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近期刊发了一篇由社科院研究员、抗战史专家“京中”撰写的《蒋
介石在抗战中的历史功绩》一文，对中共过去以历史服务政治需要的抗战史观进
行了深入反思，并认为要站在全民族立场上全面、客观和如实地对待和评价抗战
史。诚如斯言，让历史归于历史，让事实归于事实，是治史的最高境界。但通读
此文，却有不少历史事实和立论有诸多生疑之处，细推之下，不由得感慨：要写
一部客观、如实的信史是何其的难，即使如作者本人这样的专家，也免不了情急
而失色，言重而失真。

一、张学良有 “不抵抗主义”吗？

（原文：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扣蒋，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
因此，对“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实行“不抵抗主义”也竭力掩饰，把
这段历史说成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张学良为蒋介石背了“黑
锅”。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日本的挑衅采取“避
免冲突”的方针，事变发生后采取“诉诸国联”的作法，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
，同时准备抵抗。这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同。）

在此段话之前，作者还对中共现代史观作了两个“凡是”的总结：
――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罪过，凡是能与他（蒋介石）沾上边的，无一不可归
罪于他。 ――在中共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各种地方实力派，凡是反蒋者都是中共
可以利用的对象，因而均可称之为“爱国”的“进步势力”。

蒋真正掌握国民党实权在1925年左右，而从中国现代史为开端的1919年至此之间
的“一切罪过”，中共有没有“与他能沾上边的，无一不可归罪于他”，历史自
有评断。蒋搞***、行***，引发国民党内部派系混战是不争的事实。从某种程度
上而言，他们反对蒋的***和***，如桂系、冯系等，就事论事，这种行为应不应
划为“进步的”行列，读者也自会有公论。这里重点讨论“九•一八”事变
中的“不抵抗主义”。

张学良有没有“不抵抗主义”？作者的结论是明确的：有，并且受到了 “竭力掩
饰”。张有没有为蒋背“黑锅”，请看事实： ――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后，
正在江西抚州剿共前线的蒋担心事件会导致全国性的抗日运动，致电南京政府和
张学良，称：“发动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呈***之跋扈，同时对于
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伤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稳忍自重，
以待机会。” ――8月16日中村事件后，蒋又致电张：“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
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呈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
顾，希转饬遵照执行。” ――9月6日，张学良遵照蒋的指示，分别致电东北边防
军参谋长和政务会（注意，这就是张以后在回忆里所承认的）：“……对于日人
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迅速密令各属
切实注意为要。”

由上所述，这明明是张学良小弟听从大哥，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忠实
执行蒋的政策，怎么倒过来反成了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了？张学良何其冤哉
，既背了“黑锅”，为当时不明真相的广大群众所不解，又为现在的专家学者所
不容，竟被扣“不抵抗主义”的大帽，这世间还有真相，还有公理吗？

作者认为，蒋“避免冲突”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同，这之间的界限有这
样清楚吗？且不说与日本人有着杀父之仇的张学良本就没有什么不抵抗主义（倒
是蒋一直把“攘外必先安内”挂在嘴边），就算有，也不知当有人准备要打我时
，我说要“避免冲突”，等到真打时，我还是“避免冲突”，束手挨打，请问这
样的“避免冲突”与“不抵抗”究竟有何不同，有多大的不同？

DD作者说蒋在事变后，一方面诉诸国联，一方面准备抵抗。前者是真的，后者
呢？事实是数万关东军在张学良20万东北军部队的眼皮下，仅用了4个月就占领了
东北全境，如果说事变当天我们反应不及尚有可原，那之后那么长的时间蒋又在
哪里“准备抵抗”了？

当时真正抵抗的是马占山等领导的部分警察部队和一些违抗不抵抗政策的东北军
官兵，还有中共领导的抗联及自发起义的民兵，而蒋忙着要中央军剿共，忙着让
张学良率10万部队进关帮他打中原大战，这就是作者说的“一面同时准备抵抗”
吗？

DD关于保卫锦州，作者说“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顾维钧，和张学良的部下刘哲
等人都主张，东北军要在锦州抵抗。但张学良硬是不听，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从
锦州撤回关内。”而事实是从10月8日到11月底，日本关东军和伪军数次进攻锦州
，但都被张学良的部队打退。由于失利，日本当局害怕引起国际反对，于28日命
令关东军撤出辽西。12月上旬，日本成立了更支持军部政策的犬养毅内阁，之后
日本陆续增重兵欲攻锦州。而当时的守军却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政策（依然是不
抵抗）和军事（不从关内派一兵一卒）支持，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出于保
存实力的考虑，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命令东北军3个旅撤回关内。

DD关于“一•二八”淞沪抗战，作者认为“过去只承认第十九路军奋起抗
日，而诬称蒋介石不予支持，甚至破坏。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五
军赴沪支援参战，而表面上仍打第十九路军的旗号。”关于第5军参战的问题，中
***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在10年前即1995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一册中
就明确给了充分肯定和赞赏，但作者片面认为中共过去只承认19路军抗日，看来
思想还是不能与“旧”俱进，有点想当然了。至于有没有“诬称”蒋介石不予支
持，甚至破坏，李敖先生的《蒋介石评传》中说得很清楚。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的
是，当日军最后增兵到8万人，飞机共300余架时，第19路军和第5军总人数才不到
4万人，蒋光鼐一再要求政府增兵，但都被蒋介石以“剿赤”为由拒绝。为避免中
国军队被包围，他们不得已才撤退，正如张学良部在锦州最后才撤退一样。最终
结果是在日本军刀下签订了妥协退让的《停战协定》。

