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2小语：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谨以此文献给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先烈以及所有的爱国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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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立国 半岛

第一章　卢沟桥战斗


中国人的脾性，那是谁也说不清的。比如：时下气功太极拳之类。江湖上怎么说？这叫内练一口气，劲儿使在五脏六腑上。这有分教，曰劲气内练，或，劲气内敛。两个词儿虽常混淆，一字之差，发言相同，内涵远去。内敛，指在五脏六腑里收藏，是静止的。内练呢，还在肚子里折腾，且要动。这叫调理。不过两个概念的核心均在“内”字上。
　　譬如说，一节车厢里有数十号人，超载时当然更多。突然有歹人拔出了杀猪刀堵在门口，与众为敌，令大家把金钱细软交出来。此种情形，大家当属“内”，而举杀猪刀者则是“外”了。结果如何？大家乖如小儿。虽然车厢里定会有十几条或几十条七尺男儿，却在练内功，没外部动作。想什么？钱是身外之物，交就交吧！也许在这之前，国上下杀得血肉横飞，将军们人人豪杰，可外族东洋兵一来，又个个如丧家之犬，几十万大军狂逃数百里依然谈“日”色变。
　　我把这些都归纳为劲气内练，并非戏言。
　　且说1937年7月7日在北京卢沟桥发生的事变。提起卢沟桥事变，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3个月内占领了东北三省。古长城之外，还有热河省和察哈尔省的一部分还在中国人的手里。看看当年的地图，就知道热河省的形象状如猪鼻子拱在泔水缸里。三面被日本人包围着。东三省是前大帅张作霖发祥之地，后来却丢了家乡丢了祖宗坟墓。少帅张学良受到国人上下一片谴责，尤其受到东三省父老乡亲的怨恨。张学良自然也是不甘心的，打算死守热河以待时机。
　　张学良委派了大帅的八拜兄弟汤玉麟为热河省主席，并兼华北对日作战军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汤玉麟称自己是星宿下凡，所以有星宿将军之称。上将军衔。其统帅的军队除辖第五军团外，还有孙殿英的四十一军、派遣义勇军、蒙古骑兵旅等，号称8万大军。
　　1933年元旦，日军开始攻击山海关，长城抗战开始。在这之前，汤上将已悄悄将母亲及其姨太太送往天津。这位星宿将军一日三惊。3月初谣传日本人要进攻热河，汤玉麟军中仅有的20余辆道吉卡车满载烟土运往关内。3月2日又率部狂逃察哈尔省的古源。3月3日，日军占领热河首府承德，其兵力只有128骑，以至占领承德之时都来不及向上司请示。
　　少帅张学良住在北平顺承郡王府内，得悉热河失守极为震怒，下令通缉汤玉麟。中国的事情往往奇怪。听说过通缉逃犯的，那是因为他越狱了；通缉帐房总帐的，那是他卷走了金银；通缉绑匪的，那是他拐走了税务局长的姨太太。虽然那个时候到处都可见贴着照片的通缉文告，可是通缉国家高级将军的尚属首例。
　　星宿将军失踪了！当时，也讲究出国镀金，政客失意武夫丢了地盘，小媳怀了孕，都走出国门到国外考察学习，然后回来或是升迁或是重操旧业，又一番事业，又一番风采。可是谁听说过星宿飞到国外去了，鎏了一层金，又亮闪闪的飞了回来？那时候也没有人造卫星！要不就是星宿归了位。可是紫金山天文台，也没有发现天上又多了一颗星星呀！原来这汤玉麟在察哈尔躲了起来，上下打点得体，过了两年又出来当顾问了。
　　且不说汤玉麟。热河弃守之后，古长城暴露在日本人面前。古长城初建于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时代，据说现在的长城是明代在原来基础上修复的。从秦始皇到明英宗修这长城的目的是为了防御北方落后的游牧民族。今天派上用场了，但是，为了防御的再不是落后民族，而是现代化装备的日本帝国主义。这恐怕也是秦始皇到明英宗都没有想到的。
　　中国人喜欢建墙。一个家庭，修墙围起来，这叫庭院。一个家族用围墙围起来，这叫寨子。一个城市用墙围起来，这叫城池。皇上住的地方用墙围起来，这叫皇宫。整个国家的叫长城。供游览，收门票。当然这不是建墙的初衷。阁下若是注意，凡中华民族发祥之地，还都残留长长短短高高矮矮各有风采的墙，现在叫文物古迹。现在也还在建筑各式各样的墙，什么用途？没考察清楚。
　　力求防，怕是在人的潜意中存在。常言道，防人之心不可无。
　　长城抗战！那是记者文人后来编排出来的词儿，最初在军事上叫长城布防。布：布置，防：防守。词典是这么解释。
　　全文应该说：在长城布置防守。
　　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绵延万余里。长城西半部是土结构，东段都是砖石结构，以巨大石条为地基，上面用城砖砌成。去过八达岭的人都见到过，城墙建筑在高山峻岭最险要之处，宽处有10余米，高有七八米，要紧之处有箭楼、烽火台等。就是在现代战争中也不愧为良好的防御阵地。
　　长城的关口，从东面算起，有山海关、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独石口等。每个关口都是要塞，在长城抗战中都经历了残酷的血肉厮杀。每个关口死伤壮士都以数千人计。
　　现在我们不容易再找到60年前战场的遗迹。过去，那里的纪念碑，抗战烈士墓，将军殉国处比比可见。后来，沧桑变迁找不到遗迹了。若干年前人们又想起了这件事。20世纪70年代北京市密云县古北口乡修建了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当然，为此，也给他们带来经济效益。可谓：历史搭台，经济唱戏。
　　唯一把这古战场保存比较完好的是喜峰口的潘家口战场。倒不是谁有意这么做，而是1958年在潘家口修了水库。战场的遗址到了水库的水平线以下。你要是想参观一下当年的弹洞，壮士遗骨，可以穿着潜水服下去看。
　　事也凑巧，我们就是想介绍介绍二十九军当年喜峰口抗敌的故事。在这之前，我们不得不把敌我两方的情况概述一下。
　　且说，东北三省数万大军纷纷溃退关内，国军匆匆北上。都有哪些兵？我们还是沿着战线，从东向西介绍。守山海关的何柱国新编五十九军已经退到滦河西岸，商震的三十二军准备占据冷口，商震部侧后是庞炳勋四十军做预备队，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兵出喜峰口，徐廷瑶的中央第十七军在古北口之南的南天门。
　　国军有多少军队？这问题现在也难准确回答。除前面已经提到的四个正规军以外，还有从关外退下来的王以哲军、缪魇Α⑻烙聍氩浚约白ざ嗦椎乃锏钣⒉康取９灿兄醒刖11个师，东北军12个师，西北军、晋军13个师，大约30万人。为什么是“大约”？一是还有些部队编制混乱，如义勇军、保安队等。就是正规部队也参差不齐，有的是刚刚由旅升格为师，有的被打残人员不齐，有的本来就编制不满员，像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只有2．2万人，其中7000人留守山西阳泉附近，真正开到长城前线的只有1．5万人。每个师仅有约5000人的编制。
　　从武器上看，也是参差不等。轻重武器装备比较齐全的是徐廷瑶的中央军。东北军装备也不差，可是千里溃退，武器丢失损坏严重。装备最差的是二十九军。
　　二十九军系冯玉祥旧部，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与蒋介石大战中原，冯阎兵退，冯旧部退到山西阎锡山的地盘，冯玉祥宣布下野，后由张学良收编改番号为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少帅给了二十九军50万元大洋以后，二十九军的军饷、武器皆由自筹。因此二十九军的装备劣，大都是汉阳造，老毛瑟枪，根本说不上有多少重武器。然而西北军素有尚武之风，抡大刀，耍长矛，又拴上红缨，每个士兵背在背后倒也英武精神。
　　当时二十九军客居晋东南一带，此地出产镔铁。镔铁是什么？关云长83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就是镔铁大刀。现在冶金学没有镔铁品种，大概类似锋钢的一种。二十九军的大刀都是镔铁打成的，士兵们成了关公的“校刀手”，而就是这批“校刀手”，创造了震惊中外的喜峰口大捷。为此作曲家麦新写了《大刀进行曲》，流传至今。
　　国军30万编制庞杂，参差不齐。那么日军情况怎样？日军向长城沿线进攻的部队约两个师团兵力，其中包括西羲第八师团，坂本正右门第六师团、中村第三十三旅团、铃木旅团、服部旅团、黑夺旅团、落合所部等。日军编制每师团2．2万人，也就是说，日军一个师团的编制从人数上看，和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不相上下。看上去日军阵容强大，实则只有5万余人。重要的是日军武器精良，有重炮、飞机等。重炮轰击，气势夺人，轰开缺口，为步兵铺平道路。而飞机，过去打仗，没遇着过这东西。两军对阵，前后左右都可防守也可进攻。唯独这头顶上，是防卫的薄弱环节。一巴掌从头顶上打下来就叫泰山压顶，何况飞机拿着炸弹可以在你头顶任意向下丢呢！飞机远处轰地一响，当兵的就慌了神，忙于东躲西藏，谈何战斗。
　　长城抗战敌我双方各有优势，中国的优势是古长城和人数多，日本的优势是武器和武士道精神。
　　热河失守，溃兵纷纷退到长城各关口。张学良震怒，在北平顺承王府召开军事会议，分配作战任务，宋子文等中央大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学良把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手执铅笔，勾画防线，当他画至冷口、喜峰口一线时，他抬头向宋哲元说：“明轩（宋哲元字明轩），你把守这一线。”宋哲元却说：“我的兵力单薄，装备也差，担当不了这一线任务。”
　　不肯接受。
　　宋哲元的话确是真情，兵力单薄装备也差一点儿不假，但这话中还有别的意思。蒋冯阎中原大战，除了因为蒋介石以重金收买冯阎将领等原因以外，主要还是张学良在关键时刻宣布支持蒋介石并将奉军调进关内，所以前嫌难消。那时冯玉祥残部退到晋东南以后，突然由张学良出面收编给二十九军的番号，但没有给地盘，没有地盘就是没有生计。空占着阎老西的地方。山西人会理财，肥水岂能流到外人田。那时山西人是只进财不出财的。连同蒲线都是窄轨铁路，不同外面接轨，就是怕外面人进来，宋哲元在山西占着地盘养兵，阎锡山就会经常做噩梦。如何挤对宋哲元，宋哲元受了多少窝囊气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宋哲元带着二十九军离开山西的时候，都是夜行军，为什么？因为他们穿得形如乞丐，装备貌似土匪，怕吓着老百姓。
　　中原大战对宋哲元是一次大的教训，内战只能给国家带来灾难，给老百姓带来痛苦，所以在二十九军建军之初，宋哲元就提出养兵是为了保卫国家，枪口不对内的口号。当时冯玉祥也住在山西。蒋介石对二十九军总是怀有戒心，几次想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均未实现。宋哲元一再向张学良表示誓雪国耻的决心。大概挚诚所至，感动了张学良。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东三省，热河省、察哈尔省已是前线。热河是汤玉麟把守，察哈尔防守薄弱。张学良极力推荐宋哲元。1932年8月17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由宋哲元任察哈尔省主席。
　　察哈尔省北接蒙古，东邻热河，仅有16个县，是个地广人稀，偏僻闭塞的苦寒地区。不管怎样，二十九军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了。从1932年9月以后进驻察哈尔，到1933年2月16日调往北平以东，不到半年的时间，平东长城一线吃紧。可是察北沿线虽然日军没有重大行动，但须注意防守。把二十九军由察哈尔调到平东长城沿线，不能不让人怀疑有夺走二十九军地盘，借日本人之手消灭二十九军的意图。所以宋哲元才对张学良有以上的表示。张学良百般慰抚，宋哲元只得服从。
　　命令是叫二十九军开赴平东玉田、蓟县、宝坻、香河、三沙一线驻防。张学良用铅笔画的那条线，从冷口到喜峰口，铅笔过去，就是300里的布防范围。防哪儿？冷口？董家口？喜峰口？罗文峪？一时还拿不准主意，还得看看军情变化。二十九军3个师：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张自忠的三十八师，刘汝明的暂编第二师。现在已经按照战斗序列陆续到达。先头部队进驻到建昌营，准备在冷口布防，扼守要隘，收容溃兵。第三天，喜峰口方向危机。这时候东北军万福麟的五十三军从喜峰口溃退下来，士兵的情绪低落，神情沮丧，已无斗志。第二天又将冷口布防交给三十二军商震部队，二十九军当日转防喜峰口。
　　三十七师在冯治安师长的带领下，陆续到了离喜峰口30里的三屯营。
　　3月9日下午副师长刘自珍等人到达喜峰口前沿阵地视察地形，准备在天黑之前接防。部队进入阵地，万福麟部撤至口内休整。此时口里口外驻有万部一个旅的兵力。下午4时左右，刘副师长刚刚下山，前方炮声大作，从望远镜里看到万部纷纷从前方退下。旋接报告，敌人步骑炮联合部队跟踪南下，铁甲车10余辆已开到前沿附近。万旅一触即溃，望风而逃。
　　傍晚，未经战斗敌人占领了口上高地，居高临下控制口门，这时，三十七师特务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敌人炮火猛烈，营长王宝良率部争夺高地，中弹阵亡。随即王长海团到达。天已黑，双方在山上山下反复冲杀，一片混战。夜间，赵登禹旅在赵旅长的率领下，跑步赶到，由喜峰口的两侧夺取高地，才把敌人压下去。赵登禹部占领了长城的山棱线上，敌人退到北坡之下，战事略略平静。
　　赵登禹旅长站到长城之上，向前后望去。后面是刚刚厮杀过的战场，尸横有百余具。向前望去，是缓缓的山坡，敌人陈兵山脚之下，火力射程之外。再看手下的士兵，挂花的在吭吭地裹伤，没有负伤的经过整夜的混战拼杀也已很疲劳。
　　虽然士气旺盛，也再经不起凌晨以后必然发生的恶战。
　　事实证明赵旅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刚才进攻的只是敌先头部队，约400余人。其向喜峰口进犯的主力部队还在后面。
　　此次争夺战规模虽小，却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人还没有遇到过的顽强抵抗，尤其是已经被占领的阵地又被中国军队夺回，那真是罕见。赵登禹率部夺回喜峰口阵地，这仗打得非常艰苦。第一，敌人火力强盛，侵略者气焰炽烈，再加上在中国战场无往而不胜，更增加了士兵的勇气。第二，喜峰口长城前后，北坡缓慢，易攻难守，长城内侧向阳之面都是陡峭石壁，敌人占领山上，向下进攻势如破竹，中国军队仰面而攻，兵家所忌。中国军队之所以在这被动的情况还能够取胜，这不能不归为两点，第一，二十九军长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第二，大刀显了神威。
　　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一直以爱国不内战的思想教育士兵。在喜峰口战斗打响之前，宋哲元专门题写了“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鼓舞士气。平常还以日本侵略者为假想敌进行训练。东三省沦丧，日军步步向关内进逼，官兵愤恨已久，这些我们下面慢慢再说。且说这大刀怎么能在用现代武器装备的日本兵面前显出威风？事也凑巧。当日军占领喜峰口得意之时，二十九军士兵带着大刀和手榴弹，靠近了敌人，一排手榴弹抛出去之后，中国士兵大喊着杀、杀、杀……挥舞着大刀出现在日本兵面前。趁着他们对中国兵戒备松懈，大刀如砍瓜切菜。敌兵未明白就里，还以为天兵天将来惩罚他们，人头已经纷纷落地。二十九军士兵大都有武术底子，耍起大刀来虎虎生风，刀光红缨在敌人面前飞旋，使其眼花缭乱。日本人不怕死，但怕用刀砍头。为什么？日本国本来也是佛教国家，但他们的最高佛不是阿弥陀佛，也不是释迦牟尼，而是天昭大神，天昭大神是日本国国神，最高神。但这位大神有一个毛病，不收无头之鬼，也就是说，人被砍了头，成了无头之鬼，天昭大神就不收了，不能成神也不能再轮回转世，永远是孤魂野鬼。与此同时，活在世上的人也不能饶无头之鬼，视之为家族的耻辱。武士世家是这样要求的，当然平民百姓也如此照办。所以日本人死得讲究，死得有名份，要么切腹，要么枪毙，临死也不能身首分离。因此赵登禹的大刀队出现在日军面前，尚未肉搏，日本兵生怕身首分离就已经节节后退，把占领不到一个时辰的喜峰口阵地拱手交还中国军队。
　　服部、铃木旅团凑巧遇上了二十九军大刀队这个克星，免不了吃些苦头。不过两军大战，哪能都有机会举着大刀凑到敌人眼睛前？
　　天破晓了。日军先头部队的那个指挥官被勒令自裁，自然是自己切自己的腹了。
　　日军开始进攻，重炮轰击喜峰口阵地。中国士兵没有隐蔽阵地，坡面全是硬石，连挖个单人掩体都很困难，只有卧在地上干等炮轰。一天下来，光是牺牲在敌人炮火之下的就有一个团的兵力。
　　炮轰过后，日军沿缓坡缓缓而上，中国士兵因山地作战，携枪不便，很多士兵，丢掉了毛瑟枪，多带些手榴弹，手提着大刀，当敌步兵冲到阵地前百余米，抛一阵手榴弹之后，趁硝烟未散冲出阵地，挥舞大刀和敌兵胶着混战，使敌飞机大炮无法使用。此时，长城边上杀声震天，来回拉锯，几处高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敌兵退下之后，又用重炮飞机轰击。
　　血战两日，二十九军损失兵力两个团。赵登禹旅长在前线召开团长会议，说：“现在我们仅仅与强敌对战两日夜，已损失两个团的精华，我全军共有10个团，照此下去，只能与敌对战10日。我决心绕攻喜峰口敌人后方，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且说赵登禹把自己的想法上报给师长冯治安、军长宋哲元。师长、军长都支持他的想法。此时，已经是3月11日了。赵登禹把阵地交给他部，把火炮、重机枪、驮马、乘马一概留下。士兵轻装准备沿山腰小路，兵出潘家口。
　　是夜，皓月如镜，风清夜静，塞上初春寒意逼人。昨日落的雪已经在地面上结了冰，山嶷之上白雪皑皑。
　　赵登禹在白天的战斗中腿部受了轻伤，这次夜袭他仍要求带队。兵分两路，赵旅长带一队走山口外弧，董升堂团长带一队人走山口内弧，两队轻兵在当地百姓的引导下，沿着樵夫打柴的羊肠盘道，斩荆断棘出了潘家口。
　　出潘家口约行数里，便是日军骑兵宿营地。满街的敌兵正在鼾睡，董升堂团长带兵冲入，手榴弹轰轰隆隆在敌宿营地爆炸。接着士兵挥舞大刀冲入，如砍瓜切菜，杀得敌人措手不及。
　　赵登禹部也已经得手，冲进敌人特种兵宿营地。日军有条军规：凡在战场宿营一律不准脱衣。因长期以来日军从未受到中国军队的袭击，纪律松弛，此时都脱下大衣蒙头而睡，赵登禹率部冲到眼前，他们未及清醒已经身首异处。腿脚快的，慌忙逃走。敌阵地一片狼藉。我军夺获大炮数门、坦克车数辆、辎重粮秣堆积如山。
　　此时天已破晓，驻老婆山的敌人看见火光听到杀声，知道有变，驰来应援。两军又相混战。我佟泽光部援军又到，将敌人击退。赵登禹旅长见战利品无法带回，决定炸毁大炮坦克，烧辎重粮秣，原路退回关内。
　　此役，毙敌甚众，击死敌大佐级指挥官1名。我军也伤亡很重，官长阵亡者计团副胡重鲁、营长苏东元，连长2人。受伤者团副1人，营长2人。
　　12日这天喜峰口沉寂了一个上午。下午敌机4架又来轰炸。两军对峙，时有接触。从9日下午开始的喜峰口争夺战经过了7昼夜的激烈战斗，我军坚守阵地，未被突破。
　　敌见攻击喜峰口无望，把战线转移到罗文峪。罗文峪由二十九军暂编二师刘汝明师长指挥。罗文峪告急，三十七师、三十八师各调一个团支援，罗文峪战线才稳定下来。1933年，喜峰口之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次告捷。喜峰口胜利震动全国，声扬世界。当时国人上下一片欢腾。慰问团纷纷到来，记者们蜂拥而至，报端常见独家采访喜峰口将士的新闻、故事。大学教授慰问团，商界慰问团，世界慰问团等等，闹得这喜峰口不似战场像会场。
　　这儿光说了喜峰口，长城各个关口情势怎样？其实战争最残酷的不是喜峰口。且看，日军进攻所用兵力，他的主要师团西羲一师团，坂本正右门师团，中村旅团面向的是古北口。古北口的中国军队是徐廷瑶将军指挥的中央军十七军。此时，古北口已经被日军占领，战线在口内南天门展开。黄杰二十一师、关麟征二十五师、刘戡八十三师陆续上去。起初是关麟征二十五师在第一线，被打残了。黄杰第二十一师顶上去，换下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一师被打残了，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又顶上去，换下第二十一师，可想战事如何。另外界岭口、冷口的战役也都打得非常激烈。这只能另篇介绍了。
　　舆论制造者们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煽动起来“胜利”热潮，致使人们只知道喜峰口中国军队打了胜仗，似乎其它关隘也是如此。甚至一个上海妇女界代表团到前线慰问将士只知道喜峰口大捷，而不相信古北口、界岭口都打得激烈。就在国人浸润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之中，日军陆续突破了冷口，兵出喜峰口侧背，守卫喜峰口的将士不得不放弃关隘而后退，继之古北口被突破。守军全线退却。退至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芦台一线，已是平原无险可守，距离北平最近处只有25公里。
　　此时，张学良已经引咎辞职到上海的国人医院戒烟（鸦片）去了。代替其担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何应钦常和军政要员在交际花杨惜惜家研究军国大事，此时得知战线已溃到通州附近，非常惊慌，手足无措，别无他法，只有和日本人签订城下之盟，于是速派代表到西羲一师团司令部求和。5月24日签定了卖国耻辱的“塘沽协定”。
　　日人得胜，为什么这么容易接受签约？请看关东军作战命令“473号”：
　　“热河为满州国之领域，但隔一长城之河北，则系中华民国之领土，在该领土上，本军无行动之自由……违反国策，贻误大局……”
　　其实日参谋本部及关东军司令部都不准许日军越过长城。日军显无后劲。中国将士用命，可是中国方面为什么失败？宋哲元将军曾大声疾呼：“为什么我们30万大军打不过5万日本军？”这个问题只能留给中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学问家们研究。蒙辱的协定，给不服从军纪的日本武士下了台阶，使越过长城的日军摆脱了尴尬，助长了少壮军人们的侵略气焰。
　　长城各口战役中，日军死伤约6000人，中国军队死伤多少？说不准！请看下面记载：
　　“时事日报”二卷二期载：各军死伤失踪之数达6．5万，徐廷瑶一军损失最大，几达65％。
　　中国政府通知美国大使馆，谓：中国战役损失达3万人。
　　这两个数字差距太大！
　　屈辱的“塘沽协定”之后，华北局势是否平静？日人既得垅复望蜀，情势如何，众所瞩目。




