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璐：共产党怎样征服中国大陆？

我於民国二十四年参加中共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二十六年正式成为一个中共党员，叁十一年最後脱离中共。在这以後，我继续走过中间偏左的路子，参加过民主同盟；走过中间路线，自己和一群朋友有过独立组党的抱负；走过和平运动的路子，希望从消极的活动中为国家留一线生机。直到现在，我的半生中已经接触了二十年的中国政治生活。这二十年，是中国激变的二十年。因此我的半生政治生活，也成为中国这一代不幸的青年的一个缩影。二十年来，是整个中国的一大悲剧，也锻□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为中国的前途和出路找到最後一个结论。这结论就是：个人自由、国家独立、现代科学叁者是中国人民不可分割的基本要求。基於此，我们的观念和共产党人之间，根本是无法共存的。 　　那麽，或者有人要问：既然如此，共产党何以竟能征服与统治中国大陆？

　　是不是如某些浅薄的西方观察家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一个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还有点民主气味。」「中国共产党是民族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是一个有行政效率的政府。」我要指斥，所有这些看法都是极端荒谬的。我愿引述事实，支持我的反驳。根据我过去在中共党内的体会，中共对中国的农民要算是最缺少关心了。第一、中共的领导成分，真正农民出身的要算是最少了。第二、中共的军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但是中共一向歧视农民干部，认为农民自私、短见、不可靠、易於动摇。第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和中共的领导者都曾一再的说过：「分散的小农经济是资本主义复活的温床。」第四、中共的土地改革，常被若干糊涂的人误认为中共分了土地给农民，这块地就属於农民所有了。这是大谬的。关於中共对土地问题的政策，我在延安一共听过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现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副总理）、任弼时（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个人的演讲。中共的观点是：共产党当然反对土地由私人占有，主张集体农业制度，但是，当农民现在还不了解集体化的「好处」的时候，就暂时给他们土地吧。「农民掌握土地，我们掌握粮食，土地重要呢，还是粮食重要呢？农民当然是要选择粮食的，他们就会『自动』的接近我们的集体农场，最後，个体的小农经济也就会『自动』的消灭了。」任弼时说过。

　　当我还是一个中共党员的时候，我走过不少中共统治下的农村地区，我曾发现，一部分农民对中共保持缄默；一部分故示谄媚，能对中共真正表示热情的绝少。但是奇怪的是，一遇中共有什麽要求或者集会，农民即不敢不来，而且表示积极。这是不是可以说中共给了农民什麽『恩惠』呢，不是的，而是由於中共一手执枪一手握粮的两大武器。试问，这样一个党，能算是一个「农民革命」的党吗？

　　「中国共产党还有点民主气味」吗？要答覆这个问题，我首先说明一件事实。我在中共党内，从来没有见到收过一次党费，绝大多数的中共党员是靠党吃饭的，他们参加共党以後，党员的身分变成一种职业，也就是列宁说的所谓「职业革命家」，这些「职业党员」与所谓思想信仰等等毫不相关。其次，我再说明另一事实，中共党员的数量是随着他的武装力量的发展而增加的，因此这个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精神上，就更加符合列宁的所谓「军事化的党」的原则。第叁件事实，当陈云在延安还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他对我们说过：「不错，我们的党是依靠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但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从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命令，否则，我们就不成其为一个布尔雪维克的党了。」

　　试问，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他能有一点点「民主气味」吗？

　　或者，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可能要「民主」些，这又是糊涂的看法了。中共的统战政策，其目的仅在分化与瓦解敌对阵营。当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时候，周恩来在重庆一再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我们却在延安作「推翻政府」的实际准备；当中共与民主同盟「合作」打击国民党的时候，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正在刊登民盟的文告，而中共在重庆的负责人徐冰（现任中共全国人代会常委）觅私下对我大骂民主同盟的一批人是「臭官僚、烂政客」；有一位着名的哲学家张申府，过去一直是同情中共的，因为只有一次和中共的意见相左，竟被斥为「国民党的帮凶」。以上这些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

　　试问，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对於党外人士又有一点点「合作」精神吗？有一点点「民主气味」吗？

　　倘说「中国共产党是民族主义者」，连中共的第一书记刘少奇也是否认这个说法的，刘少奇在他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书中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澈底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者』这对於艾德礼之流不是一个有力的讽刺吗？

　　在中国对日抗战期间，我所见到的共产党中上级领导干部，他们对於打日本人并不十分热心，甚至可以说也不十分关心，同志间日常所谈的多以对国民党的斗争和苏联的胜利为主题。中共当时对抗战有两套做法，一面以抗战的宣传争取青年；一面与日本人秘密合作打击国民党，最显着的例子是，中共的重要干部袁殊，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南京所建立的伪政权中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长。