DD关于卢沟桥事变后，作者说“可是，有的著作仍然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抱着避战求和的念头，影响了宋哲元，使后者举棋不定，态度软弱。”
这是事实。”七.七”事变后，蒋和国民政府急于与日直接交涉，并在7月12日的
外交部声明中说，或“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
”同时还寄希望于第三方国际调停，但最终破灭。作者还说“宋哲元甚至拒绝增
援的部队北上”，与事实不全符，7月26日，宋连续两次致电蒋，请求增援，蒋即
复他可直令孙连仲部加入。这怎么成了“拒绝”呢？客观而言，宋确实存在着备
战松懈、贻误战机的问题，但蒋和国民政府也负有不可推卸的指导责任。蒋后来
自己也主动承认：“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

二、力求避战，能为中国抗战赢得多少时间？

（原文：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一个弱国抵抗军事强国日本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
前，中国政府之所以力求避免发生与日本的战争，或者尽量推迟战争，就是因为
，中国的军事作战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上的统一程度等，均不如日本，故
力求推迟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尽量多争得一些准备的时间，这是有利于中国的。
战争发生后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DD作者这里在变相为“攘外必先安内”正名，也是一厢情愿的解释。

一、中国的综合实力不如日本，这是事实，但这不能成为为争取准备时间而对日
妥协甚至不抵抗的理由。这种政策从长远来看，并不如作者所说的“有利于中国
”，反而造成了战略上的巨大被动：“九•一八”不抵抗，使中国失去了国
土面积大于日本3倍而且民族经济正蒸蒸日上的富饶东三省，事实上连日本人都没
想到会这么轻易得手。长城抗战，蒋的中央军忙着剿共，不肯北上支援32军、29军
；察哈尔抗战中，蒋不但不支持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反而调重兵攻它，致使长
城一线全为敌手，华北已无天险。松沪抗战，蒋也是不派主力增援，最后让日本
扩大了在上海的驻兵权限，使得长江沿岸的首都南京、经济中心上海等政经要地
均处在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的战略缓冲、生存和发展
空间大大压缩。但是这一切，在当时是不是都是不可改变的呢？试设想，在这三
处抗战中，蒋和国民政府如果坚决抗战，寸土必争，那么后果又该如何呢？以在
上海抗战的第19路军、第5军和在长城抗战的第32军、第29军所表现的战斗力和牺
牲精神，就可知有时决定战场胜负的并不是由两国所谓的综合实力差距所决定。
同理，“九•一八”时，装备精良的20万东北军如果与数万关东军浴血一战
，不管最终结果怎样，但总比不抵抗要好得多吧。

二、“以战止战”才能尽量推迟战争，才能使中国尽量多争得一些准备的时间，
特别是在战争还处在局部萌芽阶段时，更应充分彻底一战，以最大的作战决心和
死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挫败敌人欲扩大战争的野心，使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
有侵略的企图。而欲以不抵抗、以避战的方式赢得准备的时间，只会更加助长敌
人的侵略野心，更加大了抗侵略一方的战略压力。

在“九•一八”事变前，尽管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一直就有，但日本并没有
完全作好与中国全面作战的准备。发动“九•一八”事变，其实更多的是日
本陆军部，特别是关东军等侵华激进派（他们对当时内阁政府侵华的谨慎政策不
满）铤而走险的一次正面试探行动，但中国军队不抵抗，竟使其一击便大获成功
。东北战事的如此顺手，让日本海军部眼红，数月后便发动了128事变，但没料到
19路军不执行不抵抗命令，殊死一战，打得日军损兵折将，损失惨重。但中国政
府关键时刻不增援重兵，致使本为有利的战局朝日方转变，当然最终谈和的结果
是日本军队在上海的权益更加扩大。一步让，步步让，在之后的长城抗战、察哈
尔抗战，绥远抗战中，中国军队每次战到最后，总是没有后援而归失败，国土一
步一步沦丧。

相形之下，1938年至1939年间苏联远东军在面对日本关东军的边境挑衅时，毫不
妥协，尽遣精锐，在诺门坎等战役中大败日军，使日本关东军受到极大震撼，直
接导致其“北进”计划破产DD“大本营的意图是，在处理中国事变期间，以帝
国军队的一部在满州戒备苏联，维持北方的宁静。”为此，苏联赢得了东方战场
的安全，也就赢得了对德的准备时间，避免了东西两线备战，最大程度取得了战
略主动。

更重要的是，中国越退让，其所失去的战略资源就越多，而日本人得到的资源就
更丰富，他们的战争准备就比中国更充分，战略态势就更有利。在东北、华北等
要地相继沦陷后的1937年5月，日本陆军部制定了《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要纲》，把
中国东北和华北正式列入日本的资源圈，明确规定该要纲是为了“在有事之日，
能在日满及华北获得重要资源的自给，而在平时，则由此谋求国力的飞跃发展”
。DD本是我们发展壮大国力的资源却成了日本发动战争和增强国力的主要动力
，这就是我们要“避免发生与日本的战争，或者尽量推迟战争”政策的后果。请
问，这也是作者认为的 “有利于中国的”吗？