第二章　政客武夫叛乱
长城抗战之时，察哈尔省兵力空虚。日方也不断在察蒙边界蠢蠢欲动，只因兵力不足没有翻起大浪。宋哲元调兵去平东以后，把权力交给副军长佟麟阁，由佟代察哈尔省主席。
　　冯玉祥在山西汾阳被阎锡山解除软禁之后，到了察哈尔。冯大帅这个人爱国心切而又好动，趁着察哈尔防御空虚，中央军大部还在南方“剿共”之机，在察哈尔举起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大旗。凭冯大帅昔日的威望及爱国将士的支持，振臂一呼即集聚了10万大军。这10万大军包括方振武、吉鸿昌二将军带来的较正规部队和佟麟阁带领的二十九军留部外，其他是保安团、义勇军、军官学校学员，还有一些反正的伪军蒙古骑兵。其主要将领就是佟麟阁、方振武、吉鸿昌等。
　　当蒋介石、何应钦得知此事后，蒋明确表示只有一个中央，和在中央领导下的军队。批评其不得“擅立军政名义”。何应钦是驻北方的最高军政长官，对他来说，就不是声明呼吁的问题了，他要采取行动。当时，庞炳勋第四十军也在平东参加长城抗战，在仙安、蓟县、马兰石门等地打得不错，曾给日军迎头痛击。蒋介石与何应钦考虑再三，决定将庞炳勋的四十军从平东撤出，电令其向张家口进兵。
　　为什么偏偏要令庞炳勋去进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呢？这也颇具中国用兵特点。
　　原来庞炳勋也是冯玉祥旧部，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庞炳勋等先后叛冯投蒋，致使冯阎大败。庞炳勋投靠蒋介石以后，组成了第四十军。第四十军一直在河北河间县驻防。河间只是一个县，地方小不是养兵之地。其他各路诸侯，照样和过去一样争城夺地。第四十军感到，蒋介石不时冷遇其部。庞炳勋大有后娘之子之感，如后来庞部编的歌谣所云：“年年当杂牌，天天孤哀子，不求向上冲，但愿饿不死！”要想饿不死，拥有养兵之地尤为重要。蒋介石、何应钦也算摸透了庞炳勋的心思，所以这时把四十军从长城阵地上撤下来，许以察哈尔省主席之职，趁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北出多伦收复失地之时，令其兵出张家口抄冯玉祥后路，令庞拿着中央的尚方宝剑“劝冯取消名义，奉还张政、离去张垣（张家口），另谋安置”。也就是说，你冯玉祥离开张家口，这地方已是我庞炳勋的了！诸位想，这结果如何！
　　庞部得到西调命令后经北平、出南口兵陈沙城，占领宣化，离张家口仅有60华里，与察哈尔首府张家口成对峙局面。
　　冯大帅是二十九军的老统帅，在察哈尔又另树旗帜拉起队伍，宋哲元等人如何去想？怕也不是滋味。要说起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等人对大帅的尊重那是无可非议的。宋哲元后来回到张家口，冯玉祥到火车站接他，专列尚未停稳，宋哲元这个近50岁的人就跳下火车忙给冯玉祥敬礼。西北军的正宗教材是四书五经，讲孝悌，典型的家长式教导。官大一级如同父母，言之不过。可是在这样的当口，二十九军必须表个态度。二十九军支持冯大帅，这抗日同盟军可能越搞声势越大，尤其在喜峰口得胜，二十九军声威正热的关头，便是不用出兵，发表个声明，就会使抗日同盟军如虎添翼。反之，将是另外一种形势。
　　这时宋哲元表示了什么？“不协助冯先生”，“对冯不用兵”。这不是矛盾嘛！宋哲元明白冯玉祥的抗日决心和热忱，当时中国太缺少这样的人物。可是，中国20多年的内战，已经使国力衰竭，生计凋敝，百姓生活在苦痛之中。一旦内战再开，国家不堪设想。国军必然北剿，日人必然寻机闹事。大帅危矣，察哈尔说不定会落入日本人之手。
　　且说庞炳勋的四十军已经到了宣化下花园、沙城、新保安一带。这里历来也是古战场。当年明英宗御驾北征，就是在这里被异族包围，而做了敌人的俘虏。后来国共两军平津战役，新保安一仗揭开大战的序幕，而此一仗也是关键一仗。首先截断平津与张家口的联系，而使平津陷于孤立，天津失守，北平和平解放。
　　庞炳勋到这里以后，未敢轻举妄动。为什么？不义之师自先狐疑。首先担心的是二十九军再抄其后路，到那时候前途难卜。
　　庞炳勋这个人在当年时也是个人物，他看到国事日非决心投笔从戎。当其报名参军时，名额已满，其自愿自备服装口粮入伍。那时候讲究当兵吃粮，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雇佣兵。庞自费当兵，创中国陆军史上自费服役的先例。后来还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后看中冯玉祥西北军军纪严明有革命精神，所以带着队伍投靠了冯玉祥，中原大战以后庞部脱离冯以后，军心涣散军纪松弛。下面的人借着有一支军队的势力做起了烟土（鸦片）买卖。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军饷无着。当年冯玉祥纪律严明，过得清苦，所以有石友三、韩复榘等人叛离。水至清则无鱼！后来自己也吸起了大烟，烟瘾一上来，多重要的军事会议也得停下来，赶紧钻进里屋，点起烟泡，过足了瘾才能出来。在这时候就是敌人端着刺刀冲到屋门口，他倒在烟炕上也不会起来。诸位别觉得奇怪，那时候有多少将领要员不抽大烟？张学良、赵登禹……
　　俗称双枪将，就是指拿着手枪又拿着烟枪的将军们。庞炳勋正在烟床上，吞云吐雾。突然副官来报告：“荩忱、仰之来了！”庞炳勋一惊坐了起来，荩忱是谁，荩忱是张自忠，张自忠字荩忱。仰之是冯治安，冯治安字仰之。庞炳勋知道此次张自忠、冯治安来访，必然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原来二十九军将士已经从喜峰口退了下来，退到了通州，在喜峰口已经杀红了眼，退到平原准备挨打心实不甘，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再拼个鱼死网破之时，得知庞炳勋带兵来到沙城，压迫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当然也是抄了二十九军的老家。个个要求去沙城打庞拐子（庞在冯部打仗时一条腿负过伤）。
　　宋哲元、张自忠等与庞原为袍泽，也深了解，知道庞拐子这人色厉胆落，先礼后兵为上。宋哲元派张自忠、冯治安骑马速去沙城与庞交涉。前线战争瞬息万变，为什么要把两个主力师的师长派出去？前面已经说过，这西北军很讲究资历和上下关系。派张自忠一个人自然可以，可是张自忠这个人性格内向，最不会出口伤人，虽然贫困农民出身，但四书五经学得好，讲起话来，不是引经据典，也附和儒者精神。冯治安，此人无论从相貌到语言行动都是见棱见角，机智敏锐敢做敢为，不然他三十几岁怎么能在讲究论资排辈的西北军中手握重兵，冯、张一红脸一白脸真是好搭当。
　　庞炳勋刚从烟床上坐起来，张自忠、冯治安一先一后掀起门帘儿已经走了进来。先是给他敬了个军礼，因为无论从过去还是现在，庞的军阶都比他俩高。庞慌忙让座。冯治安劈头就是一句话：“听说军长要去打老长官（指冯玉祥），那也别怪兄弟们翻脸对不起大哥了！”你听这话，一句不就把庞炳勋顶到墙角上了。庞炳勋愣了半天，他知道自己号称一个军，实际战斗力不行。那二十九军虽然在喜峰口已经被日本人打掉了6000人，可是，是得胜之师，已经声震中外，如果和二十九军打起来，人心所向，众人必然百中之百支持他们，就是自己领的队伍也会有一半逃过去。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事，而是鸡也飞了蛋也打了。
　　庞炳勋不知怎么就说出了：“哪里，哪里！哪敢哪敢！”
　　三个人在屋里安静了半天，只见大烟灯冒着袅袅青烟。张自忠打破了沉寂，说：“仁兄，就好自为之吧！”说着，张自忠、冯治安掀门帘儿走了。庞炳勋坐在烟床上半天没动弹，既没有说送客，也没再躺下。
　　其实，庞炳勋带兵来察的时候心里就犯嘀咕，主要就嘀咕这二十九军，察哈尔是二十九军的地盘，二十九军几个高级将领都是老冯亲信，老冯能在察哈尔搞起民众抗日同盟军，一定得到二十九军的支持，说不定还是他们一块儿摆弄好的哩！路过北平的时候，听说电影院都在放映长城抗战的电影，他脱下戎装，穿上长袍，戴上礼帽，护兵也换了便衣，一起到大观楼电影院看看电影。那年头不像现在，能把片子调来，在自己公馆里仰在沙发上慢慢地看。那年头观众都是平等的，都得去电影院，冷了一起打哆嗦，热了一起流汗。屋子一黑，电影开始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同放录音。银幕上放人像，声音是电唱机配的。就听见电唱机里说：“这位将军，就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中将……”接着下面是一大堆赞誉之词。那面前的白布上暗了一阵之后突然出现了宋哲元戎装影子，他高高地站在长城旁边，指手画脚地说什么。这时候，全体观众自动起立，肃然向宋哲元行注目礼。接着是士兵向日本人开枪的镜头。观众一个劲儿地鼓掌。庞炳勋暗暗想，这老宋还真行。早知道我也把队伍拉成这样，也不会像今天猪也嫌狗也不爱的，他想着想着电影散场了，他跌跌撞撞地被人流裹挟着出了场，他的随身马弁都挤散了两个。电影看完以后他的心里好像压了个东西，总是不自在。没有想到今日张自忠、冯治安这两个小子找上门来了。
　　后来庞炳勋的队伍一直在沙城附近住着，似乎是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
　　且说长城抗战的部队，退到了顺义宝坻一线，北平城里一日三惊。通州外围发现了小股日军，大概是侦察兵或是先头部队。二十九军向何应钦报告情况，大概是有意夸大事实。其实那意思是想找机会再打。何应钦却慌忙通知手下人收拾行李，把指挥部撤到卢沟桥以西的长辛店去。
　　后来签订了协定，协定中规定长城以南，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禹河、宝坻、芦台、塘沽以北为非武装区。因当年大清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从山海关到北平沿铁路线日方有驻兵权，这个驻兵有一部分在非武装区内，所以非武装区只是中国军队不准进入，实际上是日军势力控制范围。
　　塘沽协定签定之后，中国军队都被迫留在平津一线，既已言和，剩下就是撤军问题了。此时，冯玉祥在张家口宣布解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察哈尔也是前线，现无正规军，那里又是与日军频生摩擦之地，应驻有一支劲旅。
　　1933年夏，也就是塘沽协定签订两三个月以后，何应钦顺水推舟，将二十九军又调回察哈尔。中央军留在平津一线，商震的晋军调驻保定。8月，宋哲元带兵到察哈尔，冯玉祥带着手枪团到泰山脚下读书去了。佟麟阁到北平香山兰涧购买了三间农舍，流连山水，读书写字，摄影照相，研究易经，如不抗日誓不出山。现在佟的旧居已经易主，据说由一个卖熟肉的个体户买下，围起高墙，里头盖了三层楼，楼顶养着恶犬，大铁门终日紧闭，俨然一个保密机关。据说里面还有室内游泳池，不过只是据说。佟麟阁的三间后屋新主人还将它修葺待留，总算对得起这位抗战名将。佟将军的欧体功夫甚深，墨宝至今尚有流传。不过这是后话。
　　察哈尔，是非之地也。它北接蒙古国，南邻山西、河北，东面是东三省，西是绥远省，首府张家口。蒙古国，那时候叫外蒙古，过去属中国版图。1924年，乔巴山宣布独立，当时历届政府都无力解决。国民党中央政府也一直不承认此事，可是，也无可奈何。1945年日本面临崩溃，苏联准备在中国东北出兵，中央派宋子文到莫斯科谈判出兵东北的事，斯大林接见宋子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中国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苏联才能出兵东北。宋子文当场就被吓出了一头冷汗，只是吱吱唔唔地说做不了主。事情未谈，赶紧从莫斯科返回南京和蒋介石商议，权衡利弊只有默许。
　　苏联的军事力量日本军部不敢轻视。虽然日本军界政界一直都有北进派、南进派之争。北进派的观点认为，日本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南进派的观点是速占中国及东南亚，有了丰富的矿藏、粮食、燃料等资源，日本才能成为第一流的强国。不过，不管是南进派还是北进派，满洲国（东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线，华北是日本战略资源基地的观点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侵占华北的意图是一致的，不过是迟早、手法问题。
　　华北，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热河失守后，察哈尔北起兴安岭南至延庆长约近千公里的边界线与东三省毗邻，张家口等地住有日本侨民，领事机构，军事顾问，明码挂牌儿的特务机关，再加上甘心投靠日本人的汉奸蒙奸，可以说，中国军队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二十九军调回察哈尔以后，经过宋哲元等人的苦心经营，兵力发展到6万左右。赵登禹提拔当一三二师师长。这样，二十九军已经有正正规规的4个完整师。装备也大有改进。当时的编制是军长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在北平香山）、副军长秦德纯，参议长肖振瀛，参谋长张维藩，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真是兵强马壮强盛一时。
　　日本人不甘坐视二十九军不断壮大，他们不断在各地滋事，甚至闹到首府张家口。宋哲元为了息事宁人，总以“下不为例”解决。然而日本以此为例，不断扩大。国事如此，宋有何方。最末闹到签订屈辱的“秦土协定”（即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与此相反，中央政权埋怨二十九军与日人繁生摩擦，想调二十九军南去“剿共”。
　　下面我们不能不把两次张北事件，一次察东事件，向各位简述一下。
　　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在1934年10月。其原因系由旅游护照的检验引起纠纷。日本天津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根据辛丑条约，日本人在华北有驻兵权，因司令部设在天津，所以也称天津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等8人，不按中国官方条约规定，骤作旅游内地计划，于10月27日，由张家口出发，前往多伦，路经张北县南门，为赵登禹一三二师卫队阻止，双方争执40分钟，终于放行。张家口日领事桥本以赵部卫兵侮辱日本外交官、军官为由，向参谋长张维藩提出抗议。30日又与宋哲元军长交涉，宋为息事宁人，令赵登禹向日方道歉，并将执行检查的连长免职。
　　日方仍不罢休，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乘机要求中国军队退到长城以内。宋哲元以此事应与中央政府交涉，遂成悬案。
　　3个月后，即1935年1月，其纠纷原因，由察哈尔沽源县与伪满洲国丰宁县县界界务冲突引起。史称察东事件或热西事件。
　　塘沽协定后，日人久欲将察哈尔长城以北的土地，仿照协定办法，划作非武装区。我方以守土有责，不能照办。日方又指长城以北土地属于热河，其驻热河日军遂时与守军发生冲突。
　　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做出让步条件，通知宋哲元，宋已饬令照办。日军已在长城沿线独石口等地开始轰击。直至1月25日宋军被压逼至长城以南。松井源太郎提出大滩会议要求。结果自然是答应日方一切要求。史称“大滩口约”。
　　美国报纸曾指出，大滩口约，为中国对日之新割让。1935年5月31日，发生第二次张北事件。此事由于检查日军官护照而引起。日阿巴噶旗（距多伦40公里）日本特务机关官员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等4人乘汽车自多伦经张北赴张家口，6月5日车抵张北县北门，守卫兵索取护照，日人强说，1934年10月第一次张北事件以后，宋哲元已允许日本人不要护照，坚欲通过，卫兵出刃拦阻，排长旋将4人引至军法处候讯，并给予酒食招待。一面用电话请示张家口，电话又由张转向北平（宋在北平），宋哲元令姑且放行，下不为例。
　　张家口日领事桥本、特务机关中佐松开以日本军官受中国卫兵恐吓，向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要求限5日答复，否则日军自由行动。
　　这次交涉先在张家口，后到北平秦德纯家中举行，谈判的主要对手是秦德纯和日方首席代表土肥原贤二。所谓“秦土协定”就是以其二人命名。秦土交涉的结果是割让察东6县，即沽源、康保、张北、宝昌、德化、商都。
　　1993年中日两国儿童夏令野营训练，也就是在这块当年被日本人强占去的土地上进行。
　　土肥原与秦德纯在北中国的战场一直是谈判对抗的对手。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土肥原大将作为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受到审判。秦德纯是出席法庭的主要证人。
　　秦德纯在他的回忆录《诲诬谈往》中曾比较细微地谈到与土肥原谈判的经过。土肥原笑嘻嘻地讲起他的外祖父一家自唐朝就来到日本，他也算1A4中国人。土肥原谈到他的启蒙老师是中国的学者，他一生奠定的事业与启蒙老师是分不开的。进而告诉秦德纯谈判的背后就是军队。言下之意，你不同意就动武。
　　秦德纯与其针锋相对争执了三天，秦当场郁愤吐血。第四天秦德纯突然同意在土肥原提出的条件上签字，连土肥原都感到意外。秦德纯在他的回忆记录中提到这点，含混地讲到请示了上级。是谁？没说。当时“何梅协定”刚刚签订，秦认为这不过是“何梅协定”的翻版。争也无用，只好如此。同年11月蒋介石在庐山召见秦德纯的时候，秦力图对自己签订这样蒙辱条约向蒋解释。蒋只是说不用解释了，这事不能怨你。同时对秦大加慰勉。
　　西北军历来讲究行武关系，而排斥军校毕业的军官，而秦是典型的军校毕业军官。秦德纯先后就读于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军事教育。在西北军中是独一无二的。秦本人思维敏捷，才智出众，兵法兵书倒背如流，是宋哲元的得力军师和帮手。此时，宋哲元被免去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即由秦代理，后在卢沟桥事变之时，秦担任北平市长，凡宋不在之时，皆由秦主持军政。甚至蒋介石两次召见宋哲元，宋都委秦代行。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因病退出战场去南岳衡山养病和去四川绵阳，皆由秦德纯陪同。宋哲元在病危之际念念不忘到前线去看望袍泽弟兄，而也主要想看看秦德纯，如秦德纯这样军校出身而受到宋哲元如北依重，也是因秦为人直而不阿，智而不佞。
　　话说回来，此时察哈尔签订了“秦土协定”，察北大片领土让给日本人，此后，平津也处危局，何应钦不得不和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签订了“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北平、天津的党部；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的市长；撤退驻河北的中国军队；制止河北的一切抗日运动等。从此，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省的主权大部丧失。这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对日政策上的一次最大妥协，而蒋介石对“何梅协定”一说，一直持否定态度，多次饬令“何梅之间，并无协定”。事情是怎么回事？怎么引起的？
　　我们引一段当时的文字：
　　孙永勤部为热河义勇军之一，有众3000人，屡在热河南境，与日伪军队作游击战。5月中旬，日军大举攻永勤，永勤逃至遵化，其地为停战区，按照塘沽协定，我军不得自由派兵驻防，永勤遂得在该县征收粮秣，乘隙逃去。酒井（华北驻屯军参谋长）乃指此为我方接济孙部，扰乱停战区治安，违反停战协定之罪状，又谓曾获义勇军委任状，上有军委分会蒋、何衔名。但此证据并未提出。
　　胡、白暗杀案，即指胡思溥（国权报社长）、白逾桓（振报社长）之被刺。两报皆在天津日租界发行，两人皆在日租界寓所被刺。两报言论，平日皆反对国民党，亲满亲日。酒井谓白逾桓系日军使用人，其遇刺系蓝衣社所为。
　　酒井参谋长提出，将中央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及于学忠第五十一军调出平津、河北，调出蒋孝先宪兵第三团，取消国民党党部、蓝衣社（实无此组织，可能指复兴社）的活动等十二条。如果国民政府承认这样条件，其等于平津河北成为军事空白。
　　协定交涉始于1935年5月29日，结束于6月10日，前后13天，共有4次。第一次为5月29日，第二次为6月4日，第三次为6月9日，第四次为6月10日。谈判代表，日方是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北平大使馆陆军副武官高桥坦。中方代表是陆军部长兼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10日交涉实际上是日方发出最后通牒。何应钦不敢在文本上签字，只是口头承诺。日方仍逼迫不舍，何于6月13日凌晨3时惶惶然离平南下。行后，派军委分会办公室主任鲍文樾告诉日方代表高桥：
　　“何总长已南下，但其面诺之事，同人均仍一一使其完成。”
　　后高桥代拟两稿，第二稿原文：
　　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出之各项期望，均予承诺且自动加以实施。
　　　 此致　　　　　　　　　　　　　　　　 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在此前后，日方华北驻屯军步兵不过10个中队，炮兵1个中队，总数不及2000人。而且分驻秦皇岛、山海关、塘沽、军粮城、天津等处，天津驻军不足500人。而中国驻军包括中央军，于学忠东北军，商震晋军，总数不下6万人。
　　在交涉中，酒井自称代表天津军（即华北驻屯军），高桥坦代表关东军。中国人当然信以为实。以后资料证明，酒井在6月9日之后才有代表日方提出交涉资格。高桥坦自始至终并不代表关东军，也不代表天津军。因为他们素嫌梅津美治郎司令官对华态度软弱，乘梅津司令官赴长春与林陆相会商公务之际，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进行诈骗。中方一直畏怕关东军入关，其实东京参谋本部对关东军的权限范围早有明确规定，只限关东，不准越至长城以南。所以说，中国方面的畏惧，并没有想象力造成的那么严重。
　　如把“何梅协定”说成酒井诈骗案，也许更确切些。
　　事情也有另外一面。当时日本国内实际上是军人左右政治，军部左右局势，而且军队内部盛行着下先上之风，少壮军人们向往着“为国家做些事情”，向往着到“满洲”做一番事业。往往是军人干出了事，政治家承认既成事实。这里引用日本联合通讯社杜本重治的一段文字，可以借鉴：
　　“天津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怀疑孙永勤得到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支持，对于学忠怀恨在心，并借此反对将公使馆升格（1935年5月17日日中两国公使级升格大使级。编者注）。认为此时将公使馆升格，是对南京政府的支持。当时，日本陆军中央的少壮军官、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官，互相勾结，紧密配合。
　　有吉（新任日本驻中国大使。编者注）感到华北形势将一触即发，认为立即离日赴任，将首当其冲，便决定延长在日逗留时间。正当此时，果然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即在5月29日……”
　　话说回来，不管称《何梅协定》也好，叫“酒井诈骗案”也好，反正何应钦已承诺。中央军、东北五十一军、宪兵团、国民党党部纷纷南下，平津空虚，国人震动。
　　这时候引出一个人来。谁？石友三。石友三何许人也？凡稍了解军阀混战历史的都知道有个三反冯玉祥、三反蒋介石的反复小人石友三。前两年10万大军被打散了，现在正乘时乱之际谋篡在平东湾平起事自治，已在聚集兵马进行大比武。怎样大比武，说起来您不要笑话，就是挑选出百余名精壮好汉和弄来百余名妓女，都脱得赤条条的，互相对站着，等石友三一声令下，就冲上去，干起那事儿。这叫练练雄风，交流体会。用在战场上，就是把对手当成女界，用阳刚之气镇住阴柔。您说这样的队伍能打仗？不尽然，找到了日本人做后台，有日本人支持，能不无往不胜！石友三带的人数不多，来敲古都北平的大门，史称石友三叛乱。平津形势骤变，倒底怎样发展，令人揪心！




第三章　重兵驻进平津
话说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那是几朝古都，以北平为都城始于西周燕国，距今已有3000多年，以后又有前燕、金、元、明、清及当今人民共和国定都于此。定都是建国大事。为什么看中北京，自然是龙脉所系。历代著名风水家对北京都有论述，我们不一一例举，这里不妨引用几段文字。宋代大学问家朱熹说：“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正高脊处，自脊以西之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从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来至中原为嵩山，是为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正谓此也。”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时，蒙古贵族巴图鲁曾劝忽必烈说：出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营天下，非定都北燕不可。
　　明代燕王朱棣击退建文帝迁都北京，群臣对北京的形势又作了一番论证。有的说，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也有的说，北京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胜，诚帝王万世之都。
　　清末民初，北京修了铁路其位置尤显重要。虽然1911年清宣统皇帝退位，但其仍是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当时北京向四方修了铁路四条。一条是经天津山海关，通往关外的北宁路。一条是经天津南下浦口、南京的津浦路。另一条是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第一条铁路京张路，即由北京经南口、居庸关、青龙桥达塞外张家口。现在青龙桥旧车站还依然保留旧貌 ，铁路设计工程师詹天佑先生的铜像矗立着供后人瞻仰。再有一条铁路，也是南控中原至关重要的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经丰台，过卢沟桥，沿着太行山的缓缓斜坡一直通向中原重镇汉口。中间经过保定、石家庄、郑州等重要城市，把黄河、长江等重要水路交通串连一起。当时北京还有水路码头，京杭大运河直通北京城内，码头所在地，就是现在的王府井南口的东交民巷附近，不过民国初年码头已废没有了通航能力。
　　明代建都南京，当时一个叫刘伯温的人就向朱元璋说，“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但不免有迁都之举。”纵观历史，南京虽然是几朝古都，而恰恰凡建都南京者，无不是偏安一偶半壁江山小朝廷，而就没有一统中国。朱元璋不信刘伯温之言，建都南京。果然朱元璋死后发生燕王之乱。后燕王灭建文帝迁都北京，定鼎华夏。历史又何其相似，国民政府依靠江浙经济势力定都南京，国无宁日，又引来了日本人的侵略，国共两党之争，国民党终于退守海岛台湾。共产党统一大陆定都北京。历史为何如此，这须由历史学家们去研究考证了。
　　话说回来。北京人口的变迁，简单的概括：外迁的进北京，谪退的迁天津。真正的祖祖辈辈的北京人怕是无从考证，那人数怕也是微乎其微，绝大部分是外来人口。从现在北京地名来看，也带着历史的痕迹。胡同，在蒙古语中就是有水源的人口聚集点的意思。文津街、贡院街、西总布胡同、外交部街、皇庄、宫门口、惜薪司、武衣库、王府井等等，从名字上就带着皇家和官场的气派。从姓氏上说，《百家姓》中非复姓姓氏408个，现代人统计北京人的姓氏多达230个。占一半还多。
　　老北京的人口地位反差比较大，一类是皇族、官僚和依附他们的文人学子；另一类则是为他们服务的三教九流，如：戏园子、妓院、商店以及修脚的、剃头的、老妈子、掏粪的、拉车的等等。这些行业都有行帮，大都以地方而分。老妈子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四川、安徽小保姆。修脚的是宝坻县来的，剃头的是蓟县来的 ，老妈子是香河县的等等。
　　元朝定都北京，迁来一批皇室朝臣及文人学子，明朝迁都北京，又来一大批皇室成员朝臣墨客。清人入关定都北京，也同样带来一批类似的满人和汉人。用现在的话比喻，就是中央各机关各部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专院校。他们住在皇宫、王府、贝勒府和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中。你稍稍留意就会看到北京的大小胡同中彼彼可见名人旧居和重点文物保护的汉白玉石的石碑，如田汉旧居、文天祥旧居、于谦祠。上好之，下必甚焉。说成反话就是皇上和他周围的人的政令爱好举措，臣民会加倍地去做。皇室影响首先在京城然后绵及全国，国都自然堪称国之风范，也就是皇家的“派”。民国以后建都南京，南京终未成为国之“派”，除形势上蒋介石政权没有达到真正统一以外，在心理上更缺乏凝聚力。汪精卫、胡汉民一直在经营广州、武汉。冯玉祥在经营西北，李宗仁盘踞广西，阎锡山封闭山西，西南各路诸侯各有说道。东三省刚刚依附中央，日本人就来了。
　　其实，北京并不出产什么。玉泉山的水好，用现在的话说够上矿泉水的水平。但是那水是每天用水车拉到皇宫里皇上用的。京西稻好，那是御米，常人能吃得上吗？北京没有工厂，不生产机械，不织布，不造酒，没有上海、天津那样的商业繁荣、金融流通。北京有什么？有“派”，有派就有影响，有影响就是力量。派是上层建筑。比如说国剧京戏，其实那是徽班进京带来的。比如北京烤鸭，山东人一直耿耿于怀，说那是山东烤鸭。京东肉饼，其实那是香河肉饼。香河地方小，没影响，在北京的东面，店大主欺客，你在京城里卖，就叫你京东肉饼，经营不好了，怕砸牌子，表示正宗，添上一笔叫正宗香河京东肉饼！都冠以京东，表示是北京的正宗产品，欺人不！当然，这话也不尽然，用现在的话说，北京也有名优产品，像同仁堂的药丸，瑞铄祥的绸缎，六必居的酱菜，王致和的臭豆腐。不过这些也是外地人带来的。它到了北京就沾上了皇家气派，上了档次，那就会誉满全球。再到别的地方开分店，那就是另一番风光！
　　文化方面更是如此。著名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为历史划时代的杰作，都发生在北京。1935年土肥原贤二在北平搞华北自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50个教授联名反对，几乎等于定了案。试想 ，如果是山东或者湖南的50名农民联名反对，有谁理睬！
　　清帝逊位以后，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都在北京建过中央政府，时气不行，垮了！但后人不想吗？连日本人的大使馆都从北京往南京迁了半个，武官等人还一直留在北京呢！“九一八”以后，北平成立了军委会北平分会，张学良、何应钦只先后做了代理委员长，委员长一直是蒋介石，可见蒋先生对北平也是不放手的，只是鞭长莫及。“何梅协定”以后，中央势力退出平津，宋哲元带兵进了北平，那也是中央没办法的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进入平津以后，发展到十万大军，宋本人也不单纯是个一军之长了，一举成了封疆大吏，国之要员，举手投足都会使四方震动。后来在卢沟桥爆发事变，就引发了全民族八年抗战。
　　话说回来，1935年6月，石友三和吴佩孚的前秘书长白坚武、警务处长潘毓桂叛乱，日本浪人AJ一良为总顾问，带了500多人占领了丰台火车站，抢了一列钢甲车。是在东交民巷组织人做内应。只要钢甲车冲进城内，无论是占领中南海的居仁堂，还是占领段祺瑞铁狮子胡同的前执政府，或是就在钢甲车列车上一宣布自治，脱离中央，然后日本人表示支持，事儿就成了。
　　当时中央军、东北军已经南撤，不过尚有东北军缪髀柿烨в嗳肆羰乇逼轿种伟病４颍馐遣恍械模毡救吮厝怀隼锤稍ぃ虑榫吐榉炒罅耍徊淮 ，束手待毙！当时北平的内外城墙还比较完整，丰台开往前门火车站的火车必须通过永定门豁口才能入城。军分会速派缪师官兵带着铁锹麻袋占领永定门豁口。然后土填麻袋，迅速将豁口堵死，作为最有效的防御方法。
　　下面我们按时间顺序，把一个月之内发生的事件排列如下，可把华北形势窘迫之相总观一遍。
　　1935年5月23日，发生“河北事件”（指孙永勤义勇军事件和胡恩溥、白逾桓暗杀案）。
　　5月29日酒井隆提出武力威吓。
　　6月1日何应钦宣布将河北省府迁保定。
　　6月5日第二次“张北事件”。
　　6月10日“何梅协定”出笼。
　　6月10日国民政府发布“敦睦邻邦令”。
　　6月19日行政院发布免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令。
　　6月27日秦德纯、陈觉生、雷寿荣与土肥原贤二、高桥坦在北平签署“秦土协定”。
　　同日，石友三、白坚武、潘毓桂叛乱。
　　同日，肖振瀛向北平军分会建议调二十九军移驻北平。
　　几小时后，冯治安三十七师开进北平西郊。
　　从以上时间表可以看出，华北形势在急骤变化，中国方面在紧锣密鼓与日方调整关系，而日方气焰甚嚣尘上，步步逼迫。
　　1935年6月27日这一天是北平热闹的一天。清晨，土肥原贤二、大使馆武官高桥坦就坐着特务机关的黑色专车来到了府右街秦德纯的家（现址自忠小学）门前，没等值勤哨兵通报就闯了进来，副官早已认识土肥原，力图上前“接待”，土肥原挥了挥手，把他赶到一边，就一直闯入了秦的客厅。然后有礼貌地在客座坐了下来，紧跟着高桥坦坐在他的下手。秦德纯得到副官报告，不得不出来接待。陈觉生、雷寿荣得到通知也赶来了。
　　土肥原仍是笑嘻嘻和霭的脸色，似是老朋友来问安，先是问秦德纯昨天吐血后身体情况，明知秦德纯吐血是被自己气的，黄鼠狼还是要给鸡拜年。话很快转上正题，土肥原又出现一副为国操劳的严正表情，告诉秦德纯：“你们说，是我们日本军人制造事件，我可以告诉仁兄，我这个人到支那来，就是来制造事件的，我们还可以制造第二次事件，第三次事件，第四次事件……”
　　秦德纯知道他的话不假，事件肯定是愈闹愈大的，上面的意思是苟安忍辱，无法争取的情况下答应土肥原的一切要求。看来争也是没用的，时间拖得越长，日本人的胃口越大，条件越苛刻。
　　就在这同时，北平街头少有行人。日本浪人们脱下了和服身着中国老百姓的长袍或是短打冒充北平市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膺品”，当然这其中也混杂着地道的中国人――汉奸，他们拉拉杂杂地拉着队伍打着小旗，用日本腔的中国话高呼着：
　　“欢迎华北国成立！”
　　“欢迎建立第二个满洲国！”
　　“日中提携！”
　　“日中亲善！”
　　“民众要求成立华北国！”
　　也有少数居民出来喊反对口号。大多数居民只是扒在门缝里向外看。
　　这时候缪髁羰夭慷拥玫矫睿撼智辜嗍樱蛔甲杂尚卸蛔伎埂Ｋ运侵坏谜驹诼繁叱智狗派冢袷髯谎咀挪欢
　　欢迎华北国成立，话从何说起？
　　原来26日夜，从天津开来的火车上有100多名日本浪人、汉奸和在天津收买来的闲人已经乘火车到达了丰台火车站，与接应的数百名叛军汇合。恰好丰台站停着一列军分会的钢甲车。他们早已收买了钢甲车大队第五中队中队长沈锡之，第六中队长段春泽（石友三旧部）将钢甲车劫持。此时，指挥他们的石友三正匿藏在北平城里的东交民巷日本军营。原来，石友三在天津想借日本人的势力起事，已经受到当局的监视，尤其在酝酿滦洲自治以后，事情难成，成为众矢之的，他想带着人来北平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先潜入北平，在东交民巷日本兵营组织叛乱指挥部。各路人马分头在27日晨在丰台火车站集中，由白坚武任总司令，然后里应外合，冲入北平城，占领中南海居仁堂，宣布成立华北国。
　　叛军劫持钢甲车后，利用钢甲车上的通讯设备与石友三、潘毓桂取得了联系，准备攻城。
　　前面已说，钢甲车开到了永定门豁口，见缪鞯牟慷右丫米吧系穆榇砜诙滤溃悄谝延凶急浮ｇ鞑慷哟耸币步幻裣锇В急付幻裣镏信丫怀黾葱薪尚怠；砜谕飧旨壮瞪系呐丫悄诮佑Σ慷映俪俨怀觯乔缴喜悸顺欠啦慷樱笫虏幻睿掖蚁蛑心虾？思概冢拐娴脑诔悄谝鹆艘徽缶拧
　　府右街在中南海的西墙外，炮声听得清清楚楚。此时，土肥原还是秦德纯的座上客。说：“华北国今天就成立，关东军也在入关，仁兄不同意签字，这炮声就会愈加猛烈，难道你愿意轰平整个北平城吗？”
　　秦德纯在和土肥原谈判的过程中，出去接过几次电话，外面发生的事情大概清楚，虽然预料石友三、白坚武不会成气候，土肥原现在也不过是讹诈，可是禀承上峰之意，求得暂时喘息，只有在“秦土协定”上签字。
　　何应钦在居仁堂办公室里急得团团打转，随时准备打铺盖南撤。华北形势“山雨欲来风满楼”，石友三等人不过是个信号。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来什么人，会闹得更大更不可收拾。
　　这时候门外二十九军总参议肖振瀛求见。何应钦同意他进来了。肖振瀛行过上下级拜见礼之后，说：“何部长，平津局势危矣，不知何部长有何打算？”
　　肖振瀛一直是西北军的政客、文职，与何不是一个体系，来往也不多，不过是官场应酬关系。见这次来见，料其必有说道，互不知心，不得不用官场话应酬。“仁兄有何高见？这局势不是明摆着嘛！”
　　肖说：“何部长，日本人不允许中央军和东北军驻在平津，实则等于把平津让给了日本人？”
　　何知道肖在暗示自己丢了平津，国人不容，此时他无可辩驳，只是低着头听着。
　　肖说：“现在没有办法，离北平最近的就是二十九军了。
　　平津不能有一日军事真空。”
　　何应钦低头在想，是呀，离平津最近的有二十九军和现在驻在河北的商震的三十二军。但平津形势险象环生，商震在这风口浪尖必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二十九军驻在察哈尔，秦德纯和日本人订了“秦土协定”已遭国人唾骂，难道他们还想到平津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在日本人的胁迫下再订什么协定。抢地盘？现在也不是时候呀！二十九军居然想到平津惹是非来！
　　何说：“二十九军进驻北平，要报告中央，不过，我想中央不会反对！只是日本人能容？”
　　肖振瀛从居仁堂退了出来，连家都没回叫汽车夫火速去天津。肖振瀛到天津没有来得及拜访在天津私寓的宋哲元，直奔天津驻屯军特务机关，求见刚回来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说明来意，着重解释前年在长城发生两军冲突，纯系两国公事，二十九军进驻平津能与日方友好相处。土肥原马上答应了肖振瀛的要求。
　　土肥原为什么答应得如此爽快？
　　原来长城抗战以后，肖振瀛料定日军必深恨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又属杂牌，中央必然不撑其腰，甚至会借敌之手消灭异己。二十九军必处境险恶。肖借机不断向日方输诚以缓和与日方紧张关系。“秦土协定”虽是二十九军的耻辱，二十九军也因祸得福。日本人认为二十九军也是可以利用的。1933年以后，日方对二十九军情况不断研究，认为其为地方军，可以树立为反对中央的势力。土肥原答应肖振瀛的要求，也是他们研究已久的结果。
　　肖振瀛从土肥原那里出来，又马不停蹄返回北平求见何应钦。此时何已经将肖的要求报告蒋介石，蒋也马上答应。蒋为什么马上答应？用蒋后来对宋哲元评价的话解释这个问题也就比较清楚。蒋认为宋哲元这个人受过正统（指儒家）思想教育，“是个纯朴厚重，性格直爽的山东军人，他不像其他人在政治上有那么多的花样。”
　　在石友三叛乱的几天之前，宋哲元已经被免除察哈尔省主席之职，原因即为与日方“频生摩擦”。当时蒋介石在庐山，行政院由院长汪精卫主持。后来蒋介石解释说，此事他不知道，行政事务是由汪院长主持。汪精卫后来投靠日本，成立伪政权，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态度自不必说了。当时战必败的思潮笼罩全国，尤其是上层。就连主战的“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也说过这样的话，“战是必败的，败也要打”。蒋介石对抗日并不积极，曾经先后谈到他的观点，认为中日大战在所难免，但愈晚愈好。蒋曾估计中日大战发生可能在民国27年（1938年）夏。中国全面抗战的条件尚不成熟，愈晚愈好，免生与日摩擦也符合蒋的观点。
　　但是日本的战时体制刺激其经济、社会结构在恶性膨胀，飞速发展，并不会等待中国的调整和准备。
　　宋哲元被免除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之事，宋着实愤懑，其实在日本人面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欺辱，为国家计、为民族计，已经委曲求全，一再忍让，没有想到中央依然釜底抽薪，撤其行政职务，同时还谣传着准备调二十九军南去“剿共”。宋如抗拒，显然被撤军职也是早晚的事。宋在当天即坐专列从张家口回到天津。在张家口火车站上不顾影响，当着手下送行的高级将领就发表了即席讲话，指责蒋介石，“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傻瓜笨蛋”。当时在场的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等都是灰不溜秋的，抬不起头来。宋的讲话及当时情景，很多报纸都作了报导。
　　宋哲元回到天津私寓以后神情沮丧闭门谢客，准备在哪一天被递解军职解甲隐居。可是，拜访他的客人多了起来，而且大都是过去交往不多的朋友、名士。其中有陈觉生、王揖唐、齐燮元、曹汝霖、陈中孚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有名的大汉奸。再有就是肖振瀛和实业家齐协民等老友。这里我们引用一段文字，可略观宋哲元当时情况及转变为“灵活”的情形：
　　齐协民带陈觉生进来，陈觉生令随员送上一盒普通的点心匣子为礼物。
　　齐向宋介绍：“这是陈觉生先生，从日本回来不久，是我们天津政界活跃人物。”
　　陈说：“宋军长，久仰大名，父母之官，早应叩见，今日才来，甚歉甚歉！”
　　齐协民道：“我是搞实业的，政治上的事，我从来不过问。这回来拜见仁兄，也是受陈先生之托，引见引见。仁兄不计较的话，我认为仁兄居高位住天津，不妨和各界人士来往来往。”
　　宋说：“仁兄言之有理，我这人只是粗通军略，送迎之事，一向迟拙，认识陈先生三生有幸！”
　　陈道：“宋先生真是爽快之人，如宋先生的气度韬略，怕是在国家也是凤毛麟角吧！”
　　陈又道：“如宋先生愿疏通与日方关系，愿为阁下奔走。
　　若论亲缘关系，梅津将军还是我母亲的远房亲戚。”
　　宋说：“华北局势，阁下如何看法？”
　　陈道：“当前，阁下在日军和中央军夹缝之中，投靠中央，必为所吞并，亲日尚可生存，日本国小，必以华制华，如满州国。”
　　宋说：“陈先生高见，我近日劳顿，不胜辛苦，他日再谈。”
　　……
　　宋对齐协民拍案大怒：“对日本人前倨后恭，不但国人不耻，自己良心也过不去！”
　　齐道：“深感仁兄处境之难，不过仁兄也不能得罪日本人。”
　　夫人派随员来告诉宋哲元，把陈的礼物退回，因其礼物太重，有金条二十根……
　　后来宋的“前倨后恭”的话在报纸上发表，恰是中央发布“敦睦邻邦令”之后，无疑在“赴江西剿共”的传闻中火上浇油，这是宋最担心的事。秦德纯来津劝宋采取韬晦之计。肖振瀛建议宋公开发表主张中日合作的谈话，一方面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一方面给南京政府一点颜色看看。并在宋的同意之前，擅自向土肥原透露愿与日本人合作的意思。后来又在宋的同意之下，向日本方面作试探性的活动。
　　自此，宋的私寓天天高朋满座，每日搓十五六圈麻将，似在昏昏然度日。装成胸无大志，已被王揖唐、曹汝霖、陈觉生、齐燮元、陈中孚等汉奸包围。一旦中央通令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宋即倒向日方。
　　对政治不太敏感的实业家齐协民惊愕地问宋：喜峰口一战，誉满全国，威望甚高，现在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仁兄文武全才，智勇足备，当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仁兄与日本人频繁来往，似是不妥。
　　自6月19日宋哲元回天津到6月27日二十九军进驻北平，前后不过8天，这是宋哲元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即从一个单纯的军人向军人兼政客的转折。
　　6月27日，宋哲元得到肖振瀛从北平打来的电话，得知令二十九军三十七师进驻北平，宋拍案而起几乎掀翻桌子。立即通令冯治安师急行军5小时后到达北平西苑。张家口北平之间120公里，沿途大多土石路并不好走，并要翻越关沟南口等关塞。好在长途急行军是二十九军将士的拿手好戏。几路人马相互比赛，呼着口号，你队争先，我队跑步，4个半小时，就铺天盖地地到达了颐和园门前的西苑。西苑营房，溪边小路，行柳树荫之下，藕池岸边，农舍的场院都站满了气喘吁吁、衣襟湿透的西北军的军人。
　　平津，是非之地。宋哲元能否运筹帷幄，驾驭得体，是否还会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之类的卖国文书，或是再生长城抗战的局面，后来又怎么爆发卢沟桥事变，下文步步分解。




