达这里，一部分装着纳粹准备用来在阿尔卑斯山地区进行最后挣扎的装备和补给，另一些则载着纳粹高官们的黄金、外币、艺术品和美酒。盟军逼近贝希特斯加登时，戈林又从其财宝中精选了5卡车珍品送往附近的温特施泰因（Unterstein），剩下没有来得及转移的东西仍旧留在了火车车厢里。

美军第101空降师的官兵们开入贝希特斯加登镇后，立即为戈林的庞大艺术品收藏所震惊。他们在他的一座豪宅里发现了一处如同阿拉丁宝库般的地窖，里面堆满了琳琅满目的珍宝和油画，其中包括伦勃朗、雷诺阿等人的名作，还有大量的珍稀邮票、小雕像、钟表、勋章和古金币、镶珍珠和珐琅的手枪、钻石袖扣和别针、金银烛台和盘子、古董盔甲和兵器。这些士兵们没有任何犹豫便开始各取所需，许多体积较小的珍宝迅速消失在他们的口袋中。一位士兵拿到了戈林在卡琳大厦的客人签名本，上面有着众多尊贵客人的签名（其中当然包括那位赫伯特・胡佛）。戈林的一把元帅节杖被美国第7集团军司令帕奇（Alexander Patch）拿走，至今仍陈列在其母校西点军校的博物馆中。另一把节杖和一些纪念品被埃克尔格中尉（lt. Eckerg）拿走后寄到了芝加哥他母亲家，他母亲将其中的一枚金质大奖章出售给了一位珠宝商，后者在报纸上登出了出售戈林奖章的广告。美国海关人员读到广告后，没收了那枚奖章以及其他所有寄回美国的东西。另一些戈林的私人物品（主要是容易藏在军服里带出去的东西，如手表、手枪、匕首和短剑等）也被士兵们抢走。怀特中校（Willard White）是在贝希特斯加登收获最丰的家伙，他将一大箱、约400件希特勒专用的银器和水晶餐具寄往给了妻子。

另一个贪婪的美军掠夺者是布朗中校（William Brown）。他的军队驻扎在图林根地区的魏玛和布痕瓦尔德一带。布朗疯狂搜刮财富的行为被当地居民告发，因而在1945年6月27日接受了军事法庭的询问。根据美军颁布的法令，军人在敌国得到的一切财产都属于美国政府。布朗回答如下：“恩，我不知道这些。当时的情况大致给我这样的印象：人们可以从战斗刚刚结束的战场拿走任何东西。你们和我一样清楚，在那里发生了许多类似的事情，来自各个部队的人都不受管束地抢夺东西。我们在那里都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所有被我们发现的东西，只要没有当地人出来认领，那这些东西就应该属于发现者。我问你们，如果那些东西的确没有主人呢？如果你们看见那些掉落一地、无人问津的东西，你们又何尝不会认为是属于你自己的战利品呢？”

布朗的回答是不诚实的，许多物品都是他从德国受害人那里抢来的，例如他曾下令关闭当地邮局，然后掠夺那里的钞票和邮票。布朗后来被宣布无罪，返回美国后不久便以共和党人身份参加弗吉尼亚州的州长竞选。

最广为人知的美军盗窃案就是黑森家族王冠珍宝失窃案。这次盗窃的策划者是一名女军官，凯瑟琳・纳什上尉（Kathleen Nash）。德国投降后，纳什上尉、沃特森少校（Major David Watson）和纳什的情人杜兰上校（Jack Durant）在德国中部的达姆施塔特（Darmstadt）探索黑森大公家族的城堡时，发现城堡地窖的混凝土似乎是新近铺上的。他们从工兵那里借来风镐，将混凝土切开，发现一个镀锌的大箱子，里面装满了钻石、宝石、镶钻头冕、链章、手镯、项链、金银圣像、还有一顶王冠。他们三人将这些珍宝据为己有，从其中一些首饰上撬下一些宝石卖到了瑞士。1945年底他们回到了美国，除了宝石和黄金外还带回了大量银器、书籍和数以百计的其他物品。1946年1月，这些珍宝被黑森王族报失。美国陆军犯罪调查部门很快确定了嫌疑犯范围，并拘捕了他们三人。沃特森被判3年监禁，但在4个月后被释放：他的家族在西海岸拥有一家大型食品联合企业，他的提前释放显然与此有关。杜兰被判15年徒刑，但在6年后释放，纳什则服满了5年刑期。大约有一半的珠宝被邮寄到纳什的妹妹那里，后来一直没有追回。