三、即使在这种所谓的“争取准备时间”过程中，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准备在
较大程度上都在为“安内”政策服务，中国在内战中耗费了本不强大的国力，在
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个阶段的国力的发展。关于“安内”，作者认为其主要对象
并非中共，他说：“即使是，也不止于剿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还包括了消
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对立，求得其内部的和平团结。”作者如果不
是存心要为这个政策平反，那就是对主要历史事实视而不见：仅蒋在第五次“剿
共”一次就动用了100万军队，这个规模“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与他对桂系、冯
系等几次国民党内部战争动用军队的总数相持平，更不用说前四次“剿共”共动
用的兵力了。

更重要的是，你在争取时间准备的同时，日本人会是龟兔赛跑中的那只兔子吗？
童话就是童话。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始终就没变过，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怎么占
领中国，根本不会给你这个时间。在战争时间的较量中，日本人不会睡大觉等你
追，而只会跑得比兔子更快。因此，在外敌当前的紧迫形势下，是先用本不阔绰
的家当打倒自己的兄弟，再想着怎么单枪独挑强敌；还是以老大的身份，主动调
和、团结要分家的兄弟，等打跑强敌后再论家事，哪个对这个家更有利？

试作假设，如果当时“九•一八”后，蒋提出“抗战到底”，建立抗日统一
战线，以“抗战”而令中共、国民党内部派系等诸候，一举占领政治上、军事上
、舆论上、外交上、道德上的制高点，当时国内还有哪个政治力量敢冒当民族汉
奸的风险去抵抗他的领导？他所要的“内部和平团结”或许就得来全不费功夫。
但蒋一而再、再而三坐失良机，迟迟不调整对日政策，不能不说是重大的战略决
策失误。从这一点而言，他最终输给毛泽东，并非偶然。再说，当时的苏、美、
英、法等国对日本在东北、华北和上海的侵略损害他们的利益也表示不满，中国
当时要是抗战到底，在国际上而言，是得道多助的。但我们不抵抗，幻想国联为
我们主持公道，为我们争取时间，但我们忘了一点，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
谈判桌上永远得不到！

三、与日谈判是不是妥协投降，能不能谈回东三省？

（原文：在战争过程中，日本政府不断采取诱“和”手段，国民党政府确实多次
与日本伸出的触角有所接触。这是不是就是想妥协投降呢？战争中“兵不厌诈”
，同时，“和谈”也是不厌诈的，关键是看国民党政府有没有出卖领土主权，真
的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并没有。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的接触，或是为延缓日军的
进攻，或是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中止抗战，准备投降。）

DD日本为何不断采取诱“和”手段？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民在抗日统一战
线的领导下，全民族同仇敌忾，坚决抗战，以决死的牺牲精神与强敌作战到底，
大大打破了日本人的战争构想和计划，迫使其速战速决方针（该方针建立的基础
之一便是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在武汉会战后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
为辅的方针。这正证明了中华民族早团结，对抵御强敌就早主动，抗战的决心越
坚决、越彻底，对敌人的打击就越有力、越惨痛。

从结果而言，与日接触谈判，国民政府最终没有出卖领土主权。史料表明，日在
诱蒋（桐工作）的同时，也在诱汪精卫，也在诱阎锡山（伯工作）等地方实力派
，但更侧重诱蒋，因为蒋的实力和影响力都是其他人不可比的。但蒋没有上当，
是因为他一方面这时对日本的认识更清醒：“如果我们还想在虎颔之下，苟求余
生，想以和平妥协的方法，求得独立平等的生存，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另一
方面，在于当时国人的主流意见都是抗战到底，爱国华侨陈嘉庚就说过，凡抗战
未胜利前谈和者，皆以汉奸投降罪论处。在此情形下，蒋与国民政府不能也不敢
出卖国家领土主权。

当然，这其中有一个抗战奋斗目标的问题。作者认为，“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不
承认（伪满），而且将收复东北领土和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作为抗日
战争的奋斗目标。”事实并非如此。蒋曾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讲
：“平津未收复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还说：“我们不恢复７７事变前
的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该会虽然确立了继续抗战和继续持久战的
方针，但其抗战的目标是有限的，并无彻底战胜日本，完全恢复所有领土主权的
决心。恢复了“七.七”事变前的原状就是胜利，可见此时的蒋和国民政府，并无
作者声称的“始终将收复东北领土和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作为抗日战
争的奋斗目标”这一说。事实上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相继对日宣战，这
时蒋才对最终战胜日本有了坚定的信心，才正式对日宣战，“所有一切条约协定
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这才含有要收复所有失土的抗战目标
。