第四章　宋哲元夹缝求生
且说宋哲元已将二十九军精锐之师三十七师调来北平控制住北平局势，市民如何欢迎宋部驻平不必细讲。石友三、白坚武、潘毓桂等人逃回天津。我们前面已提到，大大小小汉奸都麇聚在天津，为什么？下面我给您略作介绍。
　　北平军分会只批准二十九军移防北平，并没有提及天津之事，其实天津情况更为复杂。天津，五类杂处之地。英、法、日等国的租界，万国租界（公共租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都在天津。前清签订的《辛丑条约》现在还在生效，天津市内中国人没有驻兵权，日本人倒驻有武装军人，其他各国租界也各有驻兵。说是中国的地方，臣民是中国的，市长是中国的，可是要干什么，都得仰承外国人的鼻息。
　　天津的人文社会结构和北平完全不同，可以是北平的一翼，平津合为一个城市，城市的形象才更完整。可以讲，整个天津就是一个大交易所，从事两种交易：政治交易和经济交易。社会中坚是闲人，天津几十万老少爷儿们一大半从事此种“职业”。什么是闲人？您可能不懂，引用一段描写闲人的文字供您欣赏：
　　公元1935年，民国24年……
　　自古以来，天津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俗称没有个准事由……除了军警宪政穿官服，铁路局、邮政局穿制服之外，其余的天津人什么职业都干，上午还在全城银号当大写，下午就到谦祥益管帐去了。还有的上午卖鱼，下午拉洋车，晚上倒泔水，夜里赶晚儿去给死人念经……
　　天津人爱打架，打架先要有人去挑，不挑打不起来，打起来还要有人去劝，不劝打不出个结局。谁去挑？当然是天津闲人，“李爷，昨日南市口上新开张一家南味房，挂出招牌卖香糟牛肉。”岂有此理，李爷带上一干人等打上南味房去。李爷姓李名顺，大号祥藻，犯了咱爷们儿的名讳，明摆着瞧咱爷们儿好欺，打！两句话不对付，真打起来了。打起来就得有人劝呀，这么着吧，香糟牛肉改名南味牛肉，李爷每日来南味房取4斤牛肉……
　　天津市百业兴旺，商号一家毗邻着一家，不知哪家商号一时失于检点，夜半三更来了帮无赖将门脸粉刷一新，你当他是用油漆为你粉刷门面？那多破费呀？他用大粪……横一扫帚竖一扫帚刷得满墙污秽。第二天太阳一出来晒得臭气熏天，倒霉去吧，闹得你三天不开张，怎么办？立即找人来了事。东说合西说合，讲出条件，明日全天凡是乞丐来“访”，一律每人一角，外加两个馒头一碗粉条炖肉……
　　天津市出混混，出青皮。天津混混有帮有派，打起架来不要命，最能耐的叫“叠”了。一双胳膊抱住脑袋，曲膝弓背侧躺在地上，任你乱棍齐下，血肉横飞，打烂了这边，再翻过身来让你打那边，不许喊叫，不许出声，不许咬牙，不许皱眉头，为什么要这样打人？为什么要这样挨打？说不清缘由，这叫天津气派……
　　综上描述天津闲人情况，可知一斑。天津闲人大概可分两类，一类属于劳动者，另一类则非劳动者。无论哪类，都有帮有派，一呼百应。其实这不过是泛泛而谈。真正的闲人，那是专业职称，就如今天的总经理、厂长、工程师一样，走专业的上层闲人的工作就是赶“饭局”，下层闲人被人传来传去。论他们从事说合调停之事，也不全然。在天津社会的运转中，他们――用现在的话比喻――他们是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中介公司，点子公司。
　　前面已经提到，从前清的皇上（这时候已经到满洲国做儿皇帝去了）五爷到北洋政府退下来的总理、督军，以至失意的政客，战败的武夫，等等，都到天津租界买下洋楼，貌似退隐，其实以求进取。这些人在天津两眼漆黑，并不认识谁。但必须结识闲人，递去名片，在至川居饭庄或是什么饭庄摆上饭局，给了面子到时辰来了。不给面子的也许来道常，也许不来，不过不来的情况极少。道常，就是来打个招呼，寒暄几句就去赶别人的饭局，如是这样，只有下次再请。您只要和闲人一挂上钩，就好比现在人的微机连了网，甚至比这个功能更全面，关系全通了。比如说，您想买10万支枪，摆饭局，他给您约来了洋行经理，两个月以后10万支崭新的捷克造步枪到手了。您想谋块地盘，能说动总裁，用开滦煤矿给您当抵押。日本人买不到英美的军火，好办。至于组织几千人游行更不在话下，能叫半个天津市的老少爷儿们出来惹惹。
　　两位大帅想争城夺地，能调停得打不起来。两家男人领兵在沙场上杀得血肉横飞，自家两位太太却在攀儿女亲家。天津闲人就有这能耐。
　　简言之，天津存在着稳定的因素，但更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
　　天津是北平的门户，谓之天津卫，津门。门之不守，唇亡齿寒。宋哲元占领了北平，天津无法控制，兵家所忌。
　　宋哲元以天津市内经常治安骚扰，形势动荡为由，陆续将张自忠三十八师移防天津周围，又将黄维纲旅换成保安队服装进入天津市区。后，又将赵登禹一三二师调往河北固安河间一带，刘汝明一四三师留驻察哈尔。自此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与日军相接连的最前线，宋哲元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
　　华北，出奇地平静了20天。武攻以后，必有文备――这是日本式的兵法。
　　自从中日两国外交升格以后，两国首次互派了大使，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中心议题是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提出的中国三原则，和日本外相广田提出的三原则。我们不妨实录如下：
　　中国三原则：
　　（一）中日两国互相尊重对方在国际法上的完全独立；
　　（二）两国维护真正的友谊；
　　（三）今后，两国间一切事件，以和平（外交）手段解决。
　　之后，发生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事件。日方当局顾虑与中国关系趋向紧张。中国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到上海与有吉明大使密谈，通告要点如下：
　　“尽管发生了华北事件，但中日亲善的方针不变，中日提携所必需的原则须有具体规定。在方法上，将华北和中国完全分开……”
　　唐的通告解除了日方的顾虑，给日本方面吃了定心丸。
　　广田外相顺水推舟，提出了广田三原则：
　　（一）中国应先彻底取缔排日，并应抛弃倚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
　　（二）中国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为事实上之默认……；
　　（三）来自外蒙之赤化，为日满支三国之共同威胁……应依日方……之希望，作各种协力……
　　广田三原则的提出，实又将中国放于附属国的地位。日本少壮军人对政界与南京亲善态度仍表示不信任态度，称之“水鸟外交”。
　　此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在酒井等人的小报告之下回国述职，新任驻屯军司令官是多田峻少将，多田下车伊始，即发表了多田声明：
　　（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
　　（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的管辖）；
　　（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
　　等七条。
　　多田的意思明确清楚，即：华北脱离中国，经济政治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自治独立。
　　前面我们多次提到华北驻屯军。华北驻屯军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力和作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政府与入侵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为了侨民安全，八国在华有驻兵权，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日本，1250人，最少的是荷兰、意大利等国，50人，其他国家驻兵人数后来基本没有多大变化或是减少。唯独日本，常以各种借口增兵。1935年前后，其人数大约增至2000人，分散在山海关、天津、杨村、丰台等地，以天津最多，约500人，司令部设在天津，所以也称天津驻屯军。
　　人数不多，但有大日本陆军做其后台，少壮军人个个都很跋扈。兵者凶器也，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体现。
　　二十九军3个师进驻平津分驻在塘沽、天津、廊坊、丰台和北平近郊的南苑、西苑、北苑等地。
　　外交部次长与日大使有吉明密谈中已经明确“将华北与中国问题分开”，实际已经默许华北可以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宋哲元只要向日方一摇摆，恐怕即成现实。况且宋哲元一直与蒋、汪代表的中央存有芥蒂，如中央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等于逼宋上梁山。
　　7月17日，蒋介石密派军政部厅长中将熊斌到天津会晤宋哲元。熊与宋私谊不错，熊斌早年是留日学生，“塘沽协定”的首席代表。调整宋与日关系是最合适人选。
　　熊斌到天津见到宋以后，向宋宣布中央决定：将国家最高荣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颁发给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张自忠。因赵登禹在长城抗战之后已获此殊荣，此次不再颁发。
　　宋哲元当着熊斌的面没有表示出任何喜悦和感激。宋熊心照不宣，明白“这不过是务虚”。熊又进一步宣布，中央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这也不过是顺水推舟。此次来会宋哲元以私人传达上面旨意，并非正式宣布，不像负察省主席事，宋还不知早已见报，命令式的决定没有转弯余地。现在不过是试探宋的口气。如宋接受表示宋还想靠近中央。如其拒绝，很可能宋在日本人那里已经得到了更多的许诺。
　　宋慢慢悠悠地说起了在平津处境艰难。其中主要是兵力不足，装备太差，财政困难等。熊斌一一答应，说马上报告中央。熊的许诺倒很认真，果然不久，中央拨款50万元改善二十九军装备。后款项拨给各师，如何使用不了了之。
　　熊斌见有希望，进一步告诉宋哲元，委员长要在庐山见宋晤谈华北问题，要宋早做准备。
　　宋虽口头答应见委员长，可心里在嘀咕。宋与中央关系一直不好，而且在言谈话语中对蒋多有不敬，在报纸上都白纸黑字为证，弄不好此去不回，夺去军权岂不哀哉！宋不敢往，几经和部下商量，还是决定以“军务瞬息不能离身”为借口派秦德纯代行。
　　7月下旬秦德纯赶到庐山，蒋介石在牯岭美庐别墅以家宴形式用四菜一汤接待了秦德纯，没有责任秦德纯签订了“秦土协定”，反而把责任揽归中央，同时对二十九军支持华北危局大加慰勉。并且推心置腹地谈起国事家事天下事。下面引用一段介绍文字：
　　“……故蒋于江西剿共军事告一段落之后，即以全力谋求国外环境之安谧，此时期对日外交，政府特别忍耐，有时旦示小惠，防其窥破内情，先机突发，毁我全盘之计划……关东军人，对蒋认识最深，畏蒋亦最甚，彼等深知蒋无久屈服之可能，而惟一能使中国统一之人物，倘不及时予以打击，则统一中国之后，蒋之威望，将不可制。1935年，苏联远东军备实力，已超日本以上，关东军必须亟于此际，宰制华北，以中国五省之资源，充当日本对苏联作战之供应，……其必于其年加紧侵略华北者以此……”
　　蒋在最后对秦秘密指示：“当前国防建设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争取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务必要忍辱负重，但此事只可密告宋军长而不可告诉别人。”
　　此次蒋接见秦德纯，尤其是推诚相见的谈话，对秦造成深刻影响，如秦德纯这样一个杂牌军的将领死心追随蒋直至退守台湾，这次谈话起了重要作用。
　　谈话之后，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不久又调为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已经成为冀察平津名正言顺的主要负责人。
　　





日本军方所以能容纳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留驻华北，是认为宋哲元原系西北军将领，属于反蒋派人物，将来可以利用宋、蒋矛盾组织傀儡政权。可是眼睁睁看着宋哲元被蒋介石拉了过去。
　　此时，宋哲元正遇着两个强硬的对手，一个是以关东军代表自居的沈阳特务机关长兼天津驻屯军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少将，另一个，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少将。此二人被日本人称为少壮军人“四杰”中的二杰，将两个精英放到华北，也可见日本军部对华北的重视。此时，土肥原、多田骏正把“华北自治运动”掀向高潮。
　　日本何以必须在1935年推行华北自治运动，又为何使用“自治”这名词，则亦有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国际交恶。1933年日本决定退出国联，1934年日本又退出国防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其国防地位更加孤立，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受到国际围堵。围堵国家主要是英美与苏联。从中国的实力看，中国不足参与围堵，日本也从未视中国为围堵对象。
　　日本国防自明治大帝以来，有一最高原则，即不与两国以上敌人同时作战。1934――1935年间日本与英国关系日渐恶劣。美国不断制造军舰，扩大海军实力，日本自忖，难与为敌。而苏联远东陆军也部署完成，海兰沧、赤塔的空军，海参崴的潜艇，皆于日本极大威胁。1935年1月喀尔喀庙事件发生，苏联态度日渐强硬，东京参谋本部估计日苏战争终将不免，若不先将华北纳入日本操纵范围，一旦日苏事起，中国助苏抗日，日本将受夹击之害，而若华北成为日本控制范围，华北即成日本资源供应之地。就当时实力而论，侵夺华北，关东军并非实力不足，而关东军南越长城，必然造成与中国正面交锋局面。而华北五省当局皆有与中央敌对历史，分化种子既已潜植，诱胁手段正可运用。分离华北运动也可使南京政府陷入迎拒两难之绝境，还将为国民所唾弃，拒将受关东军并吞。华北自治方案可坐享倒蒋乱华之局，以解除对苏作战后顾之忧。
　　此方案发自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之手，南次郎又屡次在大连召集关东军幕僚密商，然后报东京参谋本部和经过斋藤、冈田两届内阁讨论决议。
　　在另一面，也就是中国方面，1935年3月中央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管制金融施行新币，通俗地说，就是把全国的银元兑换成纸钞法币。将白银运交上海国家银库，以法币代替银元在市面流通。金融权力集中之后，将使地方政府永无抗拒中央之可能，中国统一之业，即将自此迈进，日本多年梦寐以求分裂中国的策略即将由此破碎。再者，只有此法才能使中国成为战时金融体制。这就是通过增加钞票发行数量，中央政府可以集中战争使用的资金。
　　此举使日本上下震惊，驻华日人怨恨愤怒。一旦中国币制改革成功，将使日本经营华北的目的成为泡影，日本方面不能不产生恐慌和加速华北自治进程。执行自治运动之人为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兼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前面多次提到，在此不得不引段文字，将此人再作简略介绍：1883年8月，土肥原贤二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农民之家。后来考入日本军官的摇篮――陆军士官学校，成为步兵科第十六期生，学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被派往中国从事间谍活动。1918年他当上了驻华日本特务头子坂西利八郎的辅佐官，前后达十年之久。
　　坂西的经验告诉他，了解中国的捷径是与中国人打交道，而想与中国人打交道，就必须使自身中国化。为此，他练就了一口地道的中国话，还学会了四种方言，常常身着中山服或长袍马褂出入各种场合，甚至还加入了中国的帮会。他想方设法了解中国的历史、思想方法和风俗习惯等，而对于中国政界内幕、官场陋习，政府人事和各派明争暗斗尤感兴趣。在坂西的熏陶下，土肥原开始同中国的要人们时相过从，与大批的军政显要巨商富贾混得很熟。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土肥原善于体察人意阿谀取宠，处处毕恭毕敬，以晚辈自称，加以他容貌温善幽默风趣，对事情似乎漫不经心，因而中国的显要们不仅对他不加戒备，反而颇有好感。土肥原的住处逐步地成了热闹非凡的场所，常常是冠盖云集宾客盈门。客厅里时而摆上中国的山珍海味，时而又设一席日本茶道。在悠扬的歌舞声中，主客频频举杯，开怀畅谈。就在这个人声鼎沸之时，他却静静地站在一旁，竖起耳朵，一字一句也不肯放过……就这样，无以数计的有关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方面的实情和内幕都被他掌握。土肥原终于成为一个老练的“中国通”。
　　1928年，土肥原当上了东北王张作霖的顾问。在张作霖刚刚对日本主子露出了一点点离心倾向之后，1928年6月，便发生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以后，土肥原贤二因功晋升为关东军大佐特务机关长。两年以后，他又参与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后，出任奉天（沈阳）市长兼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发言人。1931年11月土肥原贤二又潜入天津，劫持了溥仪，亲手参与炮制了伪满洲国，因此被擢升为少将。1933年10月他再次接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连续插手内蒙“自治”和进攻热河的阴谋。
　　多年间，他横行中国南北，插手军界政界，足迹所至，祸乱随起，成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恶魔。以致人们常以土肥原贤二的名字来喝止小孩啼哭，并谈土肥原贤二其名为“土匪源”，真可谓音相谐义相符了。
　　日本的特务机关并非由土肥原贤二始创，但土肥原贤二的惊人成就却使特务机关的效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引起日本政府和军部的特别重视，从此，大批的特务机关在中国各地蜂拥而起。
　　到了1935年，土肥原贤二开始染指华北，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了，也表明日本帝国又开始了新的侵略步骤。
　　关东军分离华北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要求国民党与中央军退出，使华北政权流入真空；
　　第二步，选择傀儡对象，使自治实权入于日军之手；
　　第三步，全面压迫南京政府，使其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华北的指导地位。
　　第一步工作，在何梅、秦土协定时已见完成。第二步工作是选择谁做傀儡对象。土肥原贤二主张选择吴佩孚。高桥坦武官主张选择阎锡山。天津驻屯军主张选择宋哲元。除蒋介石一人之外，何应钦、黄郛、韩复榘等都在备选之列。
　　自治运动分“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两种。
　　自下而上的首见石友三、白坚武等人叛乱，继之有香河事件，天津自救运动等。
　　自上而下自治运动在六七月即已开始。高桥坦武官赴太原访阎锡山，田中隆吉去绥远访傅作义，多田骏去拜访山东的韩复榘等。阎锡山态度含含糊糊和高桥坦左右周旋打起了“太极拳”，韩复榘不买帐，要求条件甚多。傅作义干脆把田中隆吉顶了回来。吴大帅虽然很有影响，可以一呼百应，可是吴不愿为日本人为虎作伥，做儿皇帝，还想保持自己的晚节。四处出击，路路受阻。当时宋哲元已经占领平津，占住了天时地利，实力日盛。矛盾自然而然地集中到宋哲元身上。
　　平津河北并未因二十九军进驻而平静。二十九军因受到“辛丑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制约和中央的旨令，而忍辱负重绑住手脚，一举一动都受到极大限制。而日本方面骄横跋扈，恨不得天天挑起事件，芥子小事，都会闹得天翻地覆。若不是东京本部的限制，少壮派军人早已大打出手。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滦州事件”和“香河事件”。滦洲地属平津北面的非武装区，日本人称战区。国人反日情绪不断高涨，非武装区内人民不断反抗，治安逐渐恶化。1935年8月4日，唐山守备队长温井亲光少佐等人与同行的保安队总队长刘佐周等一起抵达滦州火车站，刚从车上下来，便遭到数名杀手的袭击，刘当场死去，轻重伤者数人。温井少佐也遭到射击，但幸免于死。杀手却巧妙地逃走了。对此事件说法不一，有说是政治暗杀事件，也有说是日本方面的谋略。
　　第二天，北平日本宪兵队根据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的命令，逮捕了原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他是在几天前向天津驻屯军提出辞职的。日军强说滦州事件由陶指使。
　　关于冀东行政，一开始分为东西两行政区。西半部以通州为中心，称“蓟密区”，设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殷汝耕为督察专员。东半部以唐山为中心，称滦榆区，设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陶尚铭为督察专员，负行政职责。殷、陶两人都出生于浙江，同为早稻田大学毕业。殷机敏，善于随机应变，娶日本人为妻。不论好坏，千方百计与日本实力人物合作。陶尚铭回国后，曾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在南京朋友多，对日本军部并非言听计从。殷陶两人关系冷淡，矛盾迭起。在日军的眼里，殷重陶轻。陶看到这形势，便提出辞职。
　　7月27日，日军接受了陶的辞职，并任命殷汝耕兼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为全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8月3日陶辞职回到北平私宅，第二天，便发生了滦洲事件。8月5日酒井参谋长即赴北平要求当局逮捕陶尚铭。
　　8月17日天津驻屯军得到陆军中央的通知不得不将陶尚铭释放。天津驻屯军估计错误，丢了面子，酒井不甘心此事就此了结，声称此事是战区内的治安问题，要求中国当局扫除天津一带再次活跃的暴力团体，并策划采取有效手段，暗中盼望能发生什么事件或是有机会制造什么事件。果然，不久，就在离北平不远的香河县发生了“香河事件”。10月20日，大约1000多名农民打扮的人在6名日本人的带领下，举行游行示威，并占领了县城，散发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和要求自治的传单。县公安局出动了保安队，双方发生冲突。当时，中国军队为平息事件开赴香河，天津驻屯军以停战协定为由阻止其前进。同时，天津姚A昌、钱祟宣、王明等人，组织“华北人民急进会”、“华北人民自救会”、“华北民众自卫团”、“华北自治请愿团”等数百人拿着棍棒打着小旗上街游行，与“香河事件”呼应，日方以此为由，又提出撤消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和解除北平市长袁良职务的要求。其目的很明显，即：挤走中央势力，进一步控制住西北军。
　　借此契机，以清除排日满势力为由，日本宪兵在平津大肆逮捕传讯爱国人士，如：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被日武官传唤于日使馆。
　　10月23日，天津商会会员年光被捕于南市会宾楼。
　　10月28日，天津新闻检查所副主任王一凡及检查员4人，被捕于新闻检查所。
　　10月30日，天津市政府社会局主任李铭被捕于日租界医院。
　　11月9日，二十九军政训处处长宣介溪被捕于私宅。11月30日，塘沽定船所科长沈国华、科员李纯宗被捕于塘沽。
　　此外，天津法商学院教授杨翊周、卢郁文，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物理教员刘海洪，天津市立图书馆主任姚庆澄，商会会长鲁毓万及平民王家矶、付洪清等皆先后被捕。后又胁迫宋哲元允照日方开单，自行搜捕。
　　中央迅雷不及掩耳的实行币制改革，于11月3日公布，震动日本军政界，华北日军更是暴跳如雷。高桥坦武官代表日方及天津驻屯军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金融紧急防卫纲要”，要求禁止现银南运。并告诫宋哲元：“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华北主张，如贵方不能防止和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
　　怎样以实力？11月13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已经下达751号作战命令，饬独立混成旅团兵陈山海关古北口等地。旅顺口的球磨号巡洋舰，青岛获号驱逐舰都在驶往大沽口。两中队飞机轮番在北平上空示威……
　　宋哲元屈于日方压力，也为自身考虑――因为这将失去对地方财政的控制能力，更加受中央掣肘。于是，宋哲元与秦德纯、肖振瀛密商，当日即下令禁止白银南运。河北的商震、山东的韩复榘也顺水推舟，下令禁止白银运往上海。
　　10月，土肥原贤二正式调来平津兼任天津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即将其工作方案报请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南次郎批准其计划，令其在11月中旬必须搞出头绪。土肥原贤二在天津频繁向宋哲元施加压力，每天至少有三次不请自到。宋不堪其扰。秦德纯、张自忠见宋在天津处境危险，用专列将宋请回北平，宋等刚到北平武衣库家中，土肥原贤二即坐汽车风尘仆仆赶到，逼宋在自治方案上签字。
　　11月11日，南次郎限定的日期将到，土肥原贤二还没搞出头绪，这是他在中国活动半生头一次遇到阻力，因此恼羞成怒，再次来到北平，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宋等人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内容如下：coc1①政权之名称：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
　　②领域为五省二市。
　　③首领宋哲元，总顾问土肥原贤二。
　　④军事，由最高委员会主持。
　　⑤财政，截用中央在该省市之关税、盐税与统税。
　　⑥经济，开发华北矿业、棉业，使与日满结为一体。
　　⑦金融，脱离法币制度，另定五省通用货币，与日金发生联系。
　　⑧信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同行扑灭，代以东洋主义。
　　⑨政治，保留南京之宗主权。
　　BC外交政策，亲日反共。coc2
　　以上十点通令宋哲元在11月20日以前必须实行，否则日军将以五师取河北，六师取山东，南京方面如增以兵力，日军将全力遏止，如宋不允，日军将拥戴溥仪入关主持。
　　宋哲元的出路只有三条：
　　一、抵抗；
　　二、辞职；
　　三、屈服。
　　抵抗必须全面，其决定权在南京。
　　辞职无补于事。
　　时人观察，恐怕只有屈服一途。
　　当时，国民党中央第五次大会正在南京召开，秦德纯做为宋哲元代表已去南京。宋哲元与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等僚属紧急密议后，宋哲元拒绝了土肥原贤二的要求。难道要兵戎相见？中国全面抗战将不是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开始！肖振瀛此时正与土肥原贤二折中，初拟新组织于11月20日成立。得知宋已拒绝，赶来见宋，即说：“不妥，中日将开战矣！”肖振瀛建议折中，还给日方留一线机会，同时给中央施加压力。宋同意肖的办法。
　　就在土肥原贤二发出最后通牒的当天，宋哲元向国民党五全大会拍发了一份电报，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将政权奉还于国民。”
　　电报发出，大会震动，举国而惊。为什么？训政即中央集权制度，那是蒋介石一再强调的，宪政即实行民主议会制度，还权于民就是地方有自主权，即在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
　　蒋介石见电文心情焦躁疑惧。此时驻保定的商震打来电报：“明轩（宋哲元字）本人态度尚稳，唯其手下二三人极欲乘时活动，行动不检，不无可虑耳。”孔祥熙和青岛市长沈鸿烈等人也向蒋密告宋哲元有自治之势，另外，平津两市也电致蒋介石，言称“危疑震憾，难挽危局”等。南京政府更为惶恐，唯恐华北当局干脆铤而走险，公开投敌，背叛中央。翌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也发出与宋哲元类似的电文，11月15日，冀东专员殷汝耕等人联名致电宋、韩表示响应，北平、天津商会等亲日组织也通电叫好。日本国内报纸纷纷传言，华北五省三市（北平、天津、青岛）将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同时，中国的汉奸们也大呼小叫，纷纷出笼，霎时间自治之声，甚嚣尘上。
　　11月16日宋哲元再次给蒋介石发电解释说：
　　“华北局势受环境压迫，危险万分，当下日方又以兵力威胁，更属刻不容缓，日方要求：（一）地方自治；（二）脱离中央。哲元对此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做，已均予拒绝……但力量薄弱，只能支持一时，不能永久。伏乞钧座速示最后整个方针，或派大员来平指导，以全大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11月19日，蒋介石给宋哲元和商震回了电报，对宋大加抚慰，要求宋不要“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单独对日方交涉，最后语义颇深地对宋表示：“中央必以实力为兄作后盾，决不令兄部独为其难，而与兄等为共同之牺牲也。”
　　给商震的电文是：“如果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亲，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可望兄毅然拒绝参加，切勿赴平。”
　　在通电之时，中央却下令中央军开往山东、河南南部以武力支援之形势。
　　宋哲元收到电文明白就里，就是要宋挺住，如不挺住，中央军北上，宋部当然在讨伐之列。给商震的电文中明确表露出对宋的不信任。
　　宋收到电文后，啼笑不是。明日即是通牒的最后期限，宋坐卧不安如芒在背，干脆一躲了之，借口探望母亲料理家务，匆匆离开北平，躲到天津家中，静观事态发展。
　　日方在重点策动宋哲元的同时，自然对华北其他实力派人物也不放过。土肥原贤二企图请商震与宋哲元在北平聚会，研究协力建设新政权问题。但商震为了逃避土肥原贤二的纠缠，借口“感冒”躲进了保定西关思罗医院，并致电行政院请假。接着，土肥原贤二又约韩复榘与宋会面，韩复榘则以“怀疑宋哲元派专断，不屑与之合流”为由来推脱，使土肥原毫无结果。
　　同时，土肥原已通告各方人士，于20日在北平参加新政权成立大会。20日晨，土肥原贤二寻迹追踪赶到天津找到宋哲元力图挟持宋回北平。派人追到思罗医院在病榻旁强见商震，逼迫他参加自治。
　　可是，20日，也就是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和自治的新政权成立之日。北平出奇地平静，平静得令人不可理解。



