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

作者：羽戈


　　《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 龚刚著

　　文津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18.00元

　　马克斯・韦伯病逝之后，有人赞誉他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后一位博学者”，并判定他的身躯倒下的地方，便立起了宣告一个博学时代终结的路牌。比照起来，国朝的钱钟书先生也可享受这项耀眼的荣光。1998年，“文化昆仑”轰然崩塌，同时代的文化大家如余英石和王元化等，都在悼念文字里声称，钱老的去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余英石），“意味着20世纪初涌现出来的那一代学人的终结”（王元化）。甚至连大洋彼岸的西方学者都认为，“钱钟书之死标志着五四运动所孕育的一代人的故事的结束”（嘉思伯・贝克尔）。沉迷于一种莫名悲伤的氛围，这类“终结”的盖棺论定确实很能触动人心，尽管依我的揣测，这些言论多半不是指向回归寂静的亡灵，而是悲戚的生者――说一句不敬的话，这里总潜藏着半丝兔死狐悲的味道。更让人感慨的是，“终结”的说法总是不间断的出现，而我们的时代和文化天空却依然陈旧如斯――他们死了，我们还活着，这是最重要的道理，我以为。

　　由钱钟书而忆起韦伯，却不仅仅是因为后世的类似评定；在一个学问已经专业到针眼大小的时代，他们作为不屈不挠的博学者，应该更能赢得我们的尊重。澳门学者龚刚的论著《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便是从钱老的博学上立意论述，“逍遥”一词，纯粹是学术境界上的，暗合了钱老“旁通多语，出中入西，打通古今，融贯文哲”的潇洒自如姿态。钱的学识广博，举世皆有所闻，他赖以成名的小说《围城》不过反射了一个浅薄的切面。我印象至为深刻的，是李慎之老人说起的一件遗事：晚年的钱钟书仍旧保持着对国际思想潮流的敏锐嗅觉，如当时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等，据说，“后学”中最关键的词语“解构”（deconstruct），还是译自钱钟书之手。这似乎比留洋博士方鸿渐先生在母校大谈梅毒还让人感觉匪夷所思，但这事情又真实发生在“北京城最后的隐士”身上。如此，即使如对钱老“在七度空间逍遥”这类有些变味的称许，也不该值得我们惊诧。

　　我注意到龚刚对钱钟书的定位：爱智者――而不是流传于国朝的“智者”。如果排除硬抠字眼的嫌疑，我倒是愿意对这个意味深长的细节表示一定的关注。因为在希腊哲学里，曾经有“智慧”与“爱智慧”之分，前者对应“智者”，后者对应“哲人”。一个人可以是有智慧的，这是普遍现象；而只有生发出对智慧的真挚爱欲（eros），才可能进入哲学的窄门，这份机遇却只属于极少的人。这种人以追求智慧为天职，尽管知道智慧最终是不可得的，但仍然要义无返顾地踏上不归之路。依照这个说法，龚刚认为，钱钟书正是一个遭受着“爱欲”的鼓荡，奔跑在柏拉图所言的丰裕与匮乏之间的哲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将钱钟书称为“爱智者”，以区别于自诩有智慧的“智者”。

　　这便勾起了我的一些疑虑。其一，真正的哲人，如苏格拉底，都是“自知其无知”的，“无知”才是哲学生活的境界，而钱钟书却被公认为有着高超识见的博学者――至此，冲突难免浮现。或许我们可以说，哲人看待问题的视野与寻常的世人是分歧离异的。一面无知，一面博学，恰恰证实了哲人眼光的独特与深刻。当然，钱钟书是否认同会古希腊的哲人，肯定自己的无知――他早设置了一道屏障挡回后人的疑问：“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这里的诡秘，倒是很有哲人风范。