但从过程而言，其中便有不少可探讨之处。首先，作者说在抗战初期战局十分艰
难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提出过“和”的条件是采纳了苏联为中国政府出的主意
，其实出这个主意的是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当时的英美对日采取绥靖政策，希望
中国对日讲和；相反在这一阶段，苏联出于让日本陷入中国战场不能脱身“北进
”的安全考虑，大力援华抗战）。1939年5月，卡尔向蒋的全部建议之一，便是恢
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以此为前提的谈判，谈不成，自然是幸事，一旦谈成
，后果就非常严重－－等于默认日本对东三省和外长城失地的占领。因此，这样
的谈判本就应一口回绝，根本没有谈判的余地，但“国民党政府确实多次与日本
接触”，又怎能不让时人将其与“妥协”进而与“投降”联系在一起？

其次，作者用“兵不厌诈”来解释蒋与日进行和谈的动机和出发点，认为“或是
为延缓日军的进攻，或是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实属牵强。事实是，日
本诱蒋的“桐工作”从1940年2月开始到当年10月结束的8个月期间，日本并没有
延缓进攻，而是以打促谈（发动枣宜等会战），或是以炸促谈（重庆大轰炸等）
。当然也不是为了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事实是，汪与日本的秘密谈判从
1938年1月开始，到汪于该年底发表艳电，再到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正式成
立，前后持续了两年多，而日本诱蒋的谈判于1939年11月便已开始，到1940年2月
底才命名“桐工作”正式启动。换言之，在该工作启动之前，汪就已实质上投敌
了，这哪里说得上是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但当时日本仍
寄希望于诱蒋的“桐工作”，直到该工作破产后，才于当年11月30日与汪伪签约
，正式承认该政权）的成立？

还有一点难以理解的是，真是要阻止汪的投降，蒋为什么要接受与日谈判这种与
虎谋皮的手段？汪伪投日后被国人痛斥的下场，蒋又不是不清楚。而且，靠与日
谈判来阻止汪的投敌，指望敌人去收拾正对自己有利的走狗，蒋会有这样荒唐的
除奸想法吗？如果真是如此，那蒋得开出多大的条件才能换取日本人除去已出卖
大量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汪呢？另外，如果蒋在日本主动诱和时一直旗帜鲜明地表
示宁战不和与宁死不降的彻底的抗日态度和决心，那么这项桐工作的谈判怎会持
续长达7个月之久？反过来说，这岂非是不打自招，作者在承认蒋对抗战到底的决
心有所动摇？

更不可理解的是，作者认为，当时中国没有军事能力收复卢沟桥事变后失陷的大
片领土，如果通过和谈能使日本退出它占领的土地，但“事实上日本不可能接受
这种条件”，所以“恰恰证明，国民政府提出这样的条件对中国是有利的，而对
日本是不利的。”

如果从什么“兵不厌诈”的战术层面考虑，“通过和谈能使日本退出它占领的土
地”，不战而得失地，这当然划算（当然不可能）。但是，如果仅从日本“事实
上不可能接受”的单方面态度，就能得出结论，证明这种谈判对中国有利，不能
不说是作者历史的短视。

以中方而言，既然是谈判，既然是想以谈收失地，为何就不在谈判中提出对中国
“更有利”的条件？比如，不但要收回“七.七”事变后的失地，还要收回东三省
、收回台湾。有人会说，这种想法不切实际，但反正“事实上日本不可能接受”
，提提又何妨？要知道“取乎上，才能得其中”是中国的谈判古训呀，遗憾的是
，我们不但在战场上打不赢，就连在谈判桌上也没有叫板的胆量。因此，所谓有
利只是朝廷偏安一时的“小利”，而非国家彻底独立的“大利”。

以日方而言，假如日本当时的野心不是那么大，不是想着北进苏联，南进太平洋
，而是出于国内国际压力来个激流勇退，见好就收，答应恢复“七.七”事变前状
况，双方以谈判文件形式公开承认日本在满蒙、在华北、在华东的权益，到时在
白纸黑字面前，作者还能如此从容而言：“这对中国不是非常有利吗？” 当然有
人会说，那些失地等时机有利时再收回。但现在来看，以当时这等未战先怯和未
谈先让的精神气质，东三省和台湾恐怕永无归日。好在日本也是个战略近视眼，
不懂得收放与进退，最终事实上成全了蒋的彻底抗战。

还有不能忽视的是，这种谈判虽然“没有中止抗战”，但对抗战却有相当负作用
。大敌当前，最忌军心不稳，导致内部分化。汪投敌后，阎锡山就曾意味深长地
说了一句话：“兆铭走早了。”汪成立伪政府后，在华东敌后的国民党军就有40万
投敌。抗战的力量一时消长折冲，让时人与后人嗟叹：我们的汉奸为何总是这么
多？

因此，对日的这种和谈一旦成功，只会让国人余恨，让日人开怀，所以对中国根
本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在日军刺刀下的与日和谈，无论出于何种目的，
能达成何种交易，其结果必然是利于日本而不可能利于中国，而达成不利于中国
的谈判结果，实质就是对日妥协，对日投降。 还是那句话，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
西，在谈判桌上也永远得不到！


四、毛泽东当年将反共与投降混为一谈了吗

（原文：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已经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固然是投降派，没有投
降日本的蒋介石则是“暗藏的投降派”。照此说来，既然连国民党主流派的代表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都是“投降派”，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
可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