第五章　二度妥协
为什么到了11月20日，没有成立政权？原来在这前两天，也就是11月18日日本“袖珍内阁”的外、海、陆三相会议讨论对华方案，决定华北自治缓行。本来7月份日本内阁首、外、藏、陆、海五相会议已经提出处理华北纲要，此时为什么，又在五相会议上突然减速，史学家对其总结有三点：
　　1．南京军事外交应付沉着；
　　2．美英对日质询关切；
　　3．北平教育界士气锋厉。
　　此结论不无道理，但未必尽然。若干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往往由黄豆小事引起，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两个中学生刺杀奥匈帝国王储而引发。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因袁世凯的告密，就华北当时形势，日内阁决议也未必能控制住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人。哪个犄角旮旯摩擦生热，也会引爆华北这个大药库。事情还是从头说起。
　　7月日本五相会议之后，吞并华北的势头风起云涌，尤其是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人时时都在摩拳擦掌寻找机会。主要的策划人即关东军南次郎大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治内轻外重，军人对政府外交政策一向不满，称之为“水鸟外交”，而关东军自行“老虎政策”。10月关东军幕僚大连会议以后，尤对“广田三原则”指驳。11月，关东军出兵华北的方案即是“老虎政策”的产物。11月11日南次郎已经向关东军下了第751号作战命令，即如前所说，海、陆、空全面动员，相机出兵华北。另以762号密电电告参谋本部，电到时，参陆首长方集宫崎正检阅大演习，这时候他的情绪特别好，认真地看了一下电文，大惊，五相会议决定华北自治纲要中并未提到包括武力，南次郎为何自主妄动。旋由今井参谋次长电告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谓其出兵须先有大义名分，照来电所称政治经济各理由，均不足作为统帅部发布命令的根据。
　　关东军得到此电，耿耿于怀。仍令侦察、轰炸，战斗机两中队，及陆军各部向山海关、古北口、绥中等地集中候命。并寻找理由，要求“现地保侨”。可是在华北的日侨没有受到任何侵害，只好等待时机，或等待制造时机的机会。11月11日后，天津市内500多人手持棍棒枪械到天津保安司令部门前示威，呼喊要求自治，要宋哲元交出政权。显然，这是借着形势兴风作浪，寻找缺口，没有想到宋哲元态度出奇地强硬，宣布一切听从中央命令，在辖境内如有扰乱治安的举动，不惜以武力解决。
　　宋的命令一宣布，日本人大为高兴，可是游行示威的人一哄而散，再也找不到踪影。那时天津人喜欢热闹，要是有人出钱更巴不得跟着起哄，可是，天津人吃硬不吃软，第一怕的是兵，第二才怕外国人。譬如说，某将军领着一伙马弁进了您的商号，进门就说：“把万国铁桥卖给你了，出钱吧！”万国铁桥？那是外国人修的，欠下的建桥钱说不定现在还没还清呢！我能买得起？这事蹊跷，您别见怪，用现在的话说叫“拉赞助”。当兵的走在你对面，不知道为什么。“啪啪”了你两个大嘴巴，你只有捂着腮帮子，一边叫着：“我回去叫我哥去，我哥是班长，回来跟你算帐！”溜了。那是奉军。你哥何时到过东三省，当过奉军？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可是那外国人，东洋人直眼睛，西洋人就知道打防预针，虽然也横，好糊弄。当兵的是软硬不吃的，惹得起吗？所以怕也是正当的。话说回来，宋哲元一发布“不惜以武力解决”，这是什么意思？回家躲两天吧，到哪儿等不到“饭局”，不跟他们瞎惹惹未必就“扛刀”，弄不好人头落地，对不起祖宗。所以这些日本人一时忽悠不起来了。
　　日本人一向蔑视中国人，这次有点不同。喜峰口抗战的时候，二十九军不软，现在宋哲元扩军备战发展到10万。真的打起来，关东军虽然有实力，但准备并不充分。日本人没有法，也得愣神琢磨一下。
　　这大概就是战争契机！
　　此时――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全大会。亲日派领袖汪精卫在11月1日被照相的记者孙凤鸣刺杀（未死），以后，国民党内部空前地团结，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路诸侯都团结一致要求共御外辱，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政策性演讲，下录具有结论的几句，供读者参考：苟国防演变，不断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从整个国家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以最大之忍耐，在不侵犯主权限度之下，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友邦之经济合作……
　　“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言牺牲！”
　　第二天，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再录几段对白以飨读者：
　　蒋介石：“尊意了悉。凡违反中国国家安全主权，妨害中国行政统一之自治制度，中国均难容忍。近得华北当局及各种团体报告，无人希望自治或独立，决不至发生事故，纵或人心有所动摇，予信地方军人，必能服从予之命令，施以镇压，亦无庸中央用兵。华北自治，乃内政问题，今与贵大使相见，宜谈国交改善之事。”
　　有吉大使：“华北自治，固属内政，但其对策如至破坏地方治安，则将涉及外交，日本与华有特殊之关系，自不能不关心……须磨君（总领事）自华北回来，知华北政要，希望自治，实基民意。”
　　张群（当时任湖北省主席，汪精卫遇刺后，准备接任外交部长）：“如日本召还土肥原，阻止多田骏赴济，则自治运动，可以立熄。昨日华北来人报告，土肥原曾提共同防赤自治委员会组织方案，其中以土肥原为总顾向，可见自治之事，系由日本所鼓动。”
　　以前，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会见日本大使时曾许以华北问题可以与中国问题分开，无疑鼓励了日本人在华北放肆活动。此次蒋介石又明确表示华北问题是中国内政，无疑给日方吃了闭门羹，事情棘手起来，而且南京五全代表会委员，反日派占70％以上，都支持蒋的观点，当时，日本当局并没有以武力占领河北的打算，固“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虚瞒手段皆见效，所以，此时也乐于一试，现在恫吓未能奏效，日方又怀疑是否中国得到英国、美国的谅解，同时，又得到苏联的外援，所以忧豫起来。
　　同时英美各国得到情报，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有计划，准备强行接收平汉线黄河以此，陇海线徐州以东，津浦线徐州以北。华北铁路关系到英国利益。关盐税收关系中国外债担保。英美方面不断向日本质询，日本早与英美交恶，此事会惹起国际纠纷，以美国国务卿赫尔的话最为有代表性，赫尔这次简短的演说，在他的回忆录曾认为是自己50年外交生涯中最得意之作，不妨写下欣赏：“关于近来华北方面之挣扎，其性质极为反常，其关涉甚重大，吾人所接报告内容虽有分歧，但一种改变华北之企图，显然在着力推动。华北之事，不仅关系中国一国，凡与中国有约之国家――美国，亦在注意此事发展，深望其不至妨及吾人条约上权利与义务。”
　　声明文字外柔内刚。文中无一字提及日本，而却是美国在日本的“天羽声明”，自1934年4月之后，对日本表示不满的第一次文书，其与英国采取的平行进行方式使东京政府不能漠视。
　　史学家曾评论说：
　　“盖三十年代之间，英美联合对日，只须稍露风声，日方却步。……惜乎不常见也！”
　　其实英国政府暗示过中国政府“至于武力战争，英国决不参加，万一中日交战，英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帮助。”自然英国自有他的困难，当时纳粹德国武力的日强，英国力不能敌，自顾不暇，所以畏惧战事。可见当时英国在华北问题上也只能做到“质询”，而不可能如日本方面估计的那样“支持中国”。
　　日本人今井武夫（曾任日驻华大使馆北平武官助理，官至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在后来评论华北局势时曾用中国的一句俗语比喻：“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可见华北局势如何发展关键还在中国本身。用喜峰口抗战形象塑造起来的二十九军，天津人说：“那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个个都是沧州武师教出来的好武艺，大刀刷刷地，鬼子的人头落得遍地都是。”说得有点玄乎，可人们信服，用现在时兴的话比喻，有了“凝聚力”。天津人不看大报，但也知道蒋委员长发表了抗战声明，有了这抗战声明就好，中国有四万万同胞，一个杀一个，可日本不过七千万人，杀光了他们，中国还剩下三万万多人哩！
　　当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不会看得那么简单，不会理解这是游侠争高低，行帮夺地面。大学教授们，是民之代表，国家的精萃，用现在的话讲，是智商最高的一层，况且，中国历来有尊崇儒生的习惯，他们说话，向来是对的。11月19日，也就是土肥原最后通牒的前一天，宋哲元在险境下想起了大学的教授们。宋哲元、秦德纯、肖振瀛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了50多名大学教授座谈。与会者强烈反对自治，要求宋哲元支撑危局。11月23日，20余名大学教授又在银行公会聚餐，以联名方式发表否认华北民众要求自治或自决的宣言。不妨将其文录下：
　　“因为近来外间有伪造民意破坏国家统一的举动，我们北平教育界国人郑重宣言：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组织特殊机构和阴谋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
　　有名的人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及教授胡适、张奚若、蒋廷黹、吴文藻、傅斯年等。
　　此时，平津民气振荡，青年学生纷纷组织团体，准备游行示威，随之发生“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
　　土肥原、多田骏也承认华北排日反满运动空前高涨。多田骏后来调回东京参谋本部，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力主“不扩大”，成为“不扩大”（战争）派的重要角色，主要理由就是日本必陷广大中国人的反日泥沼，恐怕与1935年的教训关系最大。
　　11月18日，日本袖珍内阁对华北自治缓行决定通知以后，第二天，蒋介石已经得到了消息，马上电告肖振瀛，告诉肖“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资格，只代表他个人，不必与之谈判。”当时宋哲元兴奋得差点背过气去，戎马一生还没得过如此令人振奋的消息！第二天，肖振瀛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外交界、报界宣布了此消息。会场雷动，各大小报纸都立即用通栏大字标题发出了号外。北平、天津街头喧喧嚷嚷，争购号外。土肥原自知无趣儿，土头肥脸溜回天津。土肥原自做张作霖顾问以来，搞间谍特务活动屡屡得手，甚至可以说“无往不胜”，遭此惨败尚属首次，其岂能认输？此事，虽然搬掉了压在宋哲元心中的一块巨石，可是与中央又生芥蒂。蒋又来电严厉训斥宋哲元，“中了日本人诱陷之毒计，又超过地方官吏之地位。”其实，自治风潮，总的说，宋处理得还不错，总比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好得多。宋也明白就里，毛病出在阻止白银南运和要求“结束训政”上，尤其是“结束训政”，这是蒋介石最忌讳的。后来，宋哲元借秦德纯去见蒋的机会向蒋解释阻止白银南运之事。蒋倒是很痛快地说，你们欠了钱，可以向中央报告嘛，你回去写个报告，我给你批了就是。秦德纯趁热打铁，没有离南京，就做了一笔花帐，蒋也没有细看就批了。秦又马上到财政部了结，这事就过去了。
　　可是“结束训政”的通电一直是宋哲元的心病。
　　土肥原并不是等闲之辈，回到天津又想出新的方案。土肥原读过列宁的书，也懂得退一步进两步的哲学。胃口大了，自然遇到阻力也大，全盘攻不破，可以打开缺口，一口一口地吃！土肥原暂时撇开宋哲元，找到了冀东专员殷汝耕。11月23日晚，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一家饭店召集冀东22县各保安队总队长开会，土肥原亲自到会，秘密布置冀东自治大计。土肥原当场宣布自治方案，殷汝耕赞成不迭：“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权成立，今天晚上我立即返回通州。”
　　土肥原喜不自胜：“太好了！那么我们就以香槟举杯预祝成功吧！”
　　真不巧，饭店的香槟酒当天卖完了。殷汝耕急忙说：“用日本酒庆祝更有意思！”于是拿来日本酒，以干鱿鱼当酒菜，干起杯来，散席时已值深夜。殷汝耕不顾月黑天寒，连夜驱车驶回通州。
　　24日晨，殷汝耕风尘未洗，立即召开负责人会议，25日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当晚，殷以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措词强硬的自治宣言，并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同时还向当时华北的实力人物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傅作义、秦德纯等发出通电，要求他们“当此存亡之秋，宜定大计……”同时，在通州蓟密行政公署大门旁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招牌。
　　同日，迅雷不及掩耳地调整组织机构开始办公委任大小官吏，接管电报、电话、邮局及火车站并召开记者招待会，和派人去北平天津向日本人汇报。
　　这一天，真做了不少的事！
　　冀东22县，包括哪些县，列在下面您可到地图上去找：
　　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县、乐亭、临榆、丰润、宁河、通县、三河、宝坻、蓟县、香河、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遵化、兴隆、玉田。
　　这22县就是在“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中国人叫非武装区，大概是因为饶口，所以也叫非战区，日本叫战区，和中国人叫法相反，都是指这块地方。历史上这里叫幽燕或叫燕云。一千多年前，五代后唐的儿皇帝石敬塘――儿皇帝的专用词就是由此开始――曾经签订协约割让燕云十六州，就是这块地方。历史往往重复、相似、巧合。一千年后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戏剧又在这儿重演，除了地理位置有共同点之外，其他方面难说哪方面相同，历史的相似往往使人迷茫，当人们莫测自己命运的时候，又往往去请教术士、巫师，相信术数、占卜，相面扶乩，那是因为对自身对外界吃不准，一旦看准了一点，打准主意要做什么，那一切都可以不管了，不管你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殷汝耕，1919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曾多次参与对日交往，与殷同、袁良（1935年前北平市长）程克（天津市长）并称日本通四巨头。殷“东洋化”的信念何时树立，这很难说。无论在早稻田还是回国，他身着和服，口操日语，手挽日本妻子已经成他定型形象。是日本妻子参与对他的制造，还是为了塑造自己而娶了日本妻子，无法考证。用政治夫妻这句现代化的言语评述怕也不错。
　　殷早与土肥原等日本军政要人打得火热，也是早备进身之阶。所以土肥原一提出冀东首先自治，便一拍即合。
　　读者要问为什么把一个亲日分子放在与日人斗争的最前沿？当时人们并不懂，后来才普通使用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知道划分敌我友。东渡日本的人多着呢，孙中山、蒋介石、何应钦、黄郛、阎锡山、张群、熊斌……1935年的内阁曾被人称之为日本留学生内阁，除宋子文一人留美以外，其他都是日本留学生。当然留日不等于是汉奸，其中大多数人是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家日渐强盛，而去日本学习救国道理。那是有志之士！当然也有起哄去镀金的，也有殷汝耕之流，也有界乎二者之间面目不清的。殷汝耕可谓盗亦有道吧，汉奸做得知名度很高。
　　缺口已经打开，土肥原还想争取宋哲元响应，又以11月30日为限逼宋自治。在天津又以一日一元的价钱雇佣自治游行队伍。不过这已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
　　蒋介石知道日方必不肯甘休，在南京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日对策。除已撤北平市长袁良由秦德纯继任以外，解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设立北平行政长官。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同时通缉殷汝耕。
　　撤换北平市长和军分会，都是因香河事件日方提出的要求，华北自治运动的退潮，华北日军处境尴尬，必然还要滋事。给他们台阶下，留面子，用留面子缓和冲突。留面子，这是东方人的心理特点，中国人甚之，所以考虑得周全，不仅自己要，还要留给对方。不蒸馒头蒸口气，自己虽没有吃上馒头，但让别人感觉是吃了，这是为自己争面子。两个人吵架，一方是对的，劝架的人说，就少说一句吧，那是暗示他也让对方，感到有局部真理，有了面子，找到心理平衡，事就了了。这是东方处世哲学！撤北平市长，撤军分会，就是给日本人留面子。其实，通缉殷汝耕也是这么回事，不过不是给对方留面子，而是给自己留面子，人家明目张胆当汉奸，早已令中国有体面的人都没面子。我们国人中有这样的败类？――其实早就有。中国本来就出产这个。殷堂堂皇皇地在通州做委员长，能去抓吗？抓得到吗？抓到又能怎么样？史学家说通缉殷汝耕是杀鸡给猴看，暗示宋哲元的，怕也未必，如是宋哲元想自治，还在乎这一纸文书，它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不过，又派遣何应钦来北平任行政长官，倒是大有学问。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何应钦吃了日本人的窝心脚，那个时候他还名符其实地统领30万大军呢。现在今非昔比已是西北军的天下，他能八面威风，领着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到交际花杨惜惜家里去商议军政大事？当然这还次要，主要还是和日本人交往，他从来没有得心应手过。再去签订什么条约？做蒋先生的传话筒？去指挥西北军？不过有一点他心里明白，而且是蒋介石接见他，令他北上，他就明白了，掣宋哲元之肘！他不愿意来，但他知道在委员长面前是不能反驳的。只好走着看，好在不是上刑场。
　　当日晚上，何应钦率熊式辉、何竞武离开南京北上。北上途中，何应钦神情沮丧一言不发。12月3日晚到达北平。当时，宋哲元正在武衣库家中与秦德纯、肖振瀛、冯治安密商事情，谈话间，副官报告何应钦即到北平。宋哲元闻后勃然变色，说：“他又来干什么？”又对秦等表示：“我不去接他，你们谁愿去接谁去。”宋果真没去。但当天晚上，宋在秦德纯的劝说下还是偕秦、肖二人来到居仁堂谒见何应软并汇报了情况。何应钦面带微笑和霭可亲地对宋哲元的守职苦撑大加赞许；对宋哲元做到了不屈服他人，绝对听命中央，对外毫无秘密协定，特别加以肯定。
　　宋哲元明白何讲话含意，是肯定也是要求，同时，也有弦外之音。宋哲元只是敷衍几句，便托病离开，留下秦德纯、肖振瀛与何周旋。宋走后，肖拍着胸膛说：“中央如果真的信任我们，我们绝对可以替中央分劳分忧，撑持局面，保证一切听命中央。”肖还建议，应以宋哲元代替黄郛，以统一军政权，加强对付日本的力量。黄郛自1933年“塘沽协定”以后，一直是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也就是说是华北最高行政长官，肖强调以宋代替黄郛的意思就是暗示，宋做最高行政长官，用不着你何应钦来插手。
　　何应钦、黄郛一直主持华北军政事务。何不必说，自在日本留学时就已和蒋氏结成亲密关系，而且一直是蒋在军事上依重的第一号帮手。黄郛与蒋的关系更进一层，黄与蒋在日本时结拜金兰，黄也一直以盟兄自居，在国民政府中一直身居高位。此次再派何应钦来北平做行政长官，也就是对华北还不肯放手。宋见何时，何代表中央任命宋为冀察绥靖主任，宋坚辞不就，道理也在这里。
　　12月5日早晨，宋哲元赴西山“休息”，躲进了颐和园。
　　临行并发表了书面谈话：
　　“危疑震荡的华北大局，自何部长来平，统筹大计，已有转危为安的希望……此后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
　　史学家谓之，欲擒故纵，此事用兵法解释自然不错，其实，当时宋哲元并没整套对付何应钦的方案，不过是下马威，常人也会这样做。蒋认为，宋是个单纯的军人，还是对他有深刻了解。如果说将军们工于心计，昧于方略；对内勾心斗角，对外斗争无方，宋的水平远远不如何应钦。在中国官场，即使生性单纯，也得认认真真地学习几套官场套路，否则难治！
　　何应钦并不以宋的态度为意，因为他本来也想脱身，宋的办法也许更成全他。当前要处理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对宋，仍然是对日本人，日本袖珍内阁会议上决定华北自治缓行，同时也提出要求，要求华北轻度自治。轻度自治是什么样，怎样“轻度”法？国人能接受，日本人也能接受，当然主要是日本人接受！
　　高度自治方案流产以后，中日在华北问题处于僵局，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岂能甘心，而且已经开始谋划新的方案。所以为使华北平静而又打破这僵局是刻不容缓的事。何应钦来北平之前，中央五院院长已经反复密商，作出几条决议，第一条就是接受日方提出的轻度自治方案，参酌西南政务委员会现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其委员由中央委任，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其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如形势许可，即设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职。这话既矛盾，又有奥妙。“如形势许可”这句话，实对何应钦脱身非常有利。
　　显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政务机构对宋非常有利，受到宋及秦、肖等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欢迎，一切还都顺利，但是保密的，当然是对国人保密。因为这半自治的机构，是对日妥协的产物。虽然宋为委员长，在委员分配，亲日势力参与，对日政策等方面也必对日有大步的让步，国人接受吗？
　　另一方面何应钦代表中央来北平，伤了日本人的面子，日本人不买帐。由殷汝耕出面，要求响应自治，并以殷署名写了千余言的为民请命书，又组织20余人打着“北平市民众代表请愿运动”旗帜，到中南海居仁堂门前递交请愿书。同时，日军派遣15架飞机飞临北平上空低空盘旋威吓，撒传单，请命书中提出两点要求，要求何在5天之内实施，他们赖在居仁堂门前不走，在大门上撒尿，在卫兵的刺刀上划火柴抽烟。何应钦不敢出来接见，感到空气紧张很难应付，想动身南返。此时，担任北平城防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求见何应钦，话中有话地对何应钦说：“请部长放心，你在北平的安全，我可以完全负责。”口气虽然恭顺，实已暗示何的命运掌握在二十九军的手中，此时是12月5日，为此，传出轻度自治之事，4天以后，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次运动是日本侵略军进逼华北，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愤怒的结果。学生们游行示威的第一站就是中南海。
　　此刻，何应钦是风箱里的老鼠两面受气。其实不只两面受气，而是受三面的气，既受日本人气，又受二十九军的气，同时受民众的气。何应钦如何处理，轻度自治能否实施，学生运动结果如何，为什么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划时代”的运动？何谓划时代？我们下回再说。