被美军抢夺的另一份德国财产于1990年露面，其中包括许多中世纪文物：黄金和白银制作的耶稣受难像；一座雕刻精美、镶有宝石和珐琅的银制圣骨箱；众多水晶和象牙制成的宗教艺术品；大量中世纪手稿；其中最珍贵的也许是一本9世纪的金制福音书，书中配有精美的插图，书皮包银，镶嵌黄金和珠宝。这些珍宝与其他文物在战争后期从柏林的各博物馆里运出，藏在马格德堡以南奎德林堡镇（Quedlinburg）的废弃矿井隧道中，被美军中尉米德尔（Joe T. Meador）发现。他与其他三人负责保卫这批珍宝时，趁人不备将其中最精美的宝物一件件地偷走并邮寄回家。奎德林堡矿井中其余的珍宝后来归还给德国的博物馆，但德方很快发现其中一些珍品已经失窃，于是美国军方展开调查活动。但因奎德林堡被划分到苏占区，该调查很快就结束了。米德尔死于1980年，此后其战利品迅速流入文物黑市。1990年美国海关发现了金福音书和一份写于1513年的手稿，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后又在米德尔的家乡得克萨斯州怀特赖特（Whitewright）找到了上面名单中剩余的宝物。但仍有一些当年被米德尔取走的文物不知下落。

2001年，美国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l）向不来梅博物馆馆长移交了4年前被美国海关没收的12件美术品。这些美术品是不来梅博物馆战前1500幅艺术品的一部分，于1943年转移到柏林附近一座城堡中，被苏军没收。1993年这些美术品在阿塞拜疆共和国第一次露面，随后被窃。4年后一名日本商人古贺正承试图向德国驻日使馆出售8幅不来梅博物馆的藏画，要价1200万美元。 1997年9月，古贺与博物馆的谈判移至纽约，一名美国海关官员秘密加入了博物馆方代表团参加谈判。古贺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但是没等到审判就死了。

如果要列出战后发现的纳粹藏宝的清单，恐怕其篇幅会写满几本书。但是无可置疑的是，今后还有更多的纳粹财宝被世人发现。

对纳粹受害者的赔偿问题直到现在仍然被人们所关注，并引起许多激烈争论。克林顿总统指定的调查委员会主席埃森斯塔特参议员对此作出了总结性结论：

1、德国国家银行把来自其他国家的被掠夺黄金归入自己的黄金储备。这正是纳粹侵略的最主要经济来源。

2、大多数被掠夺黄金通过瑞士银行的中转流入了其他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纳粹黄金被兑换成瑞士法郎，纳粹用这笔钱向中立国家购买战争原料。

3、与中立国的贸易使纳粹得以拖延战争的过程。

4、来自集中营的受害者手中的黄金跟货币黄金混在一起，并被用于纳粹与中立国的交易。

5、被掠夺黄金的归还工作由于中立国的不合作和盟国的碌碌无为而被耽搁。

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在战后存在一个专门阻挠盟国寻找纳粹掠夺财物的组织。然而确实有很多确凿证据表明，在盟国中有例如艾伦・杜勒斯这类的重要人物，曾帮助纳粹官员转移、隐匿其掠夺来的财产。在寻找日军掠夺财产的类似案件中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盟国寻找并返还被日掳掠财物的行动被某位显要人物破坏了。这位显要就是赫伯特・胡佛，华尔街的精英，美国前总统，救助难民的“善后特使”。

可以确认的是，寻找纳粹掠夺财物的每一步努力，都是向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妥协的产物。由于冷战的原因，美国只好牺牲受害国的正当权益，停止进一步寻找纳粹财物，把所有的资源用来同所谓“红色恐怖”作斗争。而那些同样邪恶的、曾为希特勒建立战争机器的企业因此逃脱了追究和惩罚。那些转移并贮藏在中立国的纳粹财富里，究竟有多少最终被用来重建德国，使其变为抵御苏维埃的壁垒？战略情报局解散后多诺万加入的那家公司――世界商业公司，是否就是美国的纳粹同情者们将纳粹掠夺的财富重新注回德国的一个漏斗？

关于纳粹财富还有许多疑点，也许人们永远不可能完整地了解其来龙去脉。如果美国、英国、以及包括罗马教廷在内的所有国家和组织不将当年所有的文件彻底解密，那么那批失踪纳粹财富的命运将继续埋藏在秘密和阴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