DD第一，翻遍毛选，特别是抗日期间的文献，毛从未在文章中将蒋定义为“暗
藏的投降派”，对于什么是“投降派”，毛在1939年6月30日的《反对投降活动》
一文中明确指出，当时主张“和则存，战则亡”的主和派即是投降派。他还指出
，这一派“按人数来说，则仅仅是抗日阵线中的一部分的动摇分子”。这些人才
是毛真正批判的投降派。作者引述毛选的注释，认为毛所指的“张精卫、李精卫
”是指蒋介石，但依据作者“处于政治敌对状态下制订的文件，或者领导人的讲
话，我们现在不能照搬过来，代替对历史的研究”的史学逻辑，连正式的文件和
领导人的讲话都不能代替历史研究，那么区区一个受“左”的历史观影响、出于
政治斗争需要而作出的注释，恐怕也不能让作者就得出“照此说来，连国民党主
流派的代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都是投降派”这样的结论吧？

作者还说，中共连蒋介石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可能坚持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而事实是，在建立抗日统
一战线问题上，蒋在较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接受者，否则也不会有张杨的西安事变
，并直到“七.七”事变后，以蒋为领导的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全民族抗战统一战
线才得以正式成立，不应否认，这期间中共是这条战线的最主要推动者和坚持者
。

更重要的是，不仅是毛个人，而且包括当时中共中央都始终坚持维护蒋的抗战领
袖地位。在“皖南事变”中，毛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反共派采取“既团结又
斗争”的策略，并且将“斗争”仅限于政治上的就事论事的揭露与批判，并没有
将斗争对象扩大化，将此事追查到底（尽管他们知道是蒋下的密令），而只是要
惩治具体参与事变的国民党顽固派，从而最大程度团结了抗战力量和维护了蒋抗
战领袖的形象。这场事变，新四军6000余人没倒在日本人的枪口下，却倒在国军
的枪口下，以作者要站在民族利益至上的立场，打日本的队伍越多才越好，自家
兄弟再不听话，那也是抗日的同志，为何要这样赶尽杀绝，这到底是谁在破坏团
结，破坏抗战？

DD作者认为“毛泽东当年将反共与投降混为一谈，在理论和逻辑上难以成立”
，因为“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并
不是一回事。”并认为，“对国民党来说，抗日与反共两者是可以并存的。”

实际上恰恰是作者自己的理论和逻辑难以成立。首先，毛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批判
当时甚嚣尘上的主和派。毛说他们是投降派，一是因为他们的抗战不到“底”，
只主张用和谈收复“七.七”事变前的领土（不含东三省），而毛支持的主战派是
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他认为，投降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公开的，如
汪精卫；一种是隐藏的，如主和派。他们要与日谈和，实质上是屈服于日本的淫
威，不敢通过武力收复全部失地，以作者要站在“全民族利益”立场上的史学观
，这是不是投降？

二是因为他们反共。中共对抗战最坚决，这一点，看看伪满、汪伪、日本对中共
刻骨仇恨的态度就可见一斑（他们几乎毫不例外都打着“反共救国”等旗号，近
卫三原则中有一条就是“共同防共”）。在外敌入侵，要亡国灭种的巨大民族危
机下，国内的主和派还要反共，还要消耗自己本不强大的抗日力量，以站在“全
民族利益”的立场来看，这不是在帮日本人打中国人助纣为虐吗？ 这难道不是投
降？ 因此，对于这一派人而言，反共就是投降，并没有冤枉他们。

第二，为了批毛，作者把“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
国际矛盾，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作为反共与抗日同样“坚持到底”的蒋这一派
（中共称之为“顽固派”）的理论依据，并指出，“对国民党来说，抗日与反共
两者是可以并存的”。

前文已述，毛所指的“反共即投降”实质是批判当时的主和派，对蒋这一派则是
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因此，混为一谈的不是毛，而是作者自己，但出
于对作者这种新鲜观点的兴趣，也不妨作一分析。

以现在观点来看，在内战时期，以国民党的立场，蒋怎么反共都不为过；以中间
派的立场，蒋出于政权考虑，这么做也可理解。但在全民族要团结一致抵抗外敌
的抗战时期，既反共又抗日，鱼和熊掌果能兼得吗？

以所谓的“大历史观”来看，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实质上是以国共两党实现第二
次合作为标志的，蒋如果真采取反共和抗日可并存的政策，这不就是在破坏抗战
统一战线，在挖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墙角吗？更重要的是，这条战线在抗战初期对
于挫败日本的全面进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迫使其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战略方
针，并将日本拖入对中国战略有利的抗战相持阶段，使敌人恨之入骨，欲分化肢
解之而后快，在这种强敌灭我之心不死的严峻环境下，自相残杀、自毁长城的政
策和行径就是自取灭亡，这是不是投敌所好？

丘吉尔是个顽固的反共派，但苏德战争爆发后，在欧洲战场事实上形成了反法西
斯统一战线，在这条战线下，丘有没有在抗德的同时又派兵反苏呢？事实上只有
白痴才这么做，道理很简单，在丘吉尔看来，意识形态的矛盾（英苏）在当时根
本就不能与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英德）相提并论，但是如果不全力支持苏，必
然会削弱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力量，战胜共同的敌人就会更加困难。二战中，欧
亚战场上的国与国关系原则就是非敌即友，绝难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以世界“大
历史观”的立场来看，如果当时丘吉尔反德又反苏，那在斯大林和苏联人民眼里
，还会认为丘吉尔是盟友吗？