第六章　学生抗议华北自治
自长城抗战以后，华北自治运动步步紧张，经土肥原登场，运动发展到高潮。国民政府以至华北当局左抵右挡不过是权宜之计，度过一时，更大的压力随之而来。根据牛顿动力定律，一切动力，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自治运动发展到中国学生运动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与“一二・一六运动”也是必然。学生运动的深远影响是国民政府当局和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它既种下了“西安事变”之因，又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点得以广泛传播。以至萌透出日后国共两党在中国大陆败胜的萌芽。史评“牵引世局，至为重大”。宜予一述。
　　北平学生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南下请愿时，国民政府以越出法律范围，将学生押送回北平以后，士气极为消沉。1933――1934年间，塘沽城下之盟，关内外通车通邮之事，虽相继刺激，大学学生沉酣歌舞逃课罢考之事屡见不鲜。1935年春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皆因红色嫌疑遭受军警搜查，师生受军警逮捕。北京大学的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的现代座谈会，皆先后被封禁。不久，何梅、秦土交涉事起，察哈尔省、河北省主席被调免，国民党、中央军被迫退出冀察。《邦交敦睦令》发表，亲善交涉不变，外交屡屡失利，学生等非无耳目，但因新闻管制，报章消息吞吐含糊，知国难实为严重，政府有难言之隐。有识之士始因沮丧而失望，继而失望而怨愤，再由怨愤而疾呼。“偌大华北，已不容安置一张平静的书案。”虽然是宣泄学生心中之忧愤彷徨，也反映出青年对政府怨望。
　　据《斯诺夫人扎记》（未发表）记载，1935年10月下旬，燕京大学学生高鸣楷（音译）建议，联合北平各大学中学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请愿要求言论自由和人权。后经过数天奔走联络，得到部分同学赞成，于11月1日，用十校自治会名义向六中全会提出请愿书，其略曰：
　　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据报纸记载，至30万之多，其遭受拘禁者 ，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
　　书末，历举北大、清华集会被禁，吁请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
　　其十校名称：
　　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天津中西女学、北平贝满女子中学、北京汇文中学、天津汇文中学。
　　请愿书送到南京时，正值汪精卫遇刺，六中全会匆匆闭幕，未及处理。学生深为失望，而天津日文报纸登出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成立消息，提倡中日提携，鼓吹冀察鲁晋绥五省自立。日本宪兵又四出捕人，爱国青年多不自安。燕京大学学生东北同乡会会长张兆麟（西安事变时，任西京日报负责人）见平津危急，将为东北四省之后，则欲恢复学生联合会（联合会在1932年停止活动），发表反对华北自治宣言，要求政府抗日。此议得到燕京大学同学的赞同。又经过多次接洽与筹备，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于11月18日在女一中学内成立。参加学生列名的有22个学校，但除燕京女一中及法商学院，曾有自治机构外，其余皆以个人身份参加。在当时按教育法令要求，是禁止学校之间成立联合组织的。
　　学联会成立不到一个月，平津形势日见恶化，教育界五大校长20余名教授发表反对华北自治宣言，殷汝耕在冀东成立自治委员会、冀东号日制飞机在北平上空散发传单，北大校长蒋梦麟被日军传唤，军警搜查北大，并在东北大学捕去学生多人。当时斯诺夫妇留住北平，告诉燕京大学同学说：君等如对国事欲有表示，则宜在12月10日以前，迟则华北易主，便恐不及。因斯诺夫妇是美国人与美使馆有联系，其与学生关系也比较密切，其家中常为学运大本营，学生们对他们的话也很信服。学联于12月3日开第三次代表会议，作出12月9日游行示威的决议。此时恰何应钦奉命来到北平，学生们决定拟请愿书，面交何。会议商讨游行示威详细计划12月四五两日分头准备。12月6日在燕大体育馆最后磋商。参加游行学校计15个单位，即：
　　1．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
　　2．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
　　3．师大各班学生代表联合会
　　4．东北大学级长会
　　5．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三院学生自治会
　　6．交大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学生自治会
　　7．北洋工学院学生自治会
　　8．朝阳学院学生自治会
　　9．华北学院学生自治会
　　10．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学生自治会
　　11．河北工业学院学生自治会
　　12．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学生自治会
　　13．北平今是中学学生自治会
　　14．北平艺文中学学生自治会
　　15．北平崇实中学学生自治会
　　请愿要求共6项：
　　一、反对所谓自治运动；
　　二、公布中日交涉内容；
　　三、不得任意捕人；
　　四、保障领土主权；
　　五、停止一切内战；
　　六、要求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请愿团组织分工为监察、救护、交通、宣传四组，各组均置领队员与副领队员。遇军警阻拦，由领队员出面说服，如遇殴击，领队员应坦然接受，死伤不避。领队员倒仆，副领队继出。大队队形不散，男校学生写标语，印中英文传单，女校学生检习绷带扎缚与急救止血方法。
　　会议慷慨热烈如赴国殇，有泣下者。
　　12月9日，北平天气极寒，温度在零下5度，黎明，男女各校学生如期出发，独清华、燕大学生因西直门被军警关闭不得入，城内学生千人，沿途整队，呼口号，散传单，说服军警放出围阻线，沿途经无数阻压，于10时集新华门前，大门紧闭，门前已经围绕数层军警。学生推举代表要求入居仁堂求见何应钦，何应钦已于前一天躲到西山“休息”，由军委会代表侯成出面见学生代表。学生愤怒，又听到燕大、清华同学皆被关在城外，则分两队，一赴东城，拟在外交大楼示威，一赴西城接应燕大、清华同学。其后游行情况据“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报道：西边队伍行至西单牌楼，遇警察11人，被拦截并放空枪，捕学生数人，领队员任凭警察拳击脚踢或皮带鞭打，既不还手，也不退缩，前仆后继，和声婉劝警察，一同爱国，警察多被感动，任其过去。东边队伍出王府井大街遇军警，以水龙放射，朔风凛冽，领队员几成冰酱，学生亦多受伤，而秩序整齐，纪律如故，外人旁观，皆寄同情，且为中国叹息。
　　学生应付警察自有技术，先以传单向其解说，次则高举双手苦求警察勿加干涉，并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站在一块儿，千万莫打我们，希望你们跟我们一同打日本。”
　　有一领队被警察打倒，第二领队立刻上前，大队仍然向前拥进。警察报以静默。沿途观众，皆知除队长及长官外，警察心里实皆同情学生，且佩服学生之爱国与勇敢。
　　12月9日之前，学生酝酿示威游行，当时北平警察局长陈继庵略闻风声，但不知详情，因其职务关系，不得确实情况不便上报。这时北平市长已由秦德纯接任。12月9日这天陈继庵得讯立即派出警察拦阻学生，按照以往惯例，学生队伍可能在警察的驱赶之下而散，可是此次无法昔比，警察不肯卖力，学生队伍组织严密秩序整饬，发展声势无法遏制，陈局长才不得不慌忙去报告秦德纯。
　　陈继庵在卢沟桥事变北平弃守后，继任伪北平警察局长，他也做过一件好事，即宋哲元率部撤离北平之时，弃留文职及未通知到的军政人员一万余人。陈继庵在一个月内将这一万人速改成北平户口，以免受人迫害。然而在“一二・九”时，是陈首先下令警察殴打和拘捕学生的。
　　陈报秦后，秦德纯马上向宋哲元请示，宋无可奈何地说：
　　“军队都没办法，学生又能怎样？”令秦妥善处理。
　　秦德纯的回忆录《海噬谈往》曾较详细地谈到“一二・九”。当陈继庵向秦报告时，游行队伍已准备到东交民巷（一说去政整会大楼，一说去日本使馆）。1935年东交民巷使馆正值日本国为值更年，日本得知学生游行消息即派机枪封锁住东交民巷路口，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北口（现在正义路北口）时，日本军人已经在高处架起了机关枪，只等游行队伍进入使馆区即开枪扫射。
　　秦德纯回忆录中讲到，当时他得到消息，估计学生游行队伍一到东交民巷，日本军人必然开枪，必然发生流血事件，学生血肉之躯必遭无谓牺牲。当时天寒地冻，为学生免遭杀害，秦决定派二十九军官兵用水龙在北口阻止学生游行。据说执行军官曾下跪，跪请学生队伍勿进东交民巷，并传达秦德纯的要求，要求学生到景山南门集中，秦市长接见学生。当时，学生代表陆璀等要求代表游行队伍进入东交民巷，并表示学生游行示威就是要求政府抗战，抗战就要有牺牲，牺牲就从我开始吧！
　　秦德纯还布置军警，警卫日侨商店，以免学生冲击扰乱引起外交纠纷和日方寻找借口，其实秦把学生水平估计过低，他们已不再是义和团。他们不再是喝了符水舞着大刀向洋枪队冲去的义和团。中国人在成熟。大部分学生后来都集中到景山南门听秦市长讲话。
　　据秦回忆，学生秩序良好，官方用面包馒头茶水等接待游行学生。秦市长首先表示自己也是爱国的，并且随时在准备抗击外辱，要求学生劲气内练，储为大用。讲话得到学生鼓掌欢迎。
　　“一二・九运动”，因请愿书未能面递，同学又多受伤或被拘捕，学生愤无所出，决议10日罢课。12月11日，东北大学学生9人又被拘捕，清华同学人心惶惶。13日，南京发表冀察政委会消息，学生疑此将为变相冀东自治，乃发动更大规模示威游行即“一二・一六运动”。
　　“一二・一六”之游行，其事前准备较第一次远为周密，其队伍行动概用军队部属，参加单位有44个，人数达7775人（12月9日参加人数约700余人）。规模之大实为空前。从其组织指挥情形而看，系出自富有社会斗争经验者之手。12月16日，原为冀察政委会举行成立典礼之日，因学生示威游行，延缓两天。12月16日学生游行情形如下：
　　示威团分五大队，第一队由东北大学领导，第二队由中国学院领导，第三队由北京大学领导，第四队由清华大学领导，第五队由燕京大学领导。集合地点为前门外天桥。传单上只涉及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救国运动自由，未对政府攻击。学生出校即遭军警拦截，学生冲出，到南长街口，警察又持水龙向学生喷射，为学生所夺，放水反射，警察四散而逃。
　　大队至天桥集合后，就地召开市民大会，吁请抗日。呼口号散传单，市民给予同情支持，争送茶水等。队伍游行至前门大街，遇二十九军武装巡逻队，拦路不许前进，领队向前交涉，二十九军军官回答：“你们是对的，但我们匀奉上级命令，不得不拦。”相持5个小时，学生队伍遂分两路，一向宣武门西行，一向前门北行。西行队伍至宣武门始知门闭不得入，清华女学生陆璀爬入城门，欲扭门锁开城，为军警所执，第二天即释放。清华、燕京收队先归，其他学校同学守坐城外，相持至夜。寒风侵逼，学生终日挨饥忍冻，晚9时后始拟收队，分往东北大学及东城各学校投宿。军警乘黑夜之中，皮带、刀背交下，学生多有受伤。事后检查，重伤者75人，轻伤者297人，被捕者8人，失踪者25人。
　　两次学运正面史实虽仅如此，但其波涛动荡至为壮阔。天津（12月18日）、南京（12月19日）、西安（12月18日）、上海（12月14日）、广州（12月12日）、济南（12月16日）、长沙（12月18日）、武汉（12月17日），各地大中学校纷纷响应，游行罢课请愿，反对华北自治，释放平津学生，讨伐殷汝耕。一个月间风潮扩至35个城市，游行示威次数多达65次。是最为普遍的一次鼓动宣传运动。
　　“一二・九”学生游行之时，土肥原贤二伪作群众挤在人群中观看，第二天即在《满洲日报》上发表言论，称“此次运动是受国民党和共产党鼓动的。”土肥原的言论也许是他的猜测，或是有意这样解释！国民党鼓动自己的国民反对自己，似是不通。说是共产党鼓动领导则是真的。高桥坦武官于第二次游行翌日向宋哲元提出控告，指控北大校长蒋梦麟、教授胡适操纵学潮，要求驱逐蒋、胡离开北平，并惩办预防不力之军警。
　　第二次示威运动之后，学生中大部分主张作第三次游行，但未被学联会接受。学联会接纳了清华、燕京学生要求，组织扩大宣传团，向平汉线附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此议在第四次学联大会中通过。
　　扩大宣传团系由平津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分五大队，下分大中小各队及排班，再设常务、交通、组织、总务、纠察、调查、救护各组，悉采取军事化组织领导与方法。
　　各队预定1月8日在固安会齐，召开大会。全团学生达3000人，但宣传成绩不佳。民众参加听讲者，好奇者占95％，同情者只占5％。固安之会因宣传口号，发生左右派之争执。
　　右派主张，宣传口号只限抗日，左派主张宣传抗日并用倒蒋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右派愤恨共产党人从中利用，退出宣传团。左派将所余团员重加整编，约定1月10日会于保定。但两日之后，各队均被冀察政务委员会便衣探警分别截回。各团返平后与燕京、清华，东北大学等团体合组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其组织采取民主集中制，实行列宁路线。1936年1月人数为300人，9月发展到1200人，占大学生总人数1A10，此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志士，逐渐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掌握北方青年地下工作的核心。
　　“一二・九运动”的前十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呼吁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同心抗日。“一二・九运动”之后，中共再度发表告全国学生民众书，对华北学运备致钦敬，并请工农兵学不问信仰与否，一律共同参加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恰与军警用封禁拘捕手段对付学生成为鲜明对照。青年心理，何去何从自可明了。日本逼取自治，原想防中国赤化，今日反使中国共产党势力深入华北，全民抗战思想深入人心。日本人的失算不在国民政府之下。
　　中国近代史有两个明显的特殊现象，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鲜见。一个是学生运动，一个是汉奸现象（汉奸现象下面再谈）。中国近代史中学生运动迭起，世界各国学生运动都不像中国学运有其鲜明特点，有其鲜明的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一个王朝的更替，它的前奏都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之后若干年这个旧政权消亡，以学生运动提倡的新思潮，以政党或政权的思想体系建立新的政权。
　　举例说：
　　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康、梁作为参加殿试学生，率百余名学子，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革新，后来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旧势力镇压，实则已使大清王朝摇摇欲坠。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
　　1919年“五四运动”，反对袁世凯21条，袁世凯坐龙廷81天，引起天下大乱。
　　1926年，北京“三・一八”学生运动，段祺瑞政府以枪林弹雨对待请愿学生。段政府已在风雨飘摇。
　　此次“一二・九运动”牵引世局，至为重大。14年后，国民党被赶出大陆。
　　……
　　中国近代史中的学生运动有几个特点，
　　1．与外国侵略有直接关系。
　　2．一般在后期分化为两种观点，或者出现内奸，有人告密。
　　3．策源地都是在北京（北平）而后波及全国。
　　4．代表着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新思维。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其基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经过北伐初定中原。没有远见的领袖们往往取得了政权掌握住军队以后，就忘记了中国的一条古老的思想：“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蒋介石为何迟迟不进行抗日？他有他的道理，如：国家尚未统一，共产党势力壮大，经济脆弱，没有战时金融体制，没有战时兵役法等等。说到底，是还没有剿灭共产党。可是外交外战不断失策失利，国人无法忍辱。1931年“九・一八事变”，连日本首相犬养毅都暗示中国要打一打关东军的气焰。可是张学良将军下令驻守在奉天（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抱着枪躺在兵营里假装睡觉，看看日本兵冲进来好意思开枪吗？现在听起来像是说笑话，可是这是真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国人都无法理解。尤其令民众愤怒的是，政府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下得狠心，而对嚣张跋扈的日本人却软弱无能。中国历史上不是也有烛之武退秦师，蔺相如完璧归赵等不畏生死的爱国志士嘛，现在怎么没有！一个政权将亡，首先想到的是搜刮民脂，继之封住他们的口，镇压他们的反抗。自国民政府建立，到1935年不过十余年的历史，军事北伐，政治南侵。好像自其诞生的那天就染上了中国固有的病毒。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渐渐地意识到中国再不需要一个准皇帝代替一个旧皇帝，一个变相的独裁代替一个名正言顺的独裁。宋哲元提出的“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虽然提得不是时机――也代表着一种思想倾向。
　　在未取得政权之时，强调民意，在取得政权以后，强调综合国力，也是历史必然。
　　曾参加“一二・一六运动”的一位奥地利学生在1939年著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学生是对的，因为他们不能坐看外国的侵略；政府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想避免一场必败的战争。学生不能体察到开战以后的局势，而政府必须取得青年的拥护，才能完成他苦心撑持的政策……”
　　秦德纯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讲过类似的观点。可是当时政府举措维艰，与青年之间距离难以弥合。1936年1月16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在南京中央军校接见师生代表。在这之前左派学生就以“听训”之词嘲侮赴京代表。蒋的3个小时讲话，虽得到与会代表信任，但未能造成深远影响。宋哲元“军队都没有办法，学生又能起什么作用”的话，同样远远没有料到“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也许远远超过了他们10万大军的力量。
　　当局是不会听学生和民众意见，官本位国家的传统就是尊卑有序。12月18日，以宋哲元为首的华北当局还是半秘密地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长城抗战树立起来的二十九军形象，使民众大为失望。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前没敢公布日期，18日凌晨从东单到外交部街一带布置大批军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成立大会极为冷清，到会来宾、记者、工作人员共20余人。宋哲元致开幕词后，委员代表李廷玉讲话，成立仪式只用20分钟就草草收场。
　　接着举行首次委员会议，宋为委员长理所当然，推选常委三人，即：秦德纯、刘哲、王揖唐。秦德纯属西北军势力，刘哲虽然是前教育总长，属东北军系统，王揖唐是前国务总理，典型亲日势力，这三个常委也算是三足鼎立吧。再看整个人员安排，最高顾问非土肥原莫属。其中委员如下：
　　西北军势力：
　　秦德纯（北平市长）
　　肖振瀛（天津市长）
　　张自忠（察哈尔省主席）
　　石敬亭（原西北军参谋长）
　　门致中（原西北军军长）
　　东北军势力：
　　万福麟（前黑龙江省主席，五十三军军长）
　　刘哲（前教育总长）
　　胡毓坤（前东北军军长）
　　程克（前天津市市长）
　　亲日势力：
　　王克敏（皖系干将，行政院北平政整会代理委员长）
　　王捐唐（前国务总理）
　　高凌霞（前国务总理）
　　李廷玉（前代理江西省主席）
　　贾德耀（皖系旧人）
　　冷家骥（资本家）
　　不久，在日方坚持下补充亲日势力，齐燮元、汤尔和、石友三、曹汝霖、陈觉先等。以后又以各种名义安排了平津地区下台军阀、失意政客和亲日汉奸100多人。其中包括潘毓桂、白坚武、张弧等。这些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全部倒向日本人，积极参加了伪政权的建立工作，在日本人的安排之下控制敌伪时期华北政权。
　　这些亲日分子中，身居要职，能量很大又深为国人切齿的人物，恶行不胜枚举者，不妨再介绍，一下潘毓桂、石友三。
　　潘毓桂，安徽人。其父潘文楼与宋哲元祖父是同学。后来潘文楼在广西做知府，宋的父亲宋湘被潘聘为家庭教师。1935年7月潘与白坚武、石友三发动北平叛乱，未果退隐天津，后又到北平。抗战时期红极一时的名为中国人实为日籍电影明星李香兰就是在潘毓桂家中长大，潘收其为干女。在贫穷落后的中国人中，潘的生活水平可算凤毛麟角，家中有红外线抽水马桶，每日24小时可洗热水澡，“文明”的程度和现代人比，恐怕大款莫及。潘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任政务处长，其貌似为宋出力实为内奸，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其不断把军事情报密报日方。事态严重以后，每次军事会议情况，军力部署调动，日人了解一清二楚，主要情报来源即出于潘毓桂之手。南范血战失利，佟麟阁将军、赵登禹将军殉国，即因潘的出卖。
　　石友三在7月叛乱失败以后，逃回天津，四处活动以图再起。石觉得混得无聊，每日必去泡名妓王双喜。这个女界名流对他也很仗义，每天不叫他掏出三万块银元绝不歇手。因石友三在西北军时是宋的旧部，二十九军占据平津以后，宋深知石必不甘寂寞，为笼络住石，免其闹事，与石商量，任石为冀北保安司令，并把陈光然等两个团交给石指挥，同时将石自己拉起的人马再编两个团。石知宋意，把陈光然交给他，实是看住自己。石友三知道自己名声不佳，在宋的眼皮底下拉起人马必很困难。石相信占卜扶乩，求签为“上上”，石高兴地带着姨太太和十几匹宝马到北平安定门外的黄寺上任去了。
　　石友三很善交际，和土肥原、今井武夫多年前就有交往。
　　“七七事变”之前，石获悉东京、北平在传闻“七夕之夜必发生柳条沟事件”（柳条沟事件指1931年9月18日在奉天柳条沟引发“九・一八事变”）石马上驱车在北平城里四处寻找日本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见到今井立即表示：“七夕之夜如果中日两军发生冲突，我部决不与日方为难。”宋哲元撤出北平时挟其南撤，石友三趁局势混乱收罗散兵，扩大实力，不久即扩充到12个团。土肥原这时已被任命为师团长也在鲁南一带，石又与土肥原恰商投靠之事，后来被高树勋将军诱捕勒毙，埋在黄河沙滩里，让他魂归大河了。
　　石友三与殷汝耕不同，殷投靠日人，打出大义凛然旗帜，呐喊所谓救亡口号。明知自己不光明，却用光明的口号塑造光明形象。而石友三对自己投敌却毫不遮掩地说：“没有当过汉奸的人，以为汉奸好当，当过汉奸的人，真他妈的王八蛋才当汉奸。”
　　这也是汉奸的一个种类！





第七章　日本国内军人叛乱
曾在燕京大学读过书并参加“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的一名奥地利学生在1939年著书，书中提到：
　　“中日之战，在中国是太早了五年，在日本是太迟了五年。日本容许中国准备五年，始行开火，是太迟了；中国如在1937再坚忍五年，日本或至不敢再和中国作战……”
　　20世纪30年代日本正面临空前未有的经济危机，由于军费支出连年直线上升，迫使国家总预算连年有增无已。昭和6年（1931年）由于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军费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31．2％。昭和9年（1934年）便激增到44％，昭和11年（1936）又增至47．7％。日本政府弥补巨额赤字的可行之策唯有发行公债和多印钞票，从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日元贬值。再加上劳工工资降低，米价跌落，益以岁荒，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员踯躅街头，劳资纠纷层出不穷，都市农村经济同时陷于绝境。昭和7年（1932年）年底，平均每一农户负债2000日元。各地报章每天都在刊登令人怵目惊心的社会新闻，诸如“生计日艰，悬梁自尽”、“走投无路，父子自杀”等等。
　　另一方面，基于所谓军需景气的刺激，使明治维新以来的产业结构逐渐转向战时体制。日本政府颁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用国家权力来加强大财阀们对主要产业的控制力，三井、三菱、住友、日产、申岛相继壮大 ，形成巨大的独占资本。这些大财阀们和军部、政府勾结，他们被称为“死亡商人”。死亡商人既因战争崛起，就要诱发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以免业已扩大的生产陷于停滞。战争也就成为他们无时难忘的当务之急之事。
　　早在1919年8月，在上海的一所公寓里，日本作家北一辉完成了一本叫《日本改造方案》的书，北一辉，一个中学没有毕业，全凭自习，博学多闻文采口才俱佳的作家。鉴于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蔓延，唯恐日本重蹈俄国覆辙，出现列宁的政权或是德国的社会主义，他四处奔走到处游说，鼓励日本军人和有志之士断然改造日本。
　　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方案》迅速风靡徨苦闷的日本少壮军人之间，他们将北一辉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尊北一辉为教祖。日本右翼理论家大川周明觉得北一辉大有利用价值，便亲赴上海把北一辉接回日本，参加右翼革新团体“犹存社”，使日本极右派声势为之一壮。
　　大川周明和北一辉起初同心协力，策动日本的暴力革命。当年日本少壮军人分为“统制派”和“皇道派”。统制派强调稳重，皇道派采取激进。统制派尊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中将为首，皇道派的首脑是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大将。
　　昭和9年（1934年）11月23日，日本内阁正在讨论预算案，突然10余名青年军官冲进首相冈田启介的官邸，要求增加陆军预算。但皇道派这一阴谋胎死腹中，反而引起军部内部的派系斗争，导致“昭和肃军”，真崎甚三郎被免职。继之皇道派的报复接踵而至。相泽三郎中佐赫然在大白天闯入军务局长室，一刀砍死了永田铁山。因为相泽三郎中佐深信永田是罢黜真崎的主谋。或说，倘若永田铁山在世，太平洋战争就绝对不会爆发。似乎是中校的一刀砍出了太平洋战争，日本激进军人势力恶性发展，永田一人能够螳臂挡车？怕也是后人说讪。
　　大川周明与北一辉分道扬镳，大川支持统制派，在军部内部权重一时。北一辉既被皇道派奉为教祖当然不甘落后，此人活动能力极强，和政府首要财阀巨头关系密切，经常向他们提供政治方面意见，传达军部要人意向。昭和八年（1936年）初，他暗中策划流血事件。
　　北一辉原来不过是一个善于冒险的落魄作家。民国初年，他在上海的地位大概和中国的三流作家，如危楼房主、琴湖闲人之类不相上下。一本《日本改造方案》使北一辉地位暴涨，一跃变成人神之间的教祖，发展下去深感力不从心。好在他在中国混了多年，对中国的佛、道、儒、法、占卜、术数都有兴趣。为达到目的，也不妨学习中国的军阀、官僚，将佛神威力在军政上使用，况且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接受起来更是得心应手。为了盅惑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皇道派军官，他利用神道设教手段，往那些焦燥的恨不得马上吞下这个世界而又对吞吞吐吐的政客怨恨入骨的少壮军人身上火上浇油。北一辉说：每当他诵念法华经的时候，他的妻子便会有神灵附体，代宣法旨。
　　是年（1936年）2月24日，“二・二六事件”轰然爆发的前两天，主谋之一村中孝次向北一辉提出自己心中的忧虑说：
　　“假如我们按照计划集结兵力，继续进行高阶层工作，是否违背我国国体？”
　　他所谓的“高阶层工作”，即利用流血事件向裕仁天皇请愿，组成以皇道派军官为阁僚的军政府。
　　当时北一辉妻子宣达神灵法言：
　　“光照大内无暗云。”
　　这句神言不伦不类，难解所云，不过这无关紧要，北一辉可以解释清楚。北一辉说：
　　“你们的心意，必可上达天听，纯正的政府即将产生，皇室可保释安泰，放心大胆干好了！”
　　村中孝次听了这一派胡诌，高兴异常，立即返回机关，准备放手大干。
　　2月26日，东京已经降了两夜一天的大雪，积雪铺砌成一片银白世界。皇道派的军官以第一师团的第一联队和第三联队为基干，集合了军官21人，军士94人，士兵1358人，分成若干队，按照预订计划，开始行动。举世震惊的“二・二六事件”爆发。
　　凌晨5时，栗原中尉指挥300名日军进袭冈田启介首相官邸，千钧一发之际，冈田灵机一动逃到一名女佣房里，藏身在壁橱里面。冈田首相的妹夫、退役陆军大佐松尾传藏正担任首相贴身侍卫，他率领首相官邸的警卫赶来，刚跑到院中，便被叛军开枪射杀。松尾的尸体误被抬入首相寝室，由于松尾和冈田首相相貌酷肖，有似双胞胎一样，使栗原等人误以为他就是冈田首相。正在取出相片对照，冈田首相的秘书官福田获得栗原中尉允许，进入首相寝室向亡魂上香。他通过走廊，宪兵上士小坂业悄声向福田耳语：
　　“看到尸体时，务请保持镇静，切勿惊慌。”
　　福田满心纳闷，入室后直奔松尾停尸之处。当栗原揭开尸体脸上白布令福田辨认时，福田一惊，立刻悟到小坂上士告诫的缘故，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决不流露出惊讶的神情。
　　这时候，站在他身边的栗原两眼紧盯着他问道：
　　“这是首相吗？”
　　“是的。”福田答道。
　　至此叛军确认击毙的是冈田首相，决定不再进行搜索。
　　首相官邸还在300名叛军的包围监视之下，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使首相逃出官邸。经过私下密议，乘首相家人亲友获准入内哭祭之机，小坂宪兵突然高叫：
　　“快快，这位老先生刺激过度，得了脑溢血赶快备车送往医院！”
　　在首相寝室里一片悲泣号啕众人忙乱之时，他抢起一位身穿礼服戴着眼镜和口罩的老人，挤开人丛，奔出大门，迅速钻进汽车直驶医院。
　　在袭击首相官邸同时，四处出动的还有：中桥中尉指挥的120名士兵闯入前政友会总裁现任藏相高桥是清的宅邸，排闼直入乱枪齐射，德高望重的藏相身中十余弹当场而亡。由安田少尉率领200名叛军，包围内大臣斋藤实的住宅。先用机枪扫射，然后打破窗户越窗而入，一枪击毙了斋藤实。同时将挺身上前阻止的斋藤实夫人击伤。突击得逞，又乘军用汽车去荻惘，冲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的寝室，击毙了教育总监渡边大将。
　　另一队叛军129人，由监田、对岛、井上等数名中尉率领，分乘汽车前往袭击日本元老重臣西园寺公望的宅邸。出发前遭到士官学校板垣中尉的激烈反对，理由是，事后尚须西园寺公望推荐首相人选，板垣中尉不惜采取暴力对抗，阻止了刺杀西园寺的行动。
　　安藤中尉指挥150名叛军赴裕仁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的寓所，将铃木击成重伤，铃木夫人苦苦哀求。安藤中尉动了恻隐之心，率队而去，使铃木奇迹般的保全了生命。
　　前任大臣牧野伸显也是叛军刺杀目标。叛军分乘两辆汽车携带机枪在大风雪中向牧野寓所汤河原伊藤屋旅馆别墅疾驰，抵达目的，不分青红皂白，以机枪猛烈扫射。牧野的家属哀哭号叫四散奔逃。叛军冲入室内没有发现牧野尸体，于是纵火焚烧，将伊藤屋旅馆别墅化作一片瓦砾。又滥射避难人丛中的老年绅士，造成重大伤亡。牧野本人在枪声起时，立即从后门匆匆逃走，直逃深山。
　　叛军完成袭击计划之后，按照原定计划将首相官邸和东京警视厅分别占领，并且切断鞠町西部一带交通。凌晨5时许，叛军首领香田清真、村中孝次和矶部浅一三名上尉便公开露面，他们联袂晋见陆相川岛义之，由香田宣读了“蹶起旨趣书”，并提出了下列三项要求：
　　一、立刻逮捕统制派首要：南次郎大将、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大将、小矶国昭中将和建川美次中将，并将根本博大佐、武藤章中佐、片仓表少佐免职。
　　二、以荒木贞夫大将出任关东军司令官。
　　三、川岛陆相应引导“二・二六事件”，使其步入“昭和维新”之途径。
　　三名叛军首领并向川岛陆相露骨表示：希望川岛迅即与真崎甚三郎大将等皇道派领导人物共商善后之策。
　　表面看，“二・二六事件”起因是统制派与皇道派之争，实则刺杀内阁重臣，一日惊扰，图穷匕见，叛军的目的是争取建立以真崎大将为中心的皇道派政府。
　　川岛陆相由于接见叛军首脑直到上午10时方始脱身，马上入宫面奏昭和天皇。这时，寺内寿一、阿部信行、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等五名大将俱已齐集宫中，内阁阁员也大部到齐。年高的农相町田治一见川岛陆相，便怒不可遏地说：
　　“他们不是天皇的部队，他们是叛军！所以应该立刻加以讨伐！”
　　但是川岛陆相已被吓破了胆，他不敢附和町田的意见，只顾低下头来喃喃自语，顾左右而言他，显出一副畏葸可怜相。
　　内阁阁员和军部首要对处理叛军问题开展讨论。统制派要角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石原莞尔力主严办，皇道派首脑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认为对维新部队应该尽可能不予触怒。争论的结果是：暂以维持治安为前提，施行战时警备令，避免流血，叛军各自归队。此外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大家一致认为，收拾乱局，除延请东久迩宫大将出组皇族内阁外，别无它途。
　　东久迩宫组阁建议甫行提出，远在赤坂山王饭店的叛军总部即获情报。当日晚间，叛军又向川岛陆相提出三点追加要求；
　　一、即刻逮捕西园寺公望。
　　二、公认“蹶起部队”为义军。
　　三、绝对反对皇族内阁。
　　此外，在这以前，即下午1时30分，陆军部对“二・二六事件”发表了一项举世惊骇的公报：
　　“本日清晨5时许，部分青年军官，对左列各场所发动袭击：（指首相官邸等，略）
　　此批青年军官蹶起之目的，据其旨趣书所载，系在处此国内外重大危机时际，铲除元老、重臣、财阀、政党、官僚等破坏国体之元凶，以伸大义，而维国体。”
　　下午3时20分警备司令官也发表公开布告，竟然是――
　　一、你们蹶起的旨趣，业已上奏天皇。
　　二、蹶起行动已被公认为发自维护国体的至情。
　　三、各军事参议官一致协议，上项旨趣继续迈进。
　　日本军部、警备司令居然起哄架秧子！
　　第二天（27日）日本仅有的十位大将集偕行社（高级将领俱乐部）商讨对策，意见纷歧，莫衷一是。
　　同日，真崎甚三郎应皇道派军官之请，由阿部和西两大将陪同前往叛军本部访问，乘机苦劝及早归队结束乱局，居然也遭叛军拒绝。真崎转而会晤川岛，建议他入宫觐见裕仁天皇，请天皇下诏解散叛军。
　　川岛见真崎大将有平叛决心，才略安心，便遵真崎意见，入宫奏请天皇，请天皇敕令叛军各回原部队，裕仁天皇立即首肯，并向川岛表示；
　　“倘若此事不获解决，朕将亲自镇压叛军。”
　　2月28日上午5时，裕仁天皇对警备司令官香樵浩平颁下敕令，严令叛军各归原队，否则即视同叛逆，实行武力讨伐。然而敕令延搁一整天，迄至29日凌晨方由香樵司令利用无线电广播，同时发布戒严布告：
　　“本司令官对于在东京都鞠町区附近发动骚扰的叛徒，决定采取镇压措施。”
　　但这位司令又深恐讨伐行动势必引起巷战，为避免冲突，他用气球广告，在东京的半空中飘扬起“放下武器，返回原队！”“此刻尚不为迟，迅速归回原建制！”等，同时出动战车、军用飞机等威胁叛军，又一面发表情词恳切的“告士兵”广播，频频劝促软化叛军。下午2时叛军决定接受天皇敕令，军官宣告投降，赴陆相官邸自首，士兵就地解散，各自回原部队。
　　“二・二六事变”在表面上看似已告一段落，叛军首脑有二人引咎自杀，其余均囚禁于代代木监狱。真崎大将等人亦因涉嫌叛乱暂遭监禁。3月4日陆军部遵照天皇敕令特设特别军事法庭，在不公开无辩护的情形下，一审判决，村中、矶部等13名低级军官，以及幕后主持人北一辉等被判处死刑，但被认为背后策划者真崎大将被判无罪，多方庇护叛军的香樵、山下奉文等将领未受审判逍遥法外。
　　上起裕仁天皇，下迄日本平民，几乎每一个日本人都被“二・二六事变”的暴行所震惊，对国家命运忧心忡忡。日本的舆论工具也不敢向这些跋扈嚣张的少壮军人公然挑战，各报纸各电台只对此不幸事件略表遗憾，《朝日新闻》说了几句公道话，马上就受到袭击。从此以后，日本军部控制了全国舆论。
　　冈田启介在“二・二六事变”中幸免于难，这一任首相当然做不下去了。于是由西园寺公望推荐广田弘毅组阁。军部方面建立“内阁阁员甄选委员会”，由陆军部武藤章中佐，参谋本部石原莞尔中佐二人组成。阁员必须由两名中佐通过。
　　日本帝国此时也是太阿倒持，国不成国。
　　那些青年军官们稍不称心如意，立刻出语威胁，东京街头巷尾到处可以听见他们的吼叫！
　　“‘二・二六事变’可以说是一种叛乱，但是策动者的主张和要求是完全正确的。令人遗憾的是，引发‘二・二六事变’的形势迄今仍毫无改变。因此，这一局面必须打开，而能够打开这种局面的，非军部莫属！”
　　“我们不能使‘二・二六事变’毫无意义地结束，我们必须继承同志们的意志，军部绝不屈服！”
　　于是日本各地谣诼朋兴，风声鹤唳，人人害怕另一个“二・二六”又将来临。所有的日本人都在少壮军人的淫威下彀觫战栗，广田弘毅内阁首当其冲，广田内阁不能不成为军部的傀儡、军部的尾巴，唯军部之命是从了。而且叛乱刺杀的阴影永远笼罩着内阁。政权落入陆相寺内寿一和海相永野修身两位大将的手里。
　　叛乱的尘埃落定之后，由于日本政府所表现出的软弱态度，竟促使统制派与皇道派化除分歧，渐趋合而为一，甚至于连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共同拟定了共同纲领。如：3月8日寺内寿一和永野修身联合向广田首相提出的四项主张：
　　一、彻底显现国体。
　　二、加速充实国防。
　　三、建立积极自主的外交。
　　……
　　日本人虽然被“二・二六事变”震惊和激怒，对皇道派的极端行为非常憎恶。日本是一个缺少资源的岛国，日本的军人政权认为，要发展必须面向海外，无非是武装占领他国或是经济向外侵略。日本隔海而望的近邻――中国，恰是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政治腐败、经济落会的弱国，自然激起日本军人的经济侵略和武装占领的欲望。这一点无论在日本政客或军人的潜在观点都近似的，只是理智和蛮干的差别。军人们在中国行动屡屡得手，自然使日本人对少壮军人的激怒憎恶渐渐变成屈从，又由屈从到接受，甚至支持。
　　当时，日本对我国华北所采取的策略是蚕食而不是鲸吞。力图华北政权在日本的卵翼之下，先使华北特殊化，不必完全脱离中央，只求实际上听从日方摆布，经济上完全受日本控制，即成为日方对外战争的能源基地。日方眼见迫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特殊化已无可能，乃改变方式，向秦德纯提出了五项要求：
　　一、修筑沧州到石家庄铁路。
　　二、开发龙（关）延（庆）铁矿（也称龙烟铁矿）。
　　三、开辟塘沽新港。
　　四、冀察二省，平津二市重要行政人员任免必须征询日方同意。
　　五、日本在华驻兵，不受限制。
　　第一至三条似属经济要求，第四五条该属主权问题。如果日本人从沧州修铁路至石家庄，实已将平津与中原隔离，日军将利用沧石铁路自南向北控制平津，平津将孤立无援，进退无路，四面在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二十九军将是守孤城立死地，只等束手待毙。开发龙延铁矿，除以钢铁支援日本东亚之战以外，龙关延庆界于北平张家口之间，宣化附近，从地理位置看，为平津一翼，军事要地，如答应以上五条，华北将是名存实亡。日方虽然没有强调“关东军入关”一类的武力威胁，从条件内容上看，日方胃口很大，态度也比以前更强硬。似最后通牒，没有商量余地。
　　秦德纯在这几年和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长了见识，总结出不少经验，除逐渐了解到中央政府的底牌以外，也渐渐摸到了日本人的底牌，不再听他们的虚声恫吓了。对这五条，秦德纯干脆直截了当地说；
　　“关于第一至第三项，须呈请中央核示。第四、五项事关国家主权，根本无从研讨。”
　　一下子空气凝窒。冲突升级。
　　1935年12月土肥原贤二已经返回沈阳，1936年3月晋升为陆军中将，半月后调任留守第一师师团长。日本在中国特务机关工作由于土肥原的卓著成绩成为“热点”，它的顶峰就是挟持溥仪出天津建立满洲国，也由于土肥原1935年在华北成绩晦暗而失去军部的青睐，当然也由于少壮军人已经不耐烦武戏文唱。土肥原调走以后，特务机关仍然存在，新调来的特务机关长是松室孝良大佐，松室是个凶悍的骑兵，早年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军事顾问，也算半个中国通吧，此人办事不再如土肥原那样做出温文尔雅之态，他是个骑兵。在这之后，多田骏少将也调回国述职。1936年4月1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会议决定将中国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升格，成为日本五大集团军之一（五大集团军，即：国内驻军，朝鲜驻军，台湾驻军，关东军和华北军）。人数也由原1700余人增至5700余人，司令官由少将提为中将，由军部任命改为“亲补职”，即由天皇直接委任。5月1日田代皖一郎中将被任命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取代多田骏少将。原来长城战役、《塘沽协定》、冀东自治均是关东军所为，华北驻屯军只不过是个配角，此次升格，标志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已经平起平坐，成为独立兵团，可以独立所为。5月6日，日本陆军部下达对华北驻屯军的指示，规定：“……维护日本在华利益，必要时使用兵力……一旦有事，制敌机先……与海军协同……先发制人……谋求速战速决……初期目标是占领华北……”
　　田代中将，早年在中国留学，两任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副武官、武官。“一・二八”淞沪抗战，田代曾任上海派遣军参谋长，指挥与中国十九路军作战。后又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第十一师团师团长等职。调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以后，一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可以说都与田代中将有关。可惜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已病危，生命存于旦夕之间还在病床上指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天即暴毙，终年57岁。
　　9月30日，田代中将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宴请宋哲元将军，酒至半酣，田代突然拿出“华北经济提携纲要”要求宋哲元马上签字。宋哲元草草一看，内容主要是以前向秦德纯提出的五条，现在又加添了开发井陉煤矿，复兴石景山钢铁厂和向日本输出华北棉花、海盐等。宋哲元回顾左右，他身后已经站了两个凶悍持枪的武士，他的随行人员也被日本军人看住。如拒绝签字，必遭不测，后悔当初已经无用，只有就范签字，再图他法。