　　有一糊涂看法，把中共内部分为国际派与民族派，事实上，中共内部中下级干部中，我们敢於相信，不少都还是具有民族良心的；而能够成为中共一个高级领导者，没有点「国际关系」（即苏俄背景），就很少可能了。所不同的是他们与俄人关系程度的深浅，加上这个俄国人本身政治权力的升降，直接影响到他们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与安危，比如说，当贝里亚在苏俄还炙手可热时，他在中共党内的亲信也就权重一时了。绝大多数的中共高级领导者，竞向苏俄争宠之心并无二致，有得宠，有失宠者，但这不是什麽国际派与民族派的问题。

　　我在延安时，见到以下一些事实：第一、绝大多数的中共高级领导者，都轮流调往苏俄受训。第二、绝大多数的中共高级领导者，一直接搭上俄国人的关系，都引以为荣。第叁、紧接着苏俄每一次清党事件以後，中共党内高级领导都中间必有一次权力转移。这叁点，足以支持我以上的看法。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是一个有行政效率的政府。」这意思如果是指中共的政府杀人有效率，破坏有效率，我都承认，甚至艾德礼说中共捉苍蝇捉得不错。我也承认。

　　当我过去还是一个中共党员的时候，我深切的体会到，一个共产党员平日所受的是仇恨，与斗争的教育，在他们的血液中，多被注射进一种「狂热的破坏情绪」，我们要理解中共政府的所谓「行政效率」，一定必须理解共产党人的这种「狂热的破坏情绪」。

　　在中共政权的推动下，我不否认，有些事情表面上是有些建设意义的，例如捉苍蝇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事情能产生「效率」，某本动力，依然是共产党员的「狂热的破坏情绪」。

　　中共征服中国大陆以前，在中共的边区和游击区，以及在国民宪统治区的中共地下工作中，我看到，中共活动的「效率」，全由这种「狂热的破坏情绪」产生。例如，当中共经济情况极其困难时，勒索绑票，公开抢劫，贩卖鸦片，印制伪币，无所不为，为党开辟财源。又例如他们在当时为了增加人民对国民政府的反感，竟利用潜伏国民政府内签的共党特务，残杀一般民主自由人士，转而加罪於国民党。又例如他们当时为了瘫痪国民政府的经济，又不惜破坏铁路，这些不择手段的斗争技术，难道就是中共「效率」的表现？又例如今天，中共以特务化的组织控制人民，管制人民，压制人民，难道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是一个有行政效率的政府」的表现吗？在较为有规模的建设性活动中我实在难以找出事实，证明中共的「行攻效率」。相反的我曾见过中共行政及一般事业机构人力物力的浪费惊人，因循敷衍。例如中共这次大吹大擂的「水利建设」，也说明失败了。

　　「共产党怎样征服中国大陆？」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中国共产党先在中国农村中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他们从散漫的农村中，以地主手上没收过来的土地交给农民，再强制农民交出他们的粮食，以掌握粮食控制农村，控制农民，一点一点，进而控制城市，控制所有的人民。中共依靠农民，但不是「农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军队化的党，中共所要求於他们的党员的是无条件的服从集中领导。中共党员毫无自由意志可言，他们等於一支被雇佣的军队。由此可见中共的组织是没有一点「民主气味」的。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发展，全赖外力的制造与扶植，绝大多数的中共高级领导者，他们把个人的政治生命全仰赖在苏俄身上，他们以苏俄为自己的祖国，由此可见，中共不可能成为民族主义者。

　　很显然的，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因素固然很多，但是最基本的是他们有系统的掠夺和掌握了农民的粮食，豢养着一个军队化的党，并逐渐控制人民的肚皮。再加上中共外有国际力量（苏俄）的扶持，内有这批中共党员「狂热的破坏情绪」，於是，他们就在中国大陆上打败了中国国民党的政权。

　　以上这一分析，说明了一个怎样的事实呢？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破坏性的集团，他们可以取得一时的胜利，他们可以用粮食和刺刀两项武器迫使人民的肚皮「服从」他，却无法使中国人民的意志屈服，这样一个政权本质上缺乏建设精神，根基是极不稳固的。

　　某些短见的西方人士，如艾德礼先生之流，他们凭一些对中共表面的印象，浅薄的知识，中共的宣传，遂得出对中共政权本质错误的结论。中国人民则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得出和艾德礼先生之流完全相反的结论。

本文录自《中国的噩梦》，香港自联出版社，民国四十四年四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