反观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从最初“九•一八”后的“反蒋抗日”到西安事
变时的“逼蒋抗日”，再到全面抗战时期的“拥蒋抗日”，可见中共并不认为在
全面抗战时期抗日和反蒋“是可以并存的”，以作者要站在“全民族利益”立场
上的史学观，这与“国民党的抗日与反共可以并存”的政策相较，哪一个更有利
于当时的全民族团结抗战？

作者认为，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
并不是一回事。在这里，作者将对日投降定性为中日国际矛盾，显然逻辑不通，
中日之间的矛盾是反侵略与侵略的矛盾，如果一个要侵略，一个要投降，这两者
还算是“矛盾”吗？恐怕日本人高兴还来不及吧。以作者的逻辑，反共与投降并
不是一回事，反共与抗战可以并存，也是一点干系也没有，从这一点看，真是难
为一心二用、三用，四面招架（反日、反共、反汪、反满）的蒋公了。

但当时的国人又是如何评论国民党的这种共存政策呢？在“平江惨案”、“确山
惨案”、“皖南事变”等一系列 “反共”磨擦事件后，全国大多数舆论都持反对
意见，就可见他们都没有作者这样的见识。因为他们深知一个简单的逻辑DD打
虎还要亲兄弟，同室相煎的最终后果便是一一被老虎吃掉，而不是如作者认为的
两者不相干。

因此，在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战的特定历史时期，国民党内的主和派反共就是亲痛
仇快，就是为他们准备投降开路；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反共就是兄弟相煎，必然使
反共与反日一样积极的他们最终孤立无助，尽管主观上不想投降却客观上为敌人
买了降单。

所幸的是，蒋与中共在国内国际环境的压力下，都没有将双方矛盾与磨擦公开化
、扩大化，共同维系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最终赢得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

结语：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没有任何人和政党不犯错误。对于蒋介石及国民
政府，包括中共在抗战中的历史功绩，既不能“恶其人而恶其美”，也不能“美
其人而美其恶”，应以全民族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事实为依据，有错应批，有
功应扬，才是正确的治史逻辑和操守。

附：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历史功绩（zt凤凰周刊）

文/特约撰稿员 京中

1949年以后，大陆历史学受现实政治影响甚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某一时期的
政治需要决定着历史研究的方向。

回想起来，上世纪50年代，因实行“一边倒”（倒向苏联一边）的外交方针，后
又发生“抗美援朝”战争，故而美帝侵华史最受看重。待至60年代末至70年代，
中苏关系破裂，于是沙俄侵华史的研究热潮又应运而生。

当然，作为学术事业，史学领域的这些课题均可研究，这里只是论及其政治背景
。关键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中，侵略中国最为猖狂，危害中国最为严重，造
成中国损失最为巨大的是日本。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却偏偏对于日本侵华史的研
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大致从80年代起
才逐步有所改变。但其影响相当深远，不容低估。

历史学的起码要求，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然而，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影响，对
这一基本要求的实现是极大的妨碍。这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80年代以前出版的许多历史教材，对抗日战争史的叙述受政治影响的主要表现在
于：一是比较片面，往往侧重于讲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敌后
战场和敌后根据地方面的内容，而对全民族抗战的内容缺乏完整的叙述。二是不
少地方缺乏真实性，多掩盖国民政府领导下正面战场积极抗战的史实，根据政治
的需要，褒贬历史，取舍史实。

这可以从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的论述说起。

蒋介石有无抗战决心

因为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的首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推翻的主要对象，因此
，在历史的叙述中，他也成为口诛笔伐的主要靶的。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罪过
，凡是能与他沾上边的，无一不可归罪于他。在中共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各种地
方实力派，凡是反蒋者都是中共可以利用的对象，因而均可称之为“爱国”的“
进步势力”。

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扣蒋，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因此，对
“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实行“不抵抗主义”也竭力掩饰，把这段历史
说成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张学良为蒋介石背了“黑锅”。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日本的挑衅采取“避免冲突”
的方针，事变发生后采取“诉诸国联”的作法，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准
备抵抗。这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同。

这种差别后来在保卫锦州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当日军要进攻辽西时，从蒋介石
到宋子文、顾维钧，和张学良的部下刘哲等人都主张，东北军要在锦州抵抗。但
张学良硬是不听，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从锦州撤回关内。待至“九•一八”
事变4个多月后，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面
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不抵抗”问题上显然是有区别的
。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
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

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过去只承认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日，而诬称蒋介石
不予支持，甚至破坏。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支援参战，
而表面上仍打第十九路军的旗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抱定“卧薪尝胆”的态度，在对日忍辱妥协的同时，
积极部署为抗日进行准备。而以往只批判他施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进行剿
共。其实，即使是“安内”，也不止于剿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还包括了消
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对立，求得其内部的和平团结。蒋介石领导国
民政府为抗日战争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忽视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即表明了抗战决
心：和平已到最后关头，战争一旦发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卫国守
土之责任。随后，国民党中央于8月上旬召开国防会议，作出全国抗战的决策。