第八章　咽喉重地剑拔弩张
且说宋哲元参加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宴会，被日本军人挟持，屈辱地在“华北经济提携纲要”上签了字。狼狈地离开了宴会，回到在天津的三十八师司令部。因此事事关重大，宋哲元不得不向张自忠等人讲了在日本人宴会上发生的情况。大家听了以后，惊呆了，只好马上向中央报告情况。一个封疆大吏，到敌人兵营里吃饭，这还是次要的。日本人抓到把柄岂能轻易松手，日日追找宋哲元逼问落实情况。按日本人的逻辑，宋哲元已经签下文书，下边就是如何变成现实，否则，该是传出宋将军切腹的消息，或在报章上会不断报道出：宋将军向友人表示，此次签字是国家及个人之耻辱……宋将军已邀其妻弟为助手，将于某日在私寓切腹。宋将军已聘请某著名外科医生，划定心脏位置，然后田代亲自戴着黑纱到灵前祭奠，表示对这位不甘受辱的将军的景仰……可是没有这样的消息。
　　其实，宋哲元对被挟签字的处理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字：拖。如果这是常人，可以斥之为耍赖、牛皮糖。可是将军这么办，国家这么办，就会令人感到高深莫测，玄机迭出。“拖”的含意是什么，拖的含意就是等待，或说等待与准备。
　　日本人早就准备了！
　　本来轻度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目的是缓和与日方矛盾，当时已经被国人不容，连国民党中央全会上都引起尖锐的争论，北方元老张继等人在会上大哭要求逮捕宋哲元。以“一二・九运动”为代表的民众思潮本来目的就是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伊始 ，就把那些明码的汉奸沐猴而冠拉进去当委员，当咨议，并给高官，授予权力，更增加了民众对其不信任。事情闹到签字这步田地，舆论对宋哲元等极为不利。秦德纯、肖振瀛等，不断出面表示“出卖朋友，出卖长官，出卖国家的事我们绝对不会干的”。话虽然通俗，定义非常明确：不当汉奸。中国汉奸的心态也很复杂，有的是在强权的压迫下当了汉奸，有的也未必，可能是为了蝇头小利或是个人恩恩怨怨，有的今天慷概陈词为国为民奔走呼号，明天天亮又可能摇身一变，前面说的话余音还在绕梁，他已经自我否定。肖振瀛由于与日人来往过密，受到国人指斥，借口出国留洋去了。宋哲元、秦德纯形象如何，忠不忠还要看行动。
　　日本“二・二六事变”以后，国家权力已经落入海相永野修身、陆相寺田寿一之手。海相永野大将在海、陆、外三相会议上提出对中国“总力战”，陆相寺田大将表示赞成，外相有田也同意。怎么解释“总力战”三个字，意思是综合国力战，或是全面战争。也就是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吞并中国。这样确实是比较彻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扫清与苏联开战的后方和占领中国的战略资源――包括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基地。可是经过精确的计算日本要出动9个师团的兵力，也就是40万大军的兵力，当前日本驻国内外的总兵力不过25万，观点又转了回来，还是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州国为妥。
　　日本在华北增兵深深刺激了华北民众，5月28日天津学生游行抗议日军增兵。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将领明确表示“二十九军誓不与日方妥协，誓不由华北撤退。”
　　日方进一步在平津市区进行巷战演习以威胁华北军民。
　　日军坦克、步兵在北平市内以民房、公共建筑以及平民为假想故进行演习，从朝阳门到东交民巷的街道被坦克辗得乱七八糟。在朝阳门内一个11岁的小女孩对着日军坦克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被坦克扫射并用履带辗成肉酱。
　　二十九军不甘示弱，继之在河北固安一带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战演习。参加的部队有三十七师、一三二师和若干特种部队，总兵力在5万人左右。宋哲元将军亲自奔赴庞各庄现场指挥。随后，驻华北的东北军万福麟部，商震的三十二师及驻河南新乡的庞炳勋四十军也都举行了较大规模的演习。回顾几年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直到1933年长城抗战，从长城抗战到签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中国方面从军事上，外交上步步失利。1935年下半年以后，首先是华北及全国民众的觉醒，其标志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中国政府逐步稳住阵脚，总结过去，开始做积极的战争准备和外交上的反攻。
　　1935年夏天蒋介石在庐山接见秦德纯的时候已经表示中日两国全面开战在所难免。所以国民政府的国防计划在如下方面也做了些准备：
　　1．整编陆军。
　　2．整编和建立特种兵。
　　3．扩建空军。
　　4．改进军需生产。
　　5．国防工事构筑。
　　6．整修江防要塞。
　　7．实行征兵制。
　　8．普遍实行军训。
　　9．开发经济资源。
　　当时的中国陆军派系复杂，编制混乱，武器种类和制式不一，装备器材缺乏，官兵大都行武出身，缺少精良的训练，从这一点看，比日军的军事素质相差甚远。1935年春天，蒋介石命令设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计划分期将全国陆军训练为教导师，未编成教导师以前整编成整理师。因蒋预计中日大战将在1938年夏天开始，所以计划自1936年至1938年每年整编20个师，3年完成整编60个师，以此作为国防骨干。另外，蒋介石还下令建立轻炮兵30个团，重炮兵5个团，骑兵10个师，战车两个团，装甲汽车两个团，高炮7个团，化学兵5个团，工兵3个团，通讯兵5个团，交通兵5个团，铁道兵1个团，铁甲车5个大队。另外，将全国分为6个空军区，设立第三第一两个司令部，9个空军大队另5个中队，4个运输队，建立260多个飞机场……
　　另外，这里要特别提到两点：一是蒋介石一向崇尚德国的整军布阵战术，再一个就是预计大战爆发期限。德国式的整军布阵战术，也许在德国是成功的，不失为有价值的战术方法，具体到中国是否可行？中国兵的军事素质差，派系复杂，相互间的协同必有问题。另外，中国军队面对的是强敌日本，日方的重武器必然在步兵行动之前打击，而中国方面还击能力不足，必然被打乱阵脚，打击士气。这种整军布阵战术的弱点其实在长城抗战中已经体现得比较明显，而且在以后的抗战中也都大吃其亏。以后的每一次中日两军大的交战中，日中伤亡人数的比例大多在1∶5――1∶10之间，即：死伤一个日方战斗人员，中方要付出5个至10个战斗人员的沉重代价。当时毛泽东的军事理论还没有被人了解或是不愿接受。游击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还有运动战、麻雀战、地道战……符合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当时的军事状态。当然这些战术必须基于民众和动员民众。后来这些战术使得日本人头疼，并且吃了苦头。1938年开战的设想，未免有些呆板，致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二十九军力图局部解决，而战机一失再失，最后仓皇退出平津。
　　1936年连续发生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中国外长张群和日本大使川樾茂因两事件而引起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双方提出谈判的核心都不是事件的本身，长达三个月的谈判，中国方面的目的是拖延时间，日本方面力图要求更高的筹码。英国报纸曾称中国不再“吃耳光、赔笑脸”，谈判的中心内容仍是华北问题。
　　成都事件：1936年8月，日本政府决定恢复成都日本领事馆。按国际惯例，领事是商务代表，只能设于通商口岸，成都不属商埠，而日本却坚持在此地设领。因此遭到成都民众的强烈反对。但日方对此不加理会，依然派领事野村率随员入川。野村一行抵重庆后，派随员深圳经工、渡边洗三郎、田中武支、濑户尚四人先行前往成都。8月21日，愤怒的成都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与四名日本人发生了冲突，混乱中，渡边与深圳先后被青年学生打死，田中、濑户受伤。
　　北海事件：成都事件几天以后，中野顺是以开药店为名潜伏于广西北海的一名日本间谍，其间谍活动早已被当地百姓察觉。为了抗议中野的不法行为，9月3日，北海群众举行示威，当天下午，中野被闯进药店的三名买药人刺死。
　　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即抓住这两事件大作文章，外相有田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陆军、海军、外交三相举行会议，对中国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军部甚至叫嚣：“如事件解决拖延下去，即行使兵力的决心。”由于日方的渲染和夸大，成都和北海事件在当时造成了很大影响。中国国内各大报纸也纷纷以“成都月”、“北海月”为大字标题披露这两个事件。
　　9月中旬至12月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就两事件举行了数次谈判，日方提出：
　　解散一切抗日团体。
　　杜绝一切排日运动。
　　实行共同防共。
　　华北经济提携。
　　减低关税。
　　张群外长提出五点反要求：
　　1．取消塘沽、上海两协定。
　　2．取消冀东伪组织。
　　3．停止不法飞行。
　　4．取缔走私。
　　5．在绥东剿匪（指绥远省东部伪蒙军）。
　　双方要求背道而驰，谈判无法进行。
　　不法飞行，日方称为自由飞行。
　　《塘沽协定》确定冀东22县为非武装区以后，关东军以监视非武装区内是否撤除武装为名目，没有经过中国同意，飞机经常在这个地区上空飞行，后来不仅飞出非武装区，甚至远至山东等地。不仅作为军用，后来竟然发展成定期运输旅客。后来，中国当局公开命令中国人在机场跑道挖了沟渠和建筑障碍物，飞机实际已不能起飞降落。
　　对冀东走私，中国当局也开始采取对抗措施，凡是没有输入证明的物品，就是正当途径进来的物品也当走私品全部没收。在冀东积压着无数的货物，对日本的贸易打击很大。
　　日本政府与中国的外交战走到了军人的前面，当发生了成都、北海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气焰很盛，他们估计关东军、华北驻屯军的战争发烧友们必然有所呼应，尤其冀东走私和自由飞行受挫，发烧友们必不会坐视。可是关东军、华北军都很平静，没有任何积极的反应。此事使外交官员不解，一直到战后，这些人写回忆录对此事也无法解释。
　　可见这些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心灵并不沟通。日本外交官员们和中国政府的外交战打得火热的时候，田代皖一郎中将等人一个心思想经营华北，田代对发展华北经济尤为感兴趣，所以有田代设宴挟持宋哲元签字之事。或问，中国政府取消冀东自由飞行和冀东走私不是妨碍经营华北了吗？当时田代胃口不在冀东一隅，他早有取消冀东自治政府而将殷汝耕纳入宋哲元门下的想法。废止表示独立的冀东自治政府把它变成整个华北自治的一个行政区的设想，特别得到“住友”总理事小仓正恒的赞赏，小仓进一步说服关东军人，小仓磨刀霍霍等待着宋哲元履行诺言，并准备邀请宋哲元为沧石铁路动工仪式剪彩，一旦沧石铁路开工，田代马上命令殷汝耕实行易帜。
　　诸位，宋哲元将军能同意沧石铁路动工吗？驻屯军一旦绝望，后果是什么？
　　华北驻屯军可能随时被激怒，战争可能突然而起。这里不防再把华北驻屯军与二十九军的情况对比介绍一下。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广田内阁已经正式决定向华北增兵，强化华北驻屯军。天皇亲自任命田代皖一郎中将为华北驻屯军新阵容的司令官，使华北驻屯军的规格提高到和关东军平行地位，为将出现的第二满洲国――华北国已经粗划出规模。
　　华北驻屯军下辖驻屯军旅团、守备队、宪兵队等部。其中步兵旅团为驻屯军主力，旅团长河边正之少将，旅团司令部设于北平。
　　旅团编制：
　　步兵第一联队，队长单田口廉也大佐。
　　驻北平市内、丰台。
　　步兵第二联队，队长萱岛高大佐。
　　驻天津。
　　炮兵联队，队长铃木率通大佐。
　　驻天津，炮12门。
　　通讯联队队长真崎信行大佐。
　　驻北平，辖6个中队。
　　航空联队，队长小吉介中佐。
　　驻天津、北平，辖3个中队，飞机18架。
　　战车队，队长福田丰雄大佐。
　　驻丰台，辖大小坦克24辆。
　　骑兵大队，队长野口钦一大尉。
　　驻天津。
　　汽车大队，队长福田吉次大尉。
　　驻天津，辖军用汽车180辆。
　　辎重大队，队长木野茂义大尉。
　　驻北平，辖3个中队。
　　工兵大队，队长田中宽大尉。
　　驻天津。
　　小炮队，队长上田武夫大尉。
　　驻天津、塘沽，辖2个中队。
　　此外，步兵旅团内还有机械化大队、化学战大队等。河边旅团长还自兼驻屯军守备队司令官，辖5个中队，约1000人。
　　驻屯军宪兵队总队长藤井慎二大佐，队部设于天津，在北平、通州设分队，共457人。
　　首批增兵华北的日军部队于5月9日从日本宇品港登船，先后分8批，均在塘沽登陆，然后进抵平津各地。6月上旬，整个驻屯军完成了新编制。
　　这次增兵的总人数，东京公布为6000人，连同驻华北2400人，总计8400余人。据上海《申报》1936年9月间调查，增兵后的华北驻屯军人数不下1．4万人。而《我们的华北》一书作者则指出，增兵后的华北驻屯军，兵力超过2万人。此外，华北驻屯军还在华北19个城市设立了特务机关，同时豢养了一大批伪军等。
　　从抗战时期中日两军的质量看，大约1个日军的战斗力能抵5――10个中国士兵。除武器的因素外，军事素质相差悬殊。日军士兵都经过严格的军事战术技术训练，战斗意识强，各级指挥官均出自军校，自陆军小学到陆军大学的军官比例很大。中国的士兵均出身农民，绝大部分抱着当兵吃粮的雇佣意识，战斗的意志不强。二十九军的军官绝大部分行伍出身，在军阀混战中提拔起来，虽然战斗经验比较丰富，但过去遇到的对手均为不分仲伯的国人，在长城抗战之前尚未遇到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意识很强的对手。军官的指挥水平带着很大的随意性和个人的性格特征，教育士兵的指导思想非常陈旧，二十九军的士兵课本就是四书五经，孔子的哲学是治世哲学，用于对付外国侵略者颇为迂腐。日本华北驻屯军1．4万人与二十九军10万人同时雄踞华北，一旦战起，鹿死谁手很难定论。再加日军已经捷足先登占住军事要地交通枢纽，且有汉奸效力，无疑雪上加霜。
　　二十九军也难脱军阀混战时观念，对日本方面的军情，如：军队数量、调动、装备等基本情报也只是粗知大概，至于更深层次的敌方的军事秘密，更是一片漆黑。长城抗战之时，中国军队只知硬打，敌方军情多来自老百姓提供的直观感觉。否则何至日军128骑占承德，星宿上将军狂逃沽源，是有时间慢慢地走的！又何至签定“塘沽协定”？中华民族是个出思想的民族，几年过去，中国方面是否应该很好总结一下经验？
　　中国是产生《孙子兵法》的国家，据现代人研究，这部“世界兵法之最”已经被洋人炒得热火朝天。“兵者，诡道也。”而又被国人奉为正宗的儒学宣称：“君子不施诡计”，谋将焉出？二十九军的将军们，如宋哲元、佟麟阁、张自忠、秦德纯等深受儒学影响。“君子之谋”无可厚非，“小人之谋”大该商榷，从平津布防即可明显看出。
　　1936年春天，北平形势已经日趋紧张，华北驻屯军已经占领丰台。距丰台5公里即是北平咽喉通道卢沟桥，二十九军的将军们才考虑到加强卢沟桥及宛平县城的防务。决定派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第三营接防。
　　第三营是加强营，计有步兵4个连，轻重迫击炮各1个连，重机枪1个连，约1400人。营长金振中中校是个倔强、经验丰富的军官。金营长接防之时，心里已经明白，形势已经被动。丰台之敌，随时有从背后突袭的可能。可是，现在卢沟桥是通往内地唯一咽喉要道，固守住卢沟桥，虽然未必能保卫北平（因日军已在背后），弃守卢沟桥，北平必是死城，所以喘息之道尤显重要。
　　1936年平津已是被日军三面包围之势。“塘沽协定”以后，日军势力东起塘沽海口，西至昌平、延庆，日军已在平津之北成弧线形包围，日军控制天津即等于控制住北去东三省的北宁铁路和南下江浙的津浦铁路。《秦土协定》中国失去察东6县，日军兵力已近张家口，北平向西通道随时可被切断。剩下的唯一通道，也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只有平汉铁路一条。平汉铁路出北平13公里由卢沟铁桥过永定河，沿太行山缓坡南下中原腹地。
　　北平北靠燕山山脉，西依太行山脉，桑干河水于太行燕山之间冲出官厅峡谷，于门头沟附近流向平原，更名为永定河，古称卢沟或无定河。然后向东弯曲，在北平之南形成缓缓弧线。查看世界城市，几乎所有大城市不是傍河即是临海。北平的形成自然离不开这条有名的河流。永定河冲积扇形的背脊即是经过3000余年发展起来的北平。50岁以上的北京人都会记得，当时北平城的水源丰沛，凿井汲水，喷泊为流，停潴为湖。山水景色，天赐帝王之象。永定河南即华北平原，因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是以白洋淀、东淀为中心的湖泊沼泽地带。现在虽然生态环境屡遭破坏，河流枯竭遍地干旱，仔细观察还可看出水乡田园风光。因这广柔平原布满湖泊河网，所以交通不便，致使北京南控中原必行大行山东麓缓坡，东据齐鲁江淮须经天津或走水路，自占以来太行缓坡都是进出京城交通要道。而卢沟桥即是要道的咽喉。可以说有了北京城就有了卢沟桥，有了卢沟桥才有了北京城。元朝以前，北京曾被称蓟、中都、大都等名，金代以前，卢沟桥是渡口，有浮桥。金大定年间（1189年）始建石桥。
　　这座11孔联拱石桥保存至今。桥长266・5米，桥面宽7．5米。桥面分作桥面伏石、仰天石、桥面石三层。石栏杆279间，栏板279块，望柱280根。栏杆每间是望柱，柱头刻仰俯莲座，座下刻荷叶墩，柱顶刻狮子。石狮形象生动活泼。共485个，坐卧起伏，极富变化，有揉胸昂首，仰望云天，有双目凝神，注视桥面，有侧身转头，两两相对，有抚育狮儿，轻轻呼唤。这些狮子有雌雄之分，雌的戏小狮，雄的弄绣球。大狮子身上又爬着小狮子……
　　卢沟桥两端入桥口两侧有石制华表四根。两端雁翅桥面及桥头上，有碑四通，有康熙帝修卢沟桥碑，乾隆帝葺卢沟桥碑。“卢沟晓月”碑及乾隆题察永定河诗碑的碑亭。
　　卢沟桥自建桥至清末经过18次修缮。
　　明朝末年，为了防备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北上进攻京城，崇祯13年（1640年）在卢沟桥东岸约200米距离筑起拱北城，即后称宛平城，宛平城只东西开二城门。有瓮城，有闸楼，东城楼称顺治门，西城楼称威严门，典型明代建筑。二城门间距640米，城池宽320米，青砖结构，城池坚固，是全国最小的县城。城内主要建筑是军卫营房、仓库、马厩等，城东还有观音庵，城西有兴隆寺。西城外至卢沟桥之间有旅店、茶楼、酒馆、车马店、民房等。
　　在桥梁建筑史上，卢沟桥也占有重要位置。1290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过此，惊叹其建筑绝伦壮丽神秘，并做了详细记载，使卢沟桥的形象进入欧洲，所以欧洲人往往称卢沟桥为马可・波罗桥，欧洲人谈起东方的神秘也往往以卢沟桥为证。卢沟桥除其实用意义以外，其已成东方文化的象征和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结合的代表作品。
　　汉、唐时人们离别京城长安，送行的人都要送至灞桥，折柳赠别。金、元、明、清定都北京，送客出城，都至卢沟桥，小住一夜，次晨起程过桥，所以后来有了燕京八景之一的“卢沟晓月”。下弦之月，衔在西山边上，黛色笼罩，滔滔大河冲出峡谷，如银蛇蜿蜒，至桥下奔腾东去。过往商旅，文人墨客，升迁或谪贬的官宦或寄情山河，或感慨人生短促，或叹息旅途艰辛，或留墨或留诗，已经形成卢沟文化现象。以卢沟桥为背景的诗流传下来有几百首，以唐朝刘皂“渡桑干”最为著名：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此外还有北宋诗人苏辙的“北渡桑干”（永定河古称桑干河），金代文学家赵秉义的《卢沟》诗，南宋诗人范成大《过桑干》，元人尹建高的《卢沟晓月》诗，文学家张野的《满江红》词，杨奥的《过卢沟桥》诗，诗人兼画家王绂的《扈从过卢沟桥》诗，明人冯琦的《桑干歌》，王英的《卢沟晓月》诗，杨荥、张元芳、顾起元等人的诗。明永乐年间，以胡广为首写“燕山八景”诗124首。清康熙的《察永定河》，乾隆的诗与碑――《卢沟晓月》，和清代诗文若干首。
　　另外，元人著名画家文征明（真尚待鉴）的《卢沟运筏图》大幅主轴画卷，明人王绂的《卢沟晓月图》，日本人绘制的《唐土名胜图会》，清代人张宝绘制的《泛槎图》等等，以及《卢沟记事》等文章。
　　这些带着古远、淳朴、壮丽、粗犷……带着鲜明的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相融合特点的作品，是中华民族极为重要的文化财富。
　　1936年金振中带着他的加强营到卢沟桥接防，他不是来写诗的，也不是来感叹河山壮丽的。他是军人，他带着他的队伍在卢沟桥出现，预示着卢沟文化淳朴古风的结束，将开始的是为民族生存拼搏的血与火！那是新的歌，悲壮而又悲惨！
　　宛平城，过去称拱北城，也称拱极城。拱北，拱卫北京的意思；拱极，“极”是人臣之极，即皇帝，拱极也就是保卫皇上保卫社稷了。
　　从卢沟桥和拱北城建筑位置分析，卢沟桥为交通咽喉，拱北城为屯兵之地。拱北城在桥的内侧，即靠北京一侧东侧。从军事角度看，敌人来自对岸，来自桥的西侧，拱北城西出，控制住石桥，使西侧攻来之敌不能通过。
　　现在的情况，今非昔比。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已经捷足先登占领了丰台，丰台距卢沟桥只有7公里，而位置在宛平城东，卢沟桥与北平城之间。“拱北”、“拱极”现在都失去了意义。它唯一的目的是守卫住北平与中原腹地的交通咽喉，使其通畅，勿令日本人扼死北平。前面已经提到，实际上守住卢沟桥，不等于交通线不被日本人切断，但是不守住卢沟桥，咽喉必被日本人切断。而且敌人在其背后，随时可能遭到敌人突然袭击切断宛平城与北平联系，使宛平成为孤立据点。可见守卫宛平实为艰险任务。再看看金营长的兵力部署，你会感到莫明其妙，其实也是必然。一旦战起，不仅存在固守桥头的艰巨，同时面临着争夺丰台的厮杀。日军已经经常以卢沟桥为“假想敌”进行演习，战事已迫在眉睫，已经不是希望中的争夺丰台，而是卢沟桥能不能自保的问题。一日，旅长何基沣来宛平视察，金营长请示：“如敌人进攻宛平，怎么办？”何要求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听者会马上悚然吃惊，因为一旦枪响，那将是两国全面开战，将是国策、国运、国家前途大事，牵一发而动全局，一个旅长岂能轻易决定？