　　其二，如果以追逐一种终究无法把握的虚幻事物为毕生的志业，那么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生活――至少在一般意义上讲――应该是悲剧的。信守此道的哲人的面容，也与艰辛跋涉的苦行僧一样足够悲怆。但一个事实是，钱钟书处世与为学的境界，却是喜剧性的，完全可以称上“逍遥”二字――《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局限于对“游于艺”与知识学层面上的“逍遥”姿势的探究，而没有深入到对哲学上的逍遥精神加以发掘，不得不承认是个深重的遗憾（对此，作者在《臆说钱钟书》里已有注明，非不能也，实在是学科之限）。如龚刚所言，爱智者钱钟书分明做到了将求知当成乐趣，将“可爱”之学与“可信”之学融为一体。而在王国维的眼中，这二者却是分裂的――“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因为这种两难，他才感叹：“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可这重哲学劫难到了钱钟书手里，却给轻易消解掉了，这总让人寻思。

　　在我们常规的思维里，于问学一途，趣味只是枝节，智慧才为大道。一旦“爱智者”转化为“乐知者”，很难保证他的“爱欲”还能如原初一样冰清玉洁，而不变质腐坏；因此，“爱智者”的身份也会顺带受到怀疑：这个人爱的到底是智慧，还是乐趣？谁又能保证“可爱”的趣味之流不将“可信”的智慧之光急速冲淡？我愿意在这里重复钱钟书的一个妙喻，价值指向却与龚刚的引用悖逆：“为了追逐之乐而追求真理，其所求者乃是乐趣，而非真理；这类似于小猫围着自己尾巴打转的游戏。”我认为这是钱老对自身的警醒之言，因为他要追寻真理的极光，却又时刻忧虑滑入乐趣的陷阱。王国维的精神苦难，也是他必须面对的。

　　钱钟书如何化解两难之劫，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留给世人的，确实是一个逍遥者的影象，睿智，风趣，而且能自得其乐。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向世界证明：真理与乐趣是能够和谐统一的，哲学不是一种疾病，沉思不是空虚的自恋，爱欲指引的道路，也并非如想象中的那般悲壮――只是人们一厢情愿地将“可信”与“可爱”割裂开来，又给一些貌似艰难的作为涂抹上了严肃庄重的色彩，让它们深沉而静穆，远远隔离于我们的世俗生活，并映射出一副悲剧投影。为什么“爱智慧”不能是喜剧的呢？我想起一句俗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无论这笑声是否善意，但上帝是以笑声，而不是眼泪，来应对芸芸终生的思考。这就够了，这总让我欣慰――也许，还有钱老。

　　还想说几句多余的话。记得当年，正是钱钟书的《围城》与王朔的所谓痞子文学，才让受困于贫乏枯燥的青春期的一个高中学生明白，原来小说可以写的这么好玩。而在那之前，我读的多半是教科书上的经过意识形态阉割的小说，余下的，即使如鲁迅和张爱玲的作品，也给人一种沉闷与阴郁的感伤。这应该是我与钱老的第一笔交情，也是我最感激他的地方。在此后的岁月，我一度沉浸于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的精神模式，曾对钱老的诸多举动投以深深的不屑，虽然没有如余杰那样绝情地宣判钱在文革中的沉默就是一种犯罪，但也嘲讽过他的逃避――或者说，逍遥。我毫不讳言我现今谈起这些往事时的羞愧，特别是在我晓得以下道理之后：一个需要圣徒去杀身成仁的社会注定是不幸的，同样，一个连不说话的自由都已丧失的社会也是不幸的；而这样说来，根本就没有人有资格以自身的拯救去批判他人的逍遥，因为两者承受的不幸是等同的――甚至我日益开始怀疑，将拯救与逍遥对立以来，是否算得上一种明智的做法。很多时候，它们――正如哲学上的“可信”与“可爱”，真理与乐趣――并不足以构成同一层次上的二元抉择。担当，还是犬儒，在不幸的境域里，很可能会是一个伪问题――除非，基于与命运之神的秘密约定，钱钟书成了无数哈姆雷特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