而冀察当局首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中了日本的缓兵计和
离间计。当时，蒋介石和何应钦多次打电报给宋哲元，提醒他严防日本的缓兵计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央政府即下令孙连仲部、庞炳勋部北上增援平津，与第
二十九军共同抗日。而宋哲元甚至拒绝增援的部队北上。可是，有的著作仍然认
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抱着避战求和的念头，影响了宋哲元，使后者举
棋不定，态度软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有没有准备投降

以往许多著作，都曾把抗日战争描绘成，似乎全国抗战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
导的，而国民党政府则始终准备妥协投降。后者在抗日战争前不抵抗；抗战开始
后则是正面战场不断溃败，抗战态度动摇；武汉失守后则是“积极反共，消极抗
日”，而反共即是准备投降。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一个弱国抵抗军事强国日本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
政府之所以力求避免发生与日本的战争，或者尽量推迟战争，就是因为，中国的
军事作战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上的统一程度等，均不如日本，故力求推迟
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尽量多争得一些准备的时间，这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发生
后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在“持久战”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以血肉之
躯，与武器装备远优于己的敌军作战，英勇抵抗，不畏牺牲，出现了许多可歌可
泣的英雄事迹，牺牲的官兵达３２０多万。虽然中国正面战场在一些战役的作战
指挥上存在弱点，军队内部存在团结协作较差以及纪律松弛和腐败等情况，但总
体而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节节抵抗，至战略
相持阶段积蓄培养力量，准备反攻，同时争取国际援助，“苦撑待变”，实现国
际联合对日作战等方针，都是正确的。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达到胜利。


在战争过程中，日本政府不断采取诱“和”手段，国民党政府确实多次与日本伸
出的触角有所接触。这是不是就是想妥协投降呢？战争中“兵不厌诈”，同时，
“和谈”也是不厌诈的，关键是看国民党政府有没有出卖领土主权，真的向日本
投降了。事实上并没有。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的接触，或是为延缓日军的进攻，或
是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中止抗战，准备投降。

抗战初期，在战局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提出过“和”的条件：恢复卢
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是采纳了苏联为中国政府出的主意。过去有一种说法是：
你看，国民党政府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东北大片领
土都放弃不要了。实际上，当时中国军事上没有军事能力收复卢沟桥事变后失陷
的大片领土，如果通过和谈能使日本退出它占领的土地，这对中国不是非常有利
吗？事实上，日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这恰恰证明，国民政府提出这样的条件
对中国是有利的，而对日本是不利的。

国民党政府何尝放弃过东北的领土不想收复呢？日本不知多少次要求中国承认伪
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不承认，而且将收复东北领土和甲午战争后割让
给日本的台湾，作为抗日战争的奋斗目标。直到开罗会议，这才正式得到了盟国
美英的支持和确认。

反共与投降能混为一谈吗？

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一书，收录了中国社科
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的论文《有关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
共指导的研讨》。

该论文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理论，
就是反共即投降。这是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中共开始采取的一种策略。1939年5月
2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利用反汪运动机会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活动，
并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的阴谋，是亲日恐日分
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大力宣传“
反共即准备投降”的观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说谁要投降，那是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的。

毛泽东还说：“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
，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
内打仗。” “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
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演双簧，有些装红
白脸。”他明确表示：“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或）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
以坚决的打击。”

“暗藏的汪精卫”和“张精卫”、“李精卫”指的是谁呢？《毛泽东选集》的注
释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当时汪精卫是公开投降的主要头目，蒋介石则是暗藏在
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也即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暗藏的汪精卫’
，或‘张精卫、李精卫’。”

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已经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固然是投降派，没有投降日本的
蒋介石则是“暗藏的投降派”。照此说来，既然连国民党主流派的代表、国民党
总裁蒋介石都是“投降派”，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可能坚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

毛泽东当年将反共与投降混为一谈，在理论和逻辑上难以成立。因为反共（国共
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反共者
，确有投降的，如汪精卫；但也有抗战到底的，如蒋介石。怎么能说反共一定就
与投降相联系呢？怎么能因蒋介石反共，就咬定他是要准备投降呢？

对国民党来说，抗日与反共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未变，但他坚
持抗战。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立场，其统治地位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中被共
产党取代，但不能因此否认他坚持抗战。

对平型关战斗的宣传和叙述前后不一

在中国，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时，凡抗日总是受
到尊重、赞扬的。因此，国共双方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无论是抗战时期进行宣
传，还是在其后撰述抗战史，都难免有夸大自身抗日战绩的情况。如果几支军队
共同抗日作战，你只讲独有自己抗日，不惜贬损抹煞对立一方的抗战功绩，岂不
背离事实？

对抗战初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斗情况的宣传和叙述，就出现前后不
一的说法。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林彪）在平型关外蔡家峪――小
寨一带伏击日军一支辎重部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不少日军，缴获颇丰。但
这场战斗只是平型关战役中的一次战斗。而当时的宣传和后来不少著作，几乎以
这场战斗替代了整个平型关战役的叙述，使一般不了解情况者误以为，平型关战
役就只有八路军在那里打仗。关于这次战斗的歼敌人数，把消灭敌军数百人夸大
为消灭敌军数千人（原先说是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三千多人，80年代后许多中***史
军史著作已改为歼敌一千多人，90年代有的著作复又改为500余人、600人）。