第九章　佟麟阁出山
中国是重视数量的民族。大至国家，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小至家庭，多子多孙。行政机构里人员鼎盛。工业产值、农业产值――虽然专家们说，不能单以产值看生产效益，但“从量变到质变”总在难产之中。当年，日本的现役军人不过38万，而中国军队有200万，国人中的亡国论者还不断呼叫战必败。1929年国民政府编遣会议，准备淘汰几十个师。可是蒋介石认为自己的黄浦系质量好，淘汰较多的是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引起了蒋冯阎中原一场大战。那年代是个军阀就能拉起十万八万的军队，第一流的军阀，如：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蒋介石等每个手下都有30万到50万队伍。次一流的，如：石友三、韩复榘、陈济棠、张宗昌、孙传芳等也是几万、十几万大军。这些队伍一拉而起，一打即散，打内战还行。遇到了日本帝国这样的敌人，狂逃几百里就不足为奇了。日本在抗战爆发前夕，有人口1亿零500人，现役官兵38万，预备役73．8万，后备役87．9万，第一补充兵役是157．9万，第二补充兵役90．5万，总计448．1万。其制度之严密，远比中国为高。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即是科学。
　　话说回到华北。宋哲元以军阀传统的招兵方法，集聚了10万军队，面对着装备精良素质精良的日本军队，训练是当务之急的。
　　佟麟阁，前面已经略作介绍。一向以练兵有方出名。二十九军建军之初，佟就以副军长职兼任军官教导团长。训练军队非佟莫属。1933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解散以后，佟麟阁隐居北平香山。宋、佟20年之交，宋多次登门造访敦请出山，佟对中央抗战失望，见宋对日本人态度暧昧总是推脱。
　　宋也无奈，但总是关照，每月薪水800元派人送到。
　　一日，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来访。张、佟也是多年之交，而且话也投机。张克侠于1935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在二十九军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中，张是官阶最高的，这次来访自然有其目的。张克侠受共产党北方局指示，将“以攻为守”方案提交二十九军首脑决策。张作为副参谋长当然有提出作战方案的任务。可是，必须在适当时机，最好有较多的长官支持，同时不暴露自己身份。张向北方局汇报，要求首先做每个人的工作，估计可能会得到佟副军长的支持。
　　佟麟阁戴着瓜皮黑色小帽，架着两片正圆的墨镜，穿着马褂正坐在院中的躺椅上读《易经》，门外一阵马蹄上坡的声音由坡下而来。佟将军放下《易经》，心里琢磨着，是谁来了？这时候张克侠已经推开了两扇木门，手里还拉着马缰绳，马的半个头已经伸进门来。
　　“副参谋长，怎么一个人出来？”
　　张克侠把缰绳递给身后跟上来的勤务兵，勤务兵牵着马到坡上吃草去了。
　　二人在院中石桌边谈了起来。张在石桌上用手一边画着一边说：“山海关、秦皇岛、滦州、天津、丰台。兵出山海关，截住敌人退路，突然包围各地日军兵营，给予消灭。”他停顿了一下，佟麟阁注意地听着，说：“这就是两国全面开战的开始。”张克侠点了点头。佟麟阁又问：“下面呢？”张说：“消灭，全部消灭华北驻屯军，关东军必然出兵。”佟麟阁点头说了声“对”。张克侠又说：“因为我们有充分准备，所以还能继续消灭敌人。情况逆转，即退出城市，交通要道，分散与敌人打游击战。”游击战的战术方法，在佟麟阁戎马生涯中尚未遇到，但他不反对这种战术，当初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吉鸿昌将军曾经提出过一整套的战术方法，他觉得很新颖。今天张克侠又提起此事，所云内容几乎和吉鸿昌相同，什么“分散隐蔽自己，集中消灭敌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动员民众……”
　　佟麟阁想着，他怎么和吉鸿昌说得一样，连词句都一样。但他没有说出口。张克侠知道佟麟阁不喜欢打断别人的话，但他想什么？他还摸不透。不管这些，党交给的任务，就勇往直前吧！张克侠索性侃侃谈了起来。人是有这样心理的，一个人说话，另一个人沉默，有信心表达自己的人，往往认为对方在恭听，增加了自己的勇气和临场发挥的水平，另一种人往往揣度对方狐疑自己，就容易乱了阵脚。张克侠属于前一种人。他继续谈起了“蒋委员长迟迟不抗战，攘外安内处理不当，逼迫中央全面抗日”等等。其说也不无道理，果真如此，中国历史将是另一种写法，张学良将军也不会发动“西安事变”，二十九军的番号可能被打没了。华北可能血流成河，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佟麟阁仔细地听着张克侠的论述感其新奇，耳目一新。兵无常态，也不能不算一个值得考虑的很有价值的方案。佟脱口而出：“此必有大气候者策划于后！”
　　张克侠听了佟麟阁的话，以为知其被共产党指使，手中拿着的划道用的石头差点掉在地上。佟麟阁究竟是军人，不是政客，答应认真考虑。二人又说了些闲话。日头已衔西山，张克侠告辞。
　　两天以后，宋哲元来香山拜访佟麟阁，佟将张克侠提出的“以攻为守”方案再加上自己的补充，向宋介绍，宋沉吟半天，认为事关重大，待召集高级将领军事会议研究之后，再做决定。
　　宋还真的将刘汝明、赵登禹秘密召来，再加在北平的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将领秘密商议张克侠制订的“以功为守”方案，宋哲元在会上曾拍案而呼：“兵出山海关！”但经过三天商讨也无定议。这且不说，高级将领的秘密军事会议，引出一段节外生枝的事来。
　　高级将领在北平开会，早被日本人知道。日本驻北平最高长官河边正元三旅团长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二十九军各位将军赴宴，请柬印得很大，都是派头面人物面送的。宋哲元吸取上次赴宴被挟而被迫签字的教训，通令任何将领不允参加日人宴会。可是日方一请再请，东方人是爱面子的，尤其是中国人。拒不参加岂不示弱。或有人出谋划策，不如二十九军作庄，以主人身份请客，既不失面子又能了却此事。二十九军即以冀察绥靖公署名义，由在北平团以上军官作陪，在中南海怀仁堂招待在北平日本驻屯军连以上军官。史称“新鸿门宴”，参加宴会的独立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都曾以回忆录形式绘声绘色描写过当时情景，下面节录李旅长回忆录一段，以飨读者：
　　6月的一天，冀察绥靖公署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部队连长以上的军官，由第二十九军驻北平部队团长以上的军官作陪。还邀请当时在北平的北洋军阀余孽和所谓社会名流如吴佩孚、张怀芝等人参加。日方出席的有驻北平部队的边村旅团长等30多人。筵席间每桌上有三四个日本人。宋哲元和边村、松岛、樱井、秦德纯、冯治安等与那些社会名流共坐两席，其余的中日双方的军官，共坐8席。在两张主座席的两边，设了两张空桌子，备上下菜之用。酒到半酣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跳到空桌子上，唱了一首我们听不懂的日本歌曲，进行挑战。接着又有两个日本军官上桌子唱歌。这时，何基沣旅长临机应变，立即上桌唱了一首黄族歌，以示应战。又有日军官唱日本歌，李文田副师长也立即上去唱了一段嗓音粗壮的京戏黑头腔。随后日方又出来两人，一人上桌唱歌，一个桌下舞蹈。当他们歌舞完毕后，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到我们桌上来小声说：“谁出去打套拳？”意在不能输给日本人。这时董升堂上去，打了一套西北军所流行的拳术。日本人又以一人打一人唱来作答。当时我有些心情激动，立即在酒席前打了一套在学生时代所学到的花拳，表示中国军人不可欺。引起席间中日主客们的注意。
　　当我归座的时候，好几个日本人都到我跟前来敬酒碰杯，表示亲善。接着又有日本人用他们的“倭刀”，在席间挥舞一阵。我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立即招呼我的传令兵坐我的小汽车到永增厂，去取我定做的用最好的钢打成的“柳叶刀”。这时日方已舞过两三起“倭刀”了。董升堂也实在耐不住火气，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西北军所习用的大刀片来，在席前劈了一趟刀法。恰好我的新“柳叶刀”也取到，我立即换上传兵令的布鞋，拿过刀来劈了一趟十多岁时学来的“滚堂刀”，以压倒对方的骄横。我入座以后，又有几个日本人围着我敬酒碰杯，还给我戴高帽称我“李武术家”。酒杯用的是小饭碗，酒是中国花雕和日本啤酒。我到厕所中吐干净酒之后，回来再喝。我想：反正不能在日本人面前丢人，顶多也不过是一死而已！这时日本人不劈刀了，松岛将武装带捆到头上，前头打一个结，赤膊上去。把大酒壶放在头顶上，将点燃的纸烟，口叼三支，鼻孔中塞上两支，两个耳朵中各插一支，肚脐眼上按一支，他弄得几处可以同时冒烟，又可以同时不出烟。看到他们出洋相，耍花招，我们就没人和他们比试了。他们又提出来要笔墨纸张写大字，日本人写一张，我们也写一张。我想写字用不着我们比啦，有吴佩孚那样的名流就能占上风了。日本人写的大笔汉字虽然不错，但总比不上我们那吴佩孚的醉笔，他当众挥毫写出一个大条幅，一笔写一行大字，真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
　　这时，日本人将宋哲元抬到酒席前，喊着号子举了一阵子，又有几个日人把秦德纯也举了一阵，我们中国方面的旅团长们，不约而同地把日本边村旅团长拽出来，也照样把他举起来。彼此使个眼色，把边村脱手往上甩，然后在下边接着。另有一些人也把松岛举起来。冯治安怕出岔子，叫我们放下来。此刻席间确有一触即发之险！宋哲元看势不好，立即在席间讲了几句话，边村也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天的联欢会很好，应当“互相亲善”。
　　散会后，宋哲元和边村到后面一个房间去了。日本军官都先后退席，只有松岛留下，叫我同他“转转去”。我对松岛说：“我们的长官还有事，必须等着。”宋哲元送边村走后，松岛还在等着我，拉着我说：“转转去，不要害怕！”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我忘记谁跟我说了一句：“你就跟他转转去吧！”于是我随松岛走出怀仁堂，松岛叫我上车，我看不是我的车，心想反正不能“孬”给他们，就上了车。我的传令兵问我：“车跟着吧？”我以为在中南海内路上转转就回来了，就说：“你在这里等等吧，我们去转转就来。”谁知日本人的汽车开出了中南海。我身上带着一把短剑，是专门定做的折叠钢刀，很锋利。我想万一他们要害死我，我也要拼他一个够本。不知转到哪里，车子停下来。我下车后，又来了一辆汽车，下车的人是我认识的徐廷援，他会说日本话，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过去做过我们的军事教官。看到有徐廷援，我的心气更壮起来。走进一个院落，才知道是一所日本妓院。有八个穿着日本便服的日本人在里面。松岛向他们介绍我：“这是中国的李武术家。”他们硬要我再练一套拳术供他们观赏。我说：“喝多了，已不能练了！”他们就都围着长桌坐下喝起酒来，日本妓女陪酒，还劝我喝日本酒，直到深夜12点后，我才辞出来。
　　当时日军方面，知道用硬的方法来对付第二十九军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因而采用卑鄙下流的软化办法，来从思想上、政治上分化第二十九军，另一方面利用大小汉奸来包围第二十九军上层人物。那时第二十九军有些上层人物生活腐化，思想动摇，政治暧昧，而下级军官则生活朴素，埋头苦干，准备交锋。由于这些矛盾，日本人便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对第二十九军的军官进行分化、拉拢、收买和软化工作。
　　今天我回忆松岛为什么要在宴会后拉我“转转去”呢？显然他是想拉我到亲日派汉奸方面去。后来又有一次我在南苑驻防时，松岛去飞机场送人之后，又指名找我晤谈。我当时是找一个日本士官出身的黎广时副团长共同和松岛见面的。松岛又约我“到城里去玩玩”，我谢绝了，没去。由此可见他对我的工作是下了功夫的。为什么我到南苑驻防，他如此熟悉？为什么他能直接到我的住处找我？从这些小事中，可以想见日本人对中国军队内部情况是如何熟悉。
　　“新鸿门宴”对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刺激颇大，他们商讨不下去兵出山海关之事，这宴会成了议题。可是谁是刘邦？谁又是项羽？或说日本军人处处主动，中国军官处处被动。或说，中国军官个人武术好，缺乏集体配合意识。或说，日本军人临场发挥好，中国军官精神负担太重。
　　说到这里，大家议题又回到“以攻为守”和佟麟阁上来，或说，锣鼓打了三通，不见黑头出来，捷之还没修炼完成！
　　这一天，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赵登禹聚齐，四辆黑色道吉轿车开到了香山兰涧沟的山坡底下，喇叭齐鸣，四位师长一起来见佟麟阁。或问岂不像中学生相约郊游？各位不知，还未来得及介绍他们之间关系，其实，二十九军几个高级将领之间私交甚笃。
　　1930年中原大战前后，冯玉祥旧部纷纷倒戈，投向蒋介石。后来这些将领一直活跃在中原和北方战场，如：山东的韩复榘，四十军的庞炳勋，仍用西北军旗号的杨虎城，又回身投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方振武、吉鸿昌，后来担任冀察战区总司令的鹿钟麟，任冀察战区游击指挥官的孙良诚，以及汪伪政权的参谋总长刘郁芬等。
　　率旧部退到晋东南的有张自忠、孙良诚、庞炳勋、刘汝明、冯治安、过之纲、高桂兹、张人杰、鲍刚等军、师级将领。高级将领只有宋哲元一位。不久，庞炳勋又率军投蒋。
　　当初，二十九军建军之始，张学良曾令张自忠出任军长，张自忠认为自己威信不足统率二十九军，张以“平日宽大厚重，深餍人心，物望所归”为由，推荐西北军五虎将之一宋哲元为军长。当时与宋争夺军长宝座的还有孙良诚，张、宋密商，密派肖振瀛带着厚礼到张学良左右活动，以使宋哲元抢在孙良诚之先，成为既成事实。冯治安是宋哲元谪系，又与张自忠关系甚好，冯较年轻，张又推荐冯治安为主力师三十七师师长，自任三十八师师长。刘汝明带来8000人，开始任副军长，经宋哲元、秦德纯、肖振瀛到张学良处活动，又扩编二师，刘汝明出任师长，佟麟阁为人宽厚有长者之风，人缘颇好，做过宋哲元的副职，与刘汝明关系莫逆，以后被任命为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长。赵登禹资历较浅，但是跟着宋哲元突围出来的。西北军跟随冯玉祥20余年，南征北战，几经变迁与淘汰，可以说，二十九军是西北军剩下的精英，同时也形成了气味相投的一个圈。
　　中国人是讲究人情关系、人际关系的。二十九军自然也不能例外。当年孙中山曾经以一个主义集合同志，这个主义经过中国国情的磨洗和修正，往往最高的原则得靠私人关系去推动。公情之中必须夹着私谊，就像时下人们喜欢的汉堡包，碳水化合物中间夹着蛋白质和维生素，才能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当时，就有人说，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圈的社会，大圈套小圈，这圈套那圈。“蒋委员长”的圈是最大的圈，二十九军不过是个小圈。
　　这四位师长到了佟麟阁农舍以后，互相叫了一阵捷之兄，荩忱兄，仰之兄，子亮兄，舜城兄。当时中国人称兄者，并非因为年长，而只是一种亲切的尊称。捷之是佟麟阁的字，当年44岁。荩忱指张自忠，45岁。仰之是冯治安，40岁。子亮是刘汝明，41岁。舜城指赵登禹，38岁。一阵称呼之后，之间再没有繁文缛礼，直接进了一明两暗的堂屋。几位将军立于I促的小屋当中，先是评议侧面墙上佟次子荣芳写的大楷，墙上用钉子钉着数层毛边纸，是荣芳每日必须立此写下的《朱子治家格言》。
　　冯治安和荣芳逗趣：“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是什么意思？”
　　荣芳仰头翻眼答不上来。引起各位将军大笑。
　　佟妻见屋中狭小，令荣芳院中去玩，荣芳顺手拿了毽子溜了出去。
　　各位将军又评论起堂屋正面佟自写欧体墨宝，这是佟将军近日得意之作，是王昌龄的《出塞》诗，冯治安轻声念了一遍：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几位又一阵点评。张自忠叹息着：“若是昨天怀仁堂的宴会上，捷之兄在场，无论从书法功力到诗文内容，也给我们二十九军大长志气。”
　　冯治安说：“那吴大帅，潇潇洒洒的条幅，倒像文人卖弄，哪有武人的刚劲？”
　　刘汝明质问道：“你怎么知道？”
　　冯搪塞道：“我听他们说的。”
　　这时候荣芳在院中一个人踢起了毽子。赵登禹建议大家玩玩踢毽子。
　　几位将军又到院中，围成一个圈儿做了一番准备活动，就踢了起来。
　　这几位西北军军人的身体都比较好，当初冯大帅带兵是非常重视身体素质训练的，高级将领也不例外，踢毽子是将校们“业余活动”，打仗、训练、开会的空隙，往往几个人围成一个圈就踢了起来，一面踢还一面传递着口令，如明德串珠、鹞子翻身、珠联璧合、八仙过海等等。口令没有定规，随口而出，主要是韵和配合动作。请听这几位的口令：
　　中国是条龙！
　　天下哪有龙？
　　大清国是龙！
　　一条废物龙！
　　……
　　中国是狮子！
　　东方的睡狮？
　　卢沟桥上的狮子？
　　嘻嘻哈哈的狮子？
　　……
　　有些人是狗！
　　汉奸才是狗！
　　丧权辱国是狗！
　　中饱私囊是狗！
　　有人是洋狗！
　　有人是巴儿狗！
　　毽子在他们头上飞来飞去，刘汝明伸手一把把毽子捏在手心里，说：“别说狗了，该回去了！”
　　佟妻彭静智已经收拾好简单的东西，他们准备下山了。
　　佟麟阁走出大门，回头向山坡一望，只见古木参天，林海茫茫，兰涧沟的小溪，从山上层层叠叠而下，形成重重的飞瀑。那黄栌树叶圆而墨绿，在已过中天的夏日照耀下闪闪灼灼。佟麟阁本想在金秋时节，再拍摄几张红叶作品玩赏，看来戎马倥偬怕难完成宿愿。自己暗暗地思忖着，待到打败日本人，再回此躬耕，终老山林。
　　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瞥。40年后，人们纪念这位爱国将军，才将其忠骸迁于此处。



第十章　丰台冲突迭生
且说“兵出山海关”的作战方案，宋哲元虽然拍案赞成，但仔细想来恰与蒋先生密授“忍辱负重，拖延时间”八字方针针锋相对，岂能这样做！“兵出山海关”方案被否定之后，四位师长联袂去邀佟麟阁，佟麟阁磨不开各位袍泽的情面，跟着他们离开了山林。看来，即使是圣人，也有掰不开情面的时候。
　　前章李致远旅长提到这样一段话：“……第二十九军有些上层人物生活腐化，思想动摇，政治暧昧……”前面我们又讲到佟麟阁隐居香山居住农舍粗茶淡饭与农夫无二，岂不前后矛盾！佟麟阁，河北省高阳县人氏，高阳县在易水河畔，自古燕赵出慷慨悲歌之士，3000年前燕太子丹送荆轲去刺秦王，留下千古绝唱“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佟麟阁虽是儒将，实已装下了慷慨悲歌之信念。目睹国土沦丧，遍地狼烟，抱着为国赴死的决心，一切都置于度外了。
　　二十九军将士跟随冯玉祥将军南北征讨20余年，战事频繁从未有安定之时。可是二十九军进驻北平以后，情况今非昔比，虽说是与日方剑拔弩张，终未引起大战。北平城乃帝王之都，虽然国家战火频频，仍不失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将军们大都出身低微，不似那前清的王爷、贝勒们锦衣绔绔食甘餍肥，也不似今人时装新潮，川鲁粤菜，生猛海鲜，那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还是每日必足的。圣人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在有条件之时，自然也不必违背圣人之言，当年冯玉祥冯大帅主张吃玉米面贴饼子就咸萝卜条，不准纳妾，不准吸毒，致使一些将领受不了清苦，背他而去。水至清则无鱼，也是至理名言。中国是个农业大国，那些高级将领不甚明白什么是金融巨子，什么是企业托拉斯，只认为财富就是土地和房屋，所以他们在北平城里或是天津租界买了房子。北平住房，最讲究的是四合院。如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在北平都有四合院式的私人住宅，规格都在百余间，而且大都有几套住宅。听说刘汝明还在河南买了两个县的土地。宋哲元在武衣库的私寓更加讲究，中西合璧，既有中式的亭台楼阁，又有西式的喷水花园，类似一个缩小的圆明园。其他比较低一些的将领军官也是住着二三十间、四五十间住宅不等。高级将领出入是黑色道吉轿车，远行有专列，而无刘备在荆州寄居刘表帐下“今久不骑，髀里肉生”之感叹。“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带兵撤出北平，因通知不到，而丢下文武人员万余人，不能不说与其生活方式有关。
　　总的说，二十九军比其他队伍还好，除了赵登禹嗜好起阿芙蓉（吸毒）以外，还没有人利用权力吃回扣，或是指使子女开洋行。
　　且说，佟麟阁跟随四位将军回到北平城里。佟本人先去铁狮子胡同绥靖公署向宋哲元报到，宋高兴地出来欢迎等等，不必细说，马上分配了任务，到南苑军部主持军务――二十九军军部在南苑，实际上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极少去南苑办公，都是在铁狮子胡同或是私寓处理公务，“秦土协定”就是在秦德纯府右街家里签订的。佟麟阁到南苑主持军部工作倒还次要，反正凡事都须向北平城里的宋哲元汇报或是和在城里的秦德纯商议。佟麟阁的最主要任务是，组织军官训练团，招收青年，组织军事训练团――其实这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深夜，佟麟阁才回到家中，佟麟阁原住东单苏州胡同，有房20余间，佟到香山隐居以后，佟父佟母从河北老家来北平居住，佟还有四个女儿和祖父母一起，侍奉二祖。刘汝明等见佟家居住窄促，刘即将东四十条一套百余间房的四合院送给佟麟阁，并将佟父母和女儿迁去。
　　佟麟阁一敲门，4个女儿和大黄狗就飞奔出来迎接。小女凤洲趴在地上给将军一圈一圈地解绑腿，大女儿凤华，登在凳子上为将军脱军帽，脱军装。
　　佟将军最喜欢吃红豆饭，桌上的红豆饭已经热过又热等了很久。将军声明已经吃过。儿女们开始扑到桌子上撕扯大饼，然后蘸着黄酱。夹着大葱，吃了起来，佟家每日开饭必有一小批来打秋风的乡亲，今日也不例外，他们或坐或蹲，占满客厅。家中其乐融融，宿无话。
　　佟父身体欠佳，按中国习俗，清晨佟将军必然到东跨院儿向父母问安，并且要仿二十四孝亲自尝过汤药，再双手递给父母。
　　佟将军略略睡会儿，天已经亮了。他到东跨院儿，父亲已经起床到厨房扒炉灰捡煤核去了，这是老爷子每天必做的事，“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也是佟家的治家格言。老爷子捡煤核的事，是谁也不能干涉的，尤其佟将军。一次佟将军相劝，老爷子大怒：“你甭看你在外面是朝廷的武将，在家里你就是我的儿子，你站好！”
　　佟将军在屋中笔杆条直地像个士兵样子站立着，听着老爷子的训斥，引得儿女掩口而笑。
　　佟麟阁向父母问安之时，专车已经在门外等候，出来以后即驱车去了南苑。
　　南苑大约在北平城南15公里，历来是练兵之地，1922年11月冯玉祥将军“南苑练兵”是西北军建军的一个里程碑。在此之后，南苑和西北军结下了不解之缘。1935年二十九军进驻北平以后，军部一直设在南苑，当初冯将军驻兵南苑，对旧练兵场曾加以修建，练兵场南北长约3华里，东西略窄。围绕操场修建兵营18所，每所建平房6―10排，中间为大操场。二十九军司令部设在原冯玉祥将军司令部旧址。兵营南北，为南、北小街，有些店铺，实已成各种人员活动之地，情况复杂。
　　佟麟阁将军上任以后，发现情况不妙，一是编制混乱。驻军约7000人，包括郑大章的骑兵师、特务旅、三十七师、三十八师各有部分部队，还有后勤、工兵和后来新建的军官训练团、军事训练团等。各有所属，并无统一指挥。南苑兵营四周虽部分地方有寨墙，但四周均无堑壕工事。如单纯做训练场地，倒也无妨，一旦战起，必然遭殃。后来全面开战，日军主力首攻南苑，战事惨烈，致使北平城失守。其二是军部缺少一个现代战争的重要机构，就是军事情报处。敌人的军情没有来源，就是有来源也没有应有的机构处理。反之，二十九军在南苑情况及一举一动，日本浪人通过他们在南北小街的活动，了如指掌，他们把南苑兵营画了详细地图，连某房中住几个士兵，简历情况，都记录在案，更不用说装备物资、马匹、武器、兵力调动等重要情况。其三，要立即着手建立军官训练团，集中失业的军官，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培养中下级指挥员，改造农民士兵，以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这一切都要从0开始。
　　话说两头。日本在华北增兵以后，中日间的危机空前严重。华北地区已经遍地是导火索，不知何时哪根点着，大战即起。请看：
　　1936年5――6月上旬，日向华北增兵。
　　5月初，日军在丰台大建营房。
　　5月30日，宋哲元就日增兵问题发表谈话。30日晚，宋哲元在武衣库私宅召集秦德纯、张自忠、肖振瀛、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等研究对策。
　　6月26日第一次丰台事件。
　　7月9日大沽口冲突。
　　7月22日天津金刚桥事件。
　　9月18日第二次丰台事件。
　　10月南苑冲突。
　　第一次丰台事件：冯治安三十七师一部分军队由张家口调丰台驻防。26日上午9点左右，几个士兵在离铁路不远的地方放马，一列火车驶来，汽笛长鸣。那些从蒙古草原上弄来的军马，还没有受过现代化生活的熏陶，不习惯铁路附近的环境，有五匹受惊狂奔，其中一匹冲进正在修建的日军营房中。随后二十九军士兵赶到，军马已被日军扣留。士兵与站岗的日本兵交涉，要求他们放还军马，日方不但不放，反而凶蛮地打伤中国士兵，而且又有不少日军持枪跑出营房加岗放哨，如临大敌。此时，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军官闻讯赶到现场，忍气制止中国士兵，要求他们采取克制态度，一场争端才告结束。
　　第二天，一个朝鲜籍的日本特务冲进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的马厩，竟说营中马棚是他的私产，是他花钱买来的，非要腾出不可。官兵觉得事情太离奇，未予理会。这个日本特务竟立即从腰间拔出短刀动武，并招来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帮打助威。中国官兵忍无可忍，只得还手自卫，双方发生械斗，各有负伤。
　　事发后，日本驻屯军便以此为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抗议，并提出四项要求：
　　一、道歉。
　　二、赔偿。
　　三、惩戒肇事军官。
　　四、自丰台撤兵。
　　宋哲元接受了前三项要求，拒绝丰台撤兵，同意将与日军发生冲突的三营调往颐和园驻防，将三十七师一一○旅蒋华延营调往丰台。
　　大沽口事件：
　　7月9日2点钟，驻塘沽日军香川部队30名步兵，乘小船在海河进行军事演习，他们把船划到东大沽，要求在那里登岸。东大沽是二十九军刘汝明一四三师一三三旅刘团一营的防守地，因为事先没有接到日军进行演习的通知，中国守军不允许日军上岸。日军不听劝阻，强行登陆，互相枪击，各有伤亡，后经中日两方军官出面制止，枪战停止。10日刘团长奉命拜访日军香川队长，向他表示歉意。张自忠亲自向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委婉进行解释，大沽口事件才得以了结。
　　天津金刚桥事件：
　　天津市政府保安队九中队第三分队队长邹凤岭，是个土老冒，第一次到天津来，听说天津是个热闹的大城市，7月21日晚间，穿上了便衣到市内街上游玩。因为这个老冒不熟悉天津情况，更不了解街道分布，误入日本租界，被日本特务逮捕关押，日本特务对邹进行严刑拷打，审问他的身份、到日租界的目的。邹凤岭死活不敢暴露，一口咬定是北宁新站小营公司的茶役，因迷路误入租界。
　　22日，日本特务会同中方公安局押邹凤岭到小营公司对质。
　　由日租界到新站须道经市政府。此时，市府保安队正为分队长失踪着急。一个在市府轮值的保安队员看见一辆卡车从金刚桥通过，车上押着的人正是他们的分队长，一时情急，向此车开枪射击，打死一名日本特务。保安队的另一些人合力把邹凤岭抢了回来。
　　事发之后，许多日本特务一窝蜂拥来，聚集在天津市政府门口。市府保安队也全体出动，个个持枪肃立市政府门前。市政府秘书长马彦见形势紧张，立即向天津市市长张自忠请示，张自忠说：
　　“事已至此，你先和他们和平交涉，如果他们无意扩大，当可和平了结。否则迟早总得一拼，也只好提前拼拼罢了！”
　　马秘书长当即返回市政府门前，从围在门前的特务群中找到了特务长，向他转达了张自忠的意见，希望就地和平解决，不扩大事态。
　　日方提四点要求：
　　一、市长正式道歉。
　　二、严惩开枪犯人及肇事分队长。
　　三、从优怃恤死者及伤者。
　　四、保证此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二次丰台事件：
　　7月下旬，日军在丰台兴建的营房已经完成，日本在丰台驻军也陡增至2000名，而二十九军在丰台驻军一直保持一个营。由于丰台是北宁、平汉、平绥铁路交通枢纽，同时又处南苑兵营和卢沟桥驻军中间，东出南苑，西出宛平，对中国驻军都有很大威胁。
　　日本人经营丰台历史已久。丰台主要街道正阳街，时称日本街。那意思大概相当于旧金山的唐人街，不同的是，唐人街是所在国法律允许的，而日本街是日本军人用枪杆子支撑出来的。
　　1935年夏天的石友三、白坚武叛乱失败以后，日本人便亲自动了手。同年11月28日，90名日本宪兵强占了丰台火车站，从此，日军开始在丰台驻兵。开始住在丰台原英国兵营，后来便大肆修建营房，强行霸占，旧英国兵营东北方向的北孔庄子、南孔庄子（部分）、松树坟村、七间房、孟家大院、后泥洼、周庄子（部分）、七里庄（部分），用极快的速度抢建营房，1936年7月，丰台日军陆续增至2000人。这个兵营，老百姓称之为东仓库。东仓库除驻有步兵外，还有装甲兵大小坦克24辆和马号（现军马科研所）。
　　正阳街为东西向，街中间有一条由西向东流着污水的明沟，是丰台西边的机务段工厂排放污水用的。街的北侧有商店铺面，南侧是铁路，铁路边有一排花洞子。正阳街的东头，也就是污水沟的下游，是丰台火车站，二十九军驻军1个营即驻在车站对面的中和、大兴两货栈内。货栈北校书里胡同，胡同北是空地，空地乃二十九军的练兵场。二十九军的营房距东仓库日军营房仅300米。为了避免冲突，中日双方曾议定，日军穿过正阳街走污水沟的南侧，中国军队一律走北侧。可是，日军一向肆无忌惮，横冲直撞，故意寻衅生事。他们不时闯进中国军队的练兵场出操，有时还把装甲车开了进去，实际已将正阳街及丰台控制。
　　
宛平县政府秘书洪大中回忆：“当时日本商人、浪人、妓女等已充斥丰台一条街。”当时丰台隶属宛平。洪所指的一条街即丰台唯一可称之街的正阳街。日本人不仅驻兵，顺手牵羊地将地方事务也管理起来，在丰台建立起了日本人的警察署和宪兵队，设立了监狱，给中国人坐电椅子和灌辣椒水。日本人已把丰台视为大日本帝国的领土。日本人还将正阳街的两个胡同分别划为日本人的妓院胡同和中国人的妓院区。日本妓院、大烟馆（鸦片馆）、白面馆（海洛因馆）占兴隆胡同。另将中国人的鸿禧、同乐、双全、泉香、福喜、双喜堂等6家妓院集中到校书里胡同，校书里胡同原名晋阳胡同，源于青楼校书，更名校书里。日本人的妓院专门是接待日本军人的，当然这些军人也可到中国人的妓院，反之不行。日本人的妓院主要有两家，一家叫“军人寮”，一家叫“绿寮”，所谓“寮里”就是日本妓院的代称，也有称“料理”的，乃寮里的误读。
　　现下，中国的门户第二次开放，有些大饭店或餐馆挂起了“日本料理”的招牌，不知何意，是在中国的城市里替日本人开起了妓院？起码做过亡国奴的人会这么理解。
　　这是题外之话。话说回来，那正阳街上从白天到深夜，都可以听到从妓院里传出的哼哼呀呀的日本音乐和大声喧闹，酒后狂喊。身着和服足登木屐的日本人无分昼夜在街上逛来逛去，那神态要比在北平城里松弛得多。日本艺妓在门外招揽客人，无论是日本军人还是中国游民只要从门前通过，一概点头哈腰地欢迎，可是中国人是不敢随便进去的，除非你当了汉奸，赏你开一次洋荤，尝尝日本娘儿们的味道。每到开饭之时，日本人的食堂里飘出大米饭出锅的香味，接着是日本娘儿们提着饭篮赶来打饭，或是单身的日本男人拿着日本式的饭盒到食堂就餐。之后，是高丽人（朝鲜人）来打锅巴。住在附近的中国居民可以闻到大米饭的香味，也只能闻一闻香味。如你偶然到此，会疑为到了东京或是大阪。
　　对此，中国军民早已恨入骨髓，只是无可奈何。反之，这里驻的一个营的中国军队倒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了日本人的心病，欲除之而后快。
　　7月以后，日军不时借故挑起事端。一天日侨森川太郎无故闯入二十九军兵营内寻衅，与守卫士兵发生殴斗，被刺受伤。日方以此为借口，再次提出要二十九军让防。宋哲元派人同日本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进行交涉，答应给予赔款和惩办打人凶手。对宋哲元的让步，日方不予理睬，仍以“驻丰台日军感受到二十九军威胁”为理由，坚持要求二十九军让防。
　　1936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5周年纪念日。每年的今天，二十九军官兵都要进行国耻纪念日军事演习。
　　下午，冯治安师混成部队二营五连孙香亭部在铁道附近演习。6点整整队归营。日军也在“九・一八”进行纪念演习。回营之时，恰与中国军队在正阳街上狭路相逢，街道狭窄，不能同时通过，日军耀武扬威，夺路先行。中国士兵早已愤懑于胸，也不相让。于是两军在路中对峙。
　　一些日本军官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大嚷：“皇军大大的好，支那兵小小的！”有的还用手指比喻，大拇指伸出来表示是皇军，小指伸出来表示是支那兵。
　　二十九军的青年军官和士兵斗志很旺盛，巴不得和日军开战，此时岂能相让，也就回骂起来。一时中日士兵展开一场舌战，挥舞拳头，互相辱骂。
　　日军小队长岩井少尉带领两名日本骑兵冲进孙香亭连的行列之中，战马乱冲乱踏，中方士兵有的被马踩伤，于是用枪托击马，场面混乱，日骑兵被赶出行列。
　　日军指挥官穗积大佐说中国军队侮辱了日军，立即命令其部队散开将孙香亭连团团包围，并要解除孙连士兵枪械。孙香亭快步走出行列，到阵前与日军交涉，竟被日军掳去。中方士兵也立即列阵，准备还击。
　　日军向其上级报告，日方立刻决定从北平增派一个大队，由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率领驰援。中方也得消息，当牟田口率队抵达丰台附近大井村时，遇二十九军驻军，受到阻止，发生冲突。
　　日军一面层层包围丰台的中国军队，一面趁机将丰台通北平的电话线割断，以阻中国军队对外联系。当日军布置完毕之后，便向中国军队开枪，中国军队被迫应战，双方枪声陡起。趁机，日军迅速占领丰台各重要军事要地，并包围了二十九军在丰台的营房。两军相持整整一昼夜，双方各有伤亡。
　　宋哲元得知消息，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命令丰台驻军不得先行开火。其实，这已经是废话。同时速派在身边的三十七师副师长和天津市政府顾问甄铭章等，会见日方，与日方代表池田、铃木等前往调查并会商解决。
　　20日上午，双达成协议。协议条件：
　　一、中国军官道歉。
　　二、中国军队立即撤离。
　　三、最后中国军队撤出丰台。
　　把中国军队赶出丰台的目的，日方已经达到。21日上午，双方军队在丰台车站列队，相对而立，互相敬礼，表示误会解除。中国军队让出营房，欢迎友军进驻。
　　友军？中国有句成语，叫：认敌为友。在此再恰当不过。
　　中国军队从丰台撤出后，日本华北驻屯军牟田口廉也联队所属一木清直大队进驻丰台的中国兵营。卢沟桥事变挑起者，即一木清直大队。
　　第二次丰台事件一起，立刻震动全国，全国各界人士听到二十九军在丰台与日军抗争，无不异常兴奋，鼓励支持电文信件纷纷而来，远在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打电报给宋哲元：
　　“希即奋起抵抗，勿再退让，弟等誓以全力相助。”
　　但很快，退让的方案，又使全国上下失望。
　　10月，南苑又起冲突，佟麟阁派兵将日军包围，情况如何，下面再讲。
　　李宗仁“希即奋起抵抗，勿再退让”的观点，可以说是中国上下人士普遍看法。可是不当其政不谋其事，宋哲元有他的难处，也有他的私心。除其遵循蒋介石“拖延时间”的训示之意之外，二十九军进驻平津威震华北，是其黄金鼎盛时代，一旦开战，局面必被打破，不是日军进驻，玉石俱焚，就是中央军北上，而受后娘之子待遇。
　　从全国看，自1935年12月中央组成日本留学生内阁以后，对日实行谨慎外交，也不希望华北动荡影响全局。中日两国上下普遍认为，中日两国全面开战在所难免，只是早一天晚一天之争。蒋介石估计中日开战可能在1938年夏天。而日本也有人估计：可能在1940年。蒋介石虽然是日本留学生，也算日本通吧！可是日本国在1935年前后遇到经济危机，并不等于日本日薄西山，一蹶不振。经济发展规律是波浪式的，由高峰到低谷，又由低谷到高峰。日本人也在准备，也在调控经济，甚至还在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国人并不能接受蒋介石的拖延时间的观点，如李宗仁、冯玉祥和国民党的元老们，大都抱着对日决一死战观点。而青年军官们又普遍是速胜论者，尤其是二十九军的青年军人。可惜，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不时兴“下克上”，讲究一切行动听指挥。几次冲突事件的模式都是：
　　日本军人挑起事件――冲突――中国方面赔礼道歉，惩罚肇事者。
　　窝囊之气，愤懑之火，早已郁积于胸。摩擦事件不断产生。日本人自5月在华北增兵以后，经常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名为演习，实为挑衅。日军蛮横、恶劣的行径已使中国人忍无可忍，何况驻防于此的年轻军人？鉴此形势没有更好的办法，以演习对抗也算一策，常常是日方演习，中国军队在其两侧也以演习对抗，当时人们谑称：“烧饼夹肉。”可惜，这也只是精神上演习演习，为中国人争争面子，而实际上没有多大作用，在以后的实战中即已证明。
　　日方军部对华北的兵力部置、装备使用等都进行过充分的估计。尤其是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对华北的军事形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日本军部多次分析研究，才确认田代司令官率8400人的精锐日军可以对付二十九军的10万大军，至于兵力部署，何时何地演习，演习项目等，都经过精密计划。比如，日军为什么一个劲儿在丰台叫劲儿，道理何在！日军为何在长安街进行巷战演习？而中国人注意点却在“日方踏坏民房”，“履带将东长安街的路面压得凹凸不平”，“小姑娘被日本坦克轧成肉泥”。为此而义愤填膺。实则对日军准备侵占北平时的巷战并不太重视，战事发生后，方才顿悟，而那时更没有认真研究的时间了！
　　中国军人称“烧饼夹肉”为对抗演习，虽然有部分对抗的意思，更准确地说，应该叫“被动演习”。实已被日本人牵着鼻子。但按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会称之为“争气”。
　　华北当局就是在这种危机之下，在战斗力的部署、国防工事构筑、战略物资的准备等，也都是马马虎虎，甚至毫无准备。尤其对日方的意图和动向，更是若明若暗。日本军部曾考虑过以5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华北，华北当局甚至中央政府都毫无察觉。自1935年7月二十九军进平津，兵力粗定以后，再没根据形势需要和发展，做进一步的调动和部署。对佟麟阁、张克侠和参谋长张维藩提出的两种方案的研究讨论，也不了了之，即使没有通过“以攻为守”方案，也没落实沧洲――保定防线方案。
　　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以后，财力物力人力都已是以往难比，高级将领买房买地花天酒地现象陡增，有点像李自成进了北京。而战略物资准备，却极不充分。在这样大的前题之下，那种对抗式的演习不过是应景文章，带着一定的象征性。
　　现在有的史学家、回忆录家们还在津津乐道地谈着二十九军的大演习：国耻演习，固安大演习等等。
　　我想说：面子是没有价值的。面子是什么？“面”是脸的意思，“子”该是儿子，洋人说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的解释为“只顾外一层，不管实际内容。”也有人解释为“虚荣第一，实质第二。”看来洋人还是懂了这意思。
　　日本在华北增兵，华北驻屯军的升格，按日本人说，它还有另一种意义，即：华北驻屯军与关东军成为平等规格，以扼制关东军再干预华北问题。
　　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日本帝国的社会制度，似很近似但有结构上的不同，又有观念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不同。日本是议会制，近似英国式的民主体制，但是，日本天皇有最后决定权，大事不决，可在御前会议上由天皇“圣断”。天皇并不主持日常事务。国家政策方针一般由内阁制定和决定，而日本的内阁又非常软弱，动不动就是总辞职。倒不是因为天皇权力太大，而是军人制约内阁，日本的政治又是外重内轻，驻外的关东军、朝鲜驻屯军、华北驻屯军、台湾驻屯军四大常备兵团，虽然直属日本陆军部领导，而大有鞭长莫及感觉，这些驻屯军往往各行其是，对陆军部阳奉阴违，好像接近猎物的狼群，愈靠近血腥的气味者愈难控制自己的食欲。所以人们说日本的政治是“下克上”、“外重内轻”。
　　话说回来，日本在华北增兵和升格的手段也确实起到了扼制关东军的作用，关东军不便再向平津伸手。但是关东军，尤其是关东军的少壮军人们是不甘寂寞的。
　　1933年间，内蒙古五大贵族发起自治运动。1934年，得到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并答应给所需要行政费，实际却分文没给，内蒙古方面很不满。
　　另一方面，关东军建立“满洲国”以来，为了西边国境的安泰，有计划地利用内蒙古的自治运动。内蒙古运动的头领之一，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左旗旗长德王（政务厅长，相当于首相）因得不到南京的财政支援，为了和宋哲元、傅作义对抗，便开始投靠关东军。
　　1935年德王在乌珠穆沁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等会见，获得了关东军的支持，但是，其条件是必须与李守信合作。李是在关东军的扶植下，在1932年当上“察东特别自治区”行政长官兼军事长官的。
　　1936年，华北军增兵和升格以后，田中参谋为了与华北驻屯军争雄，拟定了宏大的《西北施策要领》，并说服关东军首脑，4月末，田中参谋成功地在察哈尔省德化建立起“内蒙古军政府”，并让德王任主席，李守信为副主席。
　　田中参谋为加强内蒙古军政府，首先需要确保财源。德化一带的鸦片质量差，栽培所需劳力不足，主要依靠来自冀东走私的财政援助。可是后来，国民政府责令华北当局打击走私，内蒙古军政府的财源断绝。为打开局面，田中参谋与德王一致决定，将以平地泉为中心，盛产杂粮，比较富庶的绥东四旗，从傅作义的绥远省夺过来。
　　但是，为夺取平地泉地区，单靠德王、李守信率领的内蒙古军办不到，兵力、武器、弹药根本不够。于是又勉强组成了匪贼头领王英部队（骑兵3000人，炮兵200人，山炮3门）与原属孙殿英部的金甲山部队（约3000人），以及察哈尔特别保安队3000人，日本人称三支谋略部队。号称4万人。
　　8月中旬，田中从张家口的刘汝明师长的眼皮底下，用火车、卡车为上述部队运送武器弹药，甚至在北平到处收买日本浪人和强拉民覆渭幽诿晒盼本
　　9月末，田中起草的《绥远工作实施要领》不顾日本陆军部的反对，暗地通过。此时，田中已经升任为内蒙古特务机关长，同时，田中强硬要求指挥这支“谋略部队”。11月12日，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两个骑兵旅和金甲三步兵旅及两个炮兵连等，在三架轰炸机的掩护下，向红格尔图进攻。
　　13日与守军发生前哨战。
　　14日上午8时，2000余名日伪军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行猛烈进攻，守军只有2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及当地自卫队百余人，战至下午5时，守军将敌击退。
　　15日晨6时，田中隆吉亲自指挥步骑兵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守军阵地轮番轰炸，猛烈进攻。先后冲锋七次。守军得到当地父老兄弟努力支持，战斗情绪极为高涨。
　　15日晚，守军骑兵两个连在团长亲自率领下驰往增援。
　　16日至18日，日伪军连续猛攻，均未得逞。
　　傅作义将军亲往集宁前线指挥，令董其武派秘密突击队，抄袭敌穴，令孙兰峰所部星夜乘汽车驰往红格尔图之西的月岱沟。
　　19日凌晨2时，两部分别向田中隆吉和王英驻地包围袭击。敌以事出不意，仓猝应战，激战至拂晓，敌不支，向西北方向溃退。敌阵地土城子冲出七辆汽车，拼死抵抗，仓皇向东逃跑。因注意力集中在西，东面防守单薄，被汽车冲出。
　　后知，车中所载有田中隆吉和王英。
　　19日上午7时，敌人全线溃退。21日敌飞机又来投弹、扫射。被守军用步枪击中油箱，返飞途中坠毁。
　　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深恐傅作义部捣毁伪政权所在地百灵庙，派王英部2个旅进占百灵庙东100公里的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并沿百灵庙四围山顶、山腰、山脚构筑坚固防御工事，积极备战。同时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指挥官。
　　傅作义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先发制人，在敌未发动进攻之前，出敌不意，以远距离奔袭战术，毁其巢穴，将百灵庙收复。
　　要收复百灵庙，一个重要的战术问题就是部队要在零下20℃的寒冷天气里，秘密奔袭170公里。傅作义将军命令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为前敌总指挥，各部限于11月23日午夜前秘密集结于百灵庙东南25公里的二分子、公胡同一带。
　　孙兰峰部驻守归绥（现呼和浩特市），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监视之下。孙部为迷惑敌人，傅作义将军命令孙部在出发前几天，每日到归绥东15公里的白塔一带，进行野外演习，天黑后再返回驻地，使日特务机关以为部队出动是例行野外演习，不生猜疑。
　　23日夜12时，各部队到达准备位置。
　　24日零时开始攻击，由于各部队行动极其秘密，日伪军毫无察知。百灵庙及其周围山上山下虽有坚固工事，但无伪军防守，及至将敌警戒哨兵捕获，日伪军听到枪声大作，始从梦中惊醒。伪军在日指导官的威迫下，慌乱进入阵地，进行抵抗。
　　傅作义部在步、炮、装甲车各兵种密切协同下，向敌发起拂晓总攻。
　　山炮12门，苏鲁通小炮8门，用破甲弹向女儿山敌之轻重机枪掩体直接瞄准射击，掩护装甲车及步兵进攻。短时间内，敌阵地为猛烈炮火摧毁。装甲车及步兵向敌猛烈冲击。
　　最前一辆装甲车驾驶兵被敌弹击中身亡，第二辆装甲车又被敌用手榴弹炸毁，驾驶兵受伤，这个受伤的驾驶兵，冒弹爬进第一辆装甲车，开足马力向敌猛冲。继而6辆汽车满载步兵跟进，冲入山口。
　　敌不支，纷纷向庙内败退。
　　傅部各队又将庙内前后院分割为数段。骑兵团攻占北山，控制了敌人飞机场，将敌后路切断。
　　敌遂惊惶失措，无心再守。伪蒙军一排20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本指挥官射击。日指挥官及伪蒙师长，见事已危机，援军又一时难到，顽抗下去，必成俘虏，乃急乘汽车数辆，由日本指挥官用机枪射击掩护，朝东北方向夺路逃窜。
　　激战至24日上午8时，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
　　之后，日军连续不断向百灵庙及集宁一带侦察、扫射、滥施轰炸。
　　12月2日晚，日伪军4000余人乘汽车百余辆再图反攻百灵庙。
　　守军景彦青营长，得知上述情况，急电傅作义将军和孙兰峰旅长，力陈百灵庙不可久守，建议将庙焚毁，把部队撤回原防。傅将军接电，极为震怒，对景营长严加申斥，并令孙兰峰旅长亲自率部前往坚守。之后，孙旅长击溃反攻之敌，打死打伤日伪军500余名，俘200余人，并将其副司令雷中田击毙。遂之向傅将军告捷。
　　后，傅将军决意乘胜收复大青山以北地区，日伪已成惊弓之鸟，金宪章、石玉山两部反正，王英部所属安华亭、王子修两旅反正。致使日伪军再无力反扑。
　　绥远抗战无疑是中国对外作战最成功的范例，空前的范例。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可以说，无懈可击。无论是迷惑敌人隐蔽自己，还是兵力配备使用，采取突然出击，或是袭击敌指挥机关，分割包围，断敌后路等，以至处理俘虏（每人给一袋面，银洋五元，释放回家），争取伪军反正都非常成功。
　　但有其重要一点：面对的敌人不是关东军，而是在关东军军官指挥下的汉蒙伪军，这些伪军的作战士气，训练水平，观念心理又极类似国内军阀混战。
　　无疑，绥远抗战的胜利是关东军的耻辱，日本史学家称：“参加作战的日本现役军官不过4名，此外参加的预备役军官也不过数名。”而中国方面估计至少200名。
　　绥远抗战又掀起了如长城抗战一样的举国欢腾庆胜利的场面――支援抗战服务团、慰问团、代表团……捐款等。
　　官方报纸居然用大泼墨的手法报道“被打败的内蒙古军是戴着内蒙古军标志的关东军”，“田中部队”等。这个概念又令人误认为傅作义将军是直接和关东军作战。报道的目的似是好的，以打消中国官民中间存在着的对日军的自卑感，而给他们能战胜日军的自信心。
　　获得“自信心”的中国人看到日本人如此可打，对蒋介石为什么迟迟不抗战开始怀疑。尤其是对抗战前线，平津封疆大吏宋哲元大加诘责。把成功鼓吹得玄玄虚虚，也会有人相信。如果你说的是实实在在的话，大家会认为你猥琐，是懦夫。所以标语口号，豪言壮语在那时候就非常盛行。