事实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役，只是9月25日在平型关外东北山地蔡
家峪附近，从关沟到东河南村地段，主要在小寨村山沟的战斗，参加部队是一个
师，时间只有9月25日一天。而平型关战役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署指
挥的战役，集结参加此役的有孙楚、杨澄源、傅作义、陈长捷、高桂滋、刘茂恩
、朱德等七个军十数个师的部队。如从9月12日大同失守后广灵、灵邱作战算起，
至9月底茹越口、铁角岭南失陷，中国军队从平型关地区撤退，则先后有20天左右
。仅在最靠近平型关的地区作战，也有10天左右。

国民政府军大批部队担任平型关正面与日军作战，在许多要点与日军反复争夺，
给日军重创。在林彪师于蔡家峪附近伏击战前后，第三十三军第八旅（孟宪吉）
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激战两昼夜；第一一五师蔡家峪附近伏击战的前一天（9月24日
），第十七军（高桂滋）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搏战，伤亡即达一千多人；第七十一
师（郭宗玢）反攻团城口曾与日军激战；第六十一军（陈长捷）为解救第七十一
师，攻占鹞子涧，程继贤团几全部牺牲；孟宪吉旅与第六十一军吕瑞英旅在东、
西跑池与日军也进行了拼战。最后有第三十四军（杨澄源）第二0三旅（梁鉴堂）
的壮烈牺牲。

一些著作中，对第一一五师的团营作战情况都细加叙述，而对其他一些军、师、
旅的作战都置于不论。将第一一五师参加的一场平型关外的伏击战斗与整个平型
关战役混淆，抹煞其他许多部队的战绩，甚至给人印象，似乎只有八路军积极抗
日，其他的国民政府军队不是逃跑，就是溃退。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过去将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的山西甚至华北战局，说成是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
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从此进入主要地位。实际上，太
原失陷后一段时间内，八路军的力量仍然有限。即就山西省而言，几年中，晋军
阎锡山部，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以及其他各部军队还大量存在。直到1941年晋南
中条山会战后，恐怕才能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代替了国民党政府军在山西作为
主要抗战力量的地位。

过去有的著作对中***队敌后作战中，即使消灭敌军数十人，也用显微镜放大看，
称之为著名战斗，而对正面战场数万数十万人参加的一些重要会战、战役却往往
一笔带过。

在1943年公布的国共两党抗日战绩的比较文件中，将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处广大地
区驻扎的日军总数都算作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的日军总数，于是得出共产党军队
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的58%，而国民党政府军仅抗击了日军的42%。这不符合战争
的实际情况。

怎样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存在一个从什么视角来分析研究考量的问题，即是从对某
一个政党力量发展的利害出发，还是从全民族的利害出发来研究之区别。出发点
不同，结论自然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站在中共一党保存和发展力量的角度，甚至连最值得大力宣扬的第一一五师
参加的平型关战斗，也要被指责为违反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因为这
次战斗八路军也有相当的牺牲和损失。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对林彪的
批判，就出现过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强调要从有利于共产党军队力量的
保存和发展来评判是否应打平型关战斗的极致。80年代，有论者就此进行了批驳
。

对1940年八路军总部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在评价上历来发生较大的争议，也
是这方面的例证。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原八路军副总指挥）后
，对百团大战几乎全盘否定。彭德怀冤案平反后，中***史军史学界对此役的评价
仍有争论。虽然多数论者都重新肯定此役积极抗日，予敌重创，但仍然有人坚持
说此役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发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残酷扫荡。这完
全是从保存和发展八路军的力量的角度出发作分析。

如果从全民族抗战的立场出发，只要是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即使作出相当牺
牲，不都是值得赞扬值得肯定的吗？如果仅从保存自身力量的立场出发，那么国
民党政府军打了那么多大会战、大战役，每战牺牲多少万人，岂不都是应该避免
的了？假如是这样，还谈得上什么抗日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还指靠谁来抗战呢
？

国共两党都参加了抗日战争，但是两党的抗日目的和奋斗目标并不相同。1949年
前，在国内问题上，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对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49年后，
这种情况还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两党领导层都已经更换
了几代。度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

最近，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亲民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
，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三方都表现出，愿以共同的中华民族立场，展望中
华民族的统一和复兴。这受到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的欢迎。国共敌对状态应当可以
从此化解了。

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战结束后，处于政治敌对状态下制订的文件，或
者领导人的讲话，我们现在不能照搬过来，代替对历史的研究，依为结论。按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原则，以往的种种文件、讲话，都需要接受历史事实
的检验，才能判断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个年头了。对于六七十年前的这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
究竟应当怎样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是值得思考的。

民族的利益应当高于政党的利益。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无论如何，应当完全走
出片面狭隘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圈子，转入从客观史实出发，还原历史真相，这样
才能走向学术正轨，才具有科学性，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抗战史专家)

我还以为作者是你呢，
本来还对你有些崇拜，
现今一看你那美丽的倩影也立刻黯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