第十一章　儒将镇守南苑
南苑，距北平永定门16公里。古南苑四周有围墙120里，是一座广大的皇家园囿。元代称放飞泊，明代称上林苑。育养禽兽，设24园。清代为阅武田狩之所，并修建行宫4座，以团河行宫最为豪华，距南苑约20里，团河之河出南苑墙称为团河。团河行宫内有前殿、后殿、配殿、别宇亭台，及松柏花卉，宫堂之间有游廊，共有宫堂124间。这一切，均在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的进攻下毁于战火。
　　1904年袁世凯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南苑开始驻兵。1913年北洋政府在南苑设飞机场。1922年冯玉祥调北京任陆军检阅使，1922年的南苑练兵是西北军建军之始，1924年北京政变驱逐清帝，此处是冯玉祥司令部。陆军检阅使署设在七营房。1936年春，佟麟阁将军主持军司令部工作，军部也设在检阅使署旧址。
　　南苑兵营陆续建成，有营房18所，每所营房有平房6―10排，每排10余间，每间可住一个班的兵力。另设有马厩、车库、弹药库、厨房等。原行宫建筑逐渐荒废，寨墙大都残破，砖瓦被乡民取为它用。尤其经过八国联军及1937年两次战火以后，南苑、团河这座宏大宽广的皇家花囿，已是残垣断壁，满目荒凉。
　　话说回来，佟麟阁出山，当夜回到东四十条家中，第二天天明向父母问安以后，即到南苑军部上任。前面已经说到 ，军部虽在南苑，实无人主持，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都家住北平城内，政务缠身，无暇兼顾，宋将军不过是每周来视察一次，听听汇报，或做一次演讲，日常工作多由副参谋长张克侠管理。
　　佟将军到任以后，要速办两件大事，建立军事训练团、军官训练团和马上筹建军事情报处。筹办这两件事的消息，不胫而走，建立军事训练团的消息，因登报招生，日本人知道，还可理解；而建立军事情报处的事，日本人怎么马上知道的？
　　待我们下边细说。
　　佟将军带着随行人员，无非是参谋副官，把整个兵营的每个营房视察了一遍。完整地看了两个连的术科竞赛。两队竞赛的终点立着一个炊事兵，炊事兵用绳子牵着一头肥猪，猪身上用红墨水写着东倒西歪的一排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胜者冲到前面 ，到肥猪身边就是一刺刀将肥猪挑翻，其他战友也跟上来，将哀号的、奄奄一息的肥猪抬回自己的食堂，改善胜利者的生活。
　　佟将军虽然离队两年，对这种生活感到陌生，但他知道这是西北军――二十九军传统的训练方法。他考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似乎也想不出什么绝计。
　　佟将军只好向他们说了声：“很好！”转身带着随员又视察别的地方去了。
　　他走到大操场边上的主席台，只见台高丈余，上面用竹篙和席搭起幕壁和台楣，他对这个地方并不生疏。不过那时候他是在台下的训练场上，不过是个排长。往事好像还都在眼前。
　　他抬头看见台的中央挂着三个人的画像，中间是孔子，右边是孙中山，左边是蒋介石。这种偶像的悬挂方法是当年没有的。这也是进化，他可以理解。作为宋哲元的重要助手和20年袍泽，他马上就理解到，这实际上反应了宋哲元的观点和心理状态。
　　宋将军早年曾做私塾老师，教学生四书五经。后投奔表姐夫冯玉祥门下，冯对宋影响很深，冯在滦洲起义后力图追随孙中山，以三民主义救国家。宋本人后来眼界开阔，吸收新知识，钻研各门科学，推崇华盛顿、林肯、拿破仑、讷尔逊、俾斯麦、玛志尼等人。宋将军在督陕期间，就曾在陕西实行教育救国，实行十年强制教育制。宋之所以能成为冯玉祥将军的“五虎将”之一，与其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熏陶，品德厚重，好学而懂得指挥艺术有很大关系。在1930年中原大战前后，五虎将的其他四人鹿钟麟、李鸣钟、张之江、刘郁芬都背冯而去之时，蒋介石几经策反，宋哲元仍不为所动，最后将败军带回山西境内，反而得到蒋介石的尊重。在这之后，宋哲元逐渐意识到“军阀拥兵自重是国家民族之一大害”。
　　南苑操场主席台的三张画像两旁还有格言联。孔子像上题“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对联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孙中山遗像上题是：“革命导师孙总理”，对联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孔子的左边是蒋介石像片，上题是：“革命领袖蒋委员长”，对联是：“实行新生活，恢复旧道德”。在这三幅像的旁边还有宋哲元亲自拟定的“永久信仰及决心”等8条。
　　这三幅画像不仅在主席台上高高悬挂，同时在每个营房均有一幅精美印制的约3尺宽，2尺高的字画，挂在营房当面墙上。
　　佟将军的眼神停在“恢复旧道德”上。若是在3年以前他可能毫无感触，自从退隐西山以后，名是退隐，实际自己在思考救国救民之路。他虽然早年已经跟着冯玉祥将军信仰了基督，退隐以后，他又从头研究起四书五经。
　　别人称自己是儒将，似是恭称，自己开始怀疑自己。儒学，治世哲学，非乱世哲学。汉初刘邦打天下，屡败屡战，他不信儒生的一套：智、仁、勇等等。儒生来求见他，他非常不礼貌地坐在地上，两条腿直伸出去，像簸箕。他把儒生的帽子抢过来，当着众人面把尿撒在儒生的帽子里。他做了皇帝以后，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勋臣们对他很没有规矩，他很烦恼，那个儒生叔孙通请求为大臣们演礼，刘邦同意了，大臣们不得不按照“礼”的要求演习，演习完成以后，以“礼”去见刘邦，大臣们变得尊卑有序，他的烦恼没有了，尝到了做皇帝的甜头。如果早演礼，臣下的智能会受到制约，刘邦可能打不下天下。得了天下，不演礼，臣下很没规矩，早晚有弑上之举。其实，这只是佟将军的一闪念。佟将军也在研究《孙子兵法》，可是，委员长一再强调将军们的武德。他暗自怀疑，兵法就是诡道，讲武德如何用兵，岂不成了宋襄公！他也暗想，这明轩，是不是宋襄公的后代，怎么对日本人总是以君子之风对待！
　　其实――国家如此，我有妙法，能做个忠勇的岳武穆（岳飞）即可。将军战死沙场，不要像岳武穆落入奸人之手。
　　佟将军想着，也顺便问了问这些参谋们的看法，正说着，值班人员来报告，秦副军长有急电，佟将军赶回了司令部。
　　秦德纯的电话没有挂断，等待着佟麟阁。佟拿起电话，原来是情报处的事，日本华北驻军已经通知秦德纯，二十九军成立情报处，可以！但日方必须派顾问。
　　佟脱口而出：“是我们搞日本人的情报，还是日本人搞我们的情报？”
　　电话里听到了秦德纯的苦笑。
　　佟将军说：“叫日本人找我来！”
　　秦在电话里回答：“日本人说你是刺客。”
　　为什么说佟是刺客呢，日本人引用了“齐鲁多鸿儒，燕赵饶壮士，盖风土之然乎。”这话在二十九军是有流传，因宋哲元是山东乐陵人又是私塾先生出身，常引用四书五经，而又以四书五经治军，齐鲁鸿儒即指宋。佟麟阁家乡在易水河边，佟非常钦佩荆轲，并经常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所以日本人认为佟将军有刺客荆轲的作风，可能动不动就掏出鱼肠短剑，不好打交道。
　　秦、佟二位副军长商议半天，没有结果。
　　参谋又报告军事训练团招收学兵情况，招生通知发出以后，平津各大学学生纷纷到南苑来报名，已经开始考选。另外，海外华侨青年也有来信来电报名的，还有海外华侨若干团体要出资捐助等。
　　佟将军略略平静，转身到自己办公室，翻阅军训教材。片刻，厨房按照将军的喜好，用餐笼提来了红豆大米饭和几根大葱，一盘黄酱和一盘萝卜条。――这样粗茶淡饭，在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中已是独一无二。
　　佟麟阁漫不经心吃完了饭，又继续翻阅教材。深夜了，他拔了几下“单杠”――用两根粗绳在房梁上横挂的一根木棍――这是他军旅生活养成的习惯。在勤务兵的侍候下洗漱完毕，即躺在办公室的帆布行军床上。第二天，营房里的起床号一响，就坐了起来，略做活动，又去拔“单杠”。
　　这时值勤哨官疾步走进院中，在廊下大声喊着“报告”。
　　佟将军信口答应：“进来！”
　　哨官推门进来，立正站在佟将军的办公桌前。
　　佟将军平和地问了问：“什么事？”
　　哨官说：“大门外一辆日军汽车送来6名日军少尉军官，他们说是军事情报处的顾问，是否放他们进来？”
　　佟麟阁感到惊奇，昨天和秦德纯商议此事，并未做出结论，此事本是佟可做主，他并未同意派什么日本顾问。说：
　　“我们并没有请什么日本顾问，让他们回去！”
　　哨官转身走了。
　　大门外面，两名日军少尉拔出指挥刀，用指挥刀逼着哨兵，哨兵用枪挡架。
　　其他4名少尉也挥着指挥刀向大门里面冲。幸好其他哨兵手疾眼快，把大铁门关了。少尉们挥刀乱砍乱叫。见值日军官出来，他们又围到哨官面前。
　　哨官告诉他们，并没有请日方顾问。
　　一个少尉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你们二十九军，都请我们日本军人做顾问，情报处为什么不请？”
　　少尉的话确实不错，就在中日两军战事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二十九军确实还请有日军顾问，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怪现象，但也确是事实。
　　哨官说：“我们执行命令，长官说没有请你们！”
　　那个少尉又说：“这是你们的最高长官宋将军同意的。我知道你们支那军队是各行其是，命令是可以听也可以不听的。”
　　那个少尉确可以说是中国通，这种情况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中国人这方面思维方法非常发达，能把一件很好的事，做成很坏，而又符合好的原则。
　　这句话使得哨官回答非常软弱无力，他总是搪塞说：“我们是执行命令的。”又转念一想，也许是宋军长同意了，我们不知道？又说：“我再去请示！”
　　哨官这次心情可不如上次轻松了，明明白白的，佟副军长说，没有请日本顾问，宋军长同意或没同意，他该对佟副军长讲，这不是我该问的。想着、走着，他已经到了佟麟阁办公室前，只好喊了声报告。
　　佟又叫他进去，他把情况讲了，他想自己一定要挨申斥了。佟副军长没有申斥，为什么？很简单。他拿起电话与秦德纯核对情况，秦德纯又通过电话与宋哲元核对情况。
　　半天，这事情搞清楚了。佟副军长说：“谁也没有批准他们来当顾问。”
　　哨官又把这几个少尉在门外的表现说了一遍。实际上，他是讨口风。
　　佟申斥道：“哨官该做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
　　佟：“知道就好，他们不走，你的兵呢，逼他们走，赶他们走。”
　　哨官敬了礼，快步走出将军办公院落的大门。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正在值哨的军人，捋胳膊挽袖子，摩擦着手掌，步履急促，集合他的士兵去了。
　　哨官自己先到了大门口，这次他态度也强硬起来。6个日军少尉上来把他围住，狂喊乱叫，毫无礼貌可言，他大吼一声，“在客军上级军官面前，为什么不敬军礼！”这句话问得太突然，太没头脑了，他们都愣了，才注意到站在他们面前的中国哨官是个中尉。
　　少尉的态度果然有些收敛，但初衷未改，哨官不客气地招了一下手，一队30名持枪的士兵跑步而来。
　　中尉反而退到一边，30名上刺刀的步枪对着少尉们，逼着他们向后退。开始少尉们还较嚣张，大喊着抗议，他们越向后退气焰越下堕。一步一步退着。最后把他们逼在大铁门对面，写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大字的影壁前面。他们从高喊变成了哀鸣，“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是坚决执行命令的，没有完成，就要切腹。”
　　那个“中国通”少尉还真的举着指挥刀要切腹的样子，但是，没切。
　　中国军队胜利了？没有。这6个少尉虽然被中国士兵逼走，日方又以抗议、出兵相威胁。宋哲元和秦德纯商议了一个办法：兵营里找个房间，挂起二十九军情报处的牌子，让日本顾问上班。情报处人员另在它处秘密办公。佟麟阁只好同意这个中国式的办法。
　　胯下之辱当然是要忍耐的，只要你是韩信，不是草包。这个时候的中国要钻的“胯”太多了，有人不甘寂寞就去当汉奸了！
　　青年学生们来了，他们还是学生，不是士兵。在报名处就开始了叽叽喳喳的争论。当时青年最关心的题目就是中国的前途问题，“中华民族，在20年后，就会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最保守的观点是50―60年。他们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会血气张扬地辩论起来。其实，对这个主题的争辩也不光是在青年学生之中，有志之士，忧国忧民之士都在考虑，甚至有些外国人也在考虑。20―30年的观点，大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受苦难太深了，他们梦寐以求自己有一个富强的国家，尤其在华侨中间，他们甚至可以将几代人积累起来的财富贡献给国家，自己不惜再做乞丐。日本人考虑这问题似是比较极端，主要是军国主义政治的影响吧，他们唯恐在几年内，中国统一发展起来，其弹丸小国将不是对手。
　　佟麟阁听到下面给他的汇报，他心头一热，意识到培养这些热血青年，再用西北军老一套训练士兵的方法是不行了。可是，他现在还没有好的方法。他的经验、方法也只能沿袭旧路。
　　不管如何，训练总要开始。
　　佟将军怎样训练学兵，不妨把一个已经战死沙场的学兵日记摘录几段：

{{8月×日}}
　　开学。吃红烧肉。吃饭时间只5分钟，据说，是向日本学的，日本军人吃饭时间也是5分钟。
　　下午，士兵术科，练西北军单杠三大套（屈伸上、摇动回转、拿大顶）。
　　吃肉过多，拉稀、要求出恭。在奔厕所的路上，每过一单杠，还要求引体向上三次，几乎将大便拉在裤裆里。
　　入厕，厕外站一哨兵，大吼一声“骑马蹲裆”。原来每入厕必须骑马蹲裆式，头露在土墙以上，哨兵站在墙外能够看到。稍支持不住，哨兵就会大吼“骑马蹲裆”。
　　发四书五经白话解袖珍本，人手一册。要求装在上衣口袋中，随时翻阅、背诵。

{{8月×日}}
　　发歌本，包括：《八德军歌》、《悔改歌》、《射击军纪歌》、《利用地物歌》、《行军歌》、《站哨歌》、《吃饭歌》、《国耻歌》、《睡觉歌》、《起床歌》。
　　最可笑的是《悔改歌》，歌词是：“悔改工夫切要，曾子三省教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乃是完人。”
　　好像入小学的蒙童，对我们大学生简直是复古的启蒙灌输。
　　《起床歌》必须鼓起中气去唱，否则像在庙里念经，你看这歌词：
　　“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升人起早，国耻莫忘了，将来练得学术高，复兴民族显英豪。”
　　睡觉前还要唱《睡觉歌》：
　　“今日工作又完了，平安快乐去睡觉……外患方多，卧薪枕戈，人人振作奋勉，努力工作，不可懒惰，救我中华民国。”
　　我们向团部提出，这像山村民歌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一脉相承。我们要求驱除鞑虏的战歌！终于同意。但找不到作曲和词作人。

{{8月×日}}
　　军阀吴佩孚讲《春秋正义》。

{{8月×日}}
　　宋军长在操场集合全体官兵讲《大学》、《中庸》，并指出这是委员长的要求。
　　《大学》、《中庸》能救中国？四书五经能救中国？学兵要求讲科学救国，民主救国！

{{9月18日}}
　　今天是国耻日。
　　今天只吃一顿饭，每个馒头上都印着“勿忘国耻”四个字。
　　朝会中，学兵高声问答：
　　问：“东北是哪一国的地方？”
　　答：“是我们中国的！”
　　问：“东三省被日本占去了，你们痛恨吗？”
　　答：“十分痛恨！”
　　问：“我们的国家快要亡了，你们还不警醒吗？你们应当怎么办呢？”
　　答：“我们早就警醒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学兵唱着《国耻歌》回营房，大家躺在自己铺上，凝神静思，深刻反省，以期官兵知耻后勇。
　　晚，大家正躺在铺上，队长进来通知，丰台与日寇发生冲突。学兵都跳下铺，要求去支援丰台。长官说，等待命令。
　　……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生了人所共知的“西安事变”，史书都冠以“震惊中外”，这话不假。
　　在日方不断挑衅，我国军民抗日情绪日趋高昂声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很迅速地在全国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散播开来。对于国仇家恨方殷，思乡心切的东北将士，尤其具有莫大的鼓动力量。连东北军统帅张学良，都大声疾呼：
　　“誓必收复先人故土！”
　　15万东北部队呐喊着：“打回老家去！”
　　你去叫他们剿共？
　　事与愿违。
　　先是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阎锡山要求中央支援，实际上是要武器弹药的支援，蒋介石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中央军开入山西，待红军退出山西，中央军也赖着不走了。这已使阎锡山耿耿于怀。
　　再者，陕西省改组，以生活腐化或违法吸毒为借口，淘汰了一些西北军的（指杨虎城部，杨部原属西北军）旧干部。任西北“剿总”第三路军总司令、陕西省主席的杨虎城，感到中央在削减他的势力。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蒋介石感到“剿共”进度迟缓，不辞辛劳，先太原，后洛阳，再飞到西安，坐阵指挥。
　　张学良求见蒋介石，谏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对张大加斥责。之后，张再见蒋，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又加严厉斥责。11日，张学良的特别助理黎天才求见蒋，又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还不悟。军心已变矣！
　　固执是人所难免，小人的固执不过是鸡零狗碎的事，大人物的固执，涉及到国家命运。不管怎么说，固执也是凡人的品格。
　　“震惊中外”，其震惊最大的莫过于日本，关东军本来想在绥远再动手脚，“西安事变”把他们震呆了。日本官方估计，中国亲日派政府（指以蒋介石为行政院长的日本留学生政府）将遇到空前危机。中国少壮军人也效仿日本“下制上”。这些少壮军人可能要和日本人玩命了，而且会得到中国举国支持。
　　张学良扣押蒋介石以后，通电全国，并专电通知各地重要将领如：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李宗仁等，并专门与陕北的周恩来联系，要求到西安共商国事。形势相当严峻，举国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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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
（为什麽有5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