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是中国外交史上、也是中国国际新闻报道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发射了五枚巡航导弹（有报道说是3枚--编者），击中我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

　　钢筋水泥的碎块从我眼前十几厘米的地方落下，整个使馆大楼内一片白光，我意识到，使馆大楼被击中了

　　5月7日晚上，北约再次摧毁了南斯拉夫供电系统，贝尔格莱德一片漆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只能通过无线电关注势态发展。大家坐在院子里，一边看北约飞机轰炸和南联盟防空炮火的还击，一边讨论形势。我跟大家说，《环球时报》非常关心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希望写一篇有关他们的文章。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建议说，最好是每人拍一张头像的照片，然后每人自己写一段话。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大家打算明天就开始动手写。我可以赶在下周一发回《环球时报》，做一个整版。可是（讲到这里，吕岩松泣不成声），现在这个计划永远不会实现了，因为已经有3人牺牲，20多人受伤。

　　说起来也是不幸中的万幸。晚上11时半，潘占林大使见天色已晚，而且天气又变得很凉，就劝大家早点休息，第二天好早点起来工作。于是大家返回了楼上宿舍。没想到大使的这句话救了我们十几个人的命，因为北约随后发射的几枚战斧式导弹正好落在我们刚刚坐过的地方，如果我们晚一步上楼的话，大家肯定就都没命了。另外，北约对南空袭以来，大家一直警惕性很高，一开始都住在地下室（使馆简陋，没有防空洞）。但空袭已经持续了40多天后，大家又开始回自己的房间里休息，当然这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现在看来，如果大家昨晚还是住在地下室的话，也肯定全军覆没了，一枚导弹的落弹点正好是地下室，现在地下室已经被彻底地摧毁了。

　　大家听了大使的话，陆续回楼休息。我和夫人小赵刚刚上楼没有一分钟，就听到了一声巨响。当时屋里漆黑一片，我们还没来得及点蜡烛，小赵刚刚走进卫生间洗手，我正好站在卫生间的门外和她说话。我们还没对那声巨响有所反应，就看到我前面的屋顶轰然塌落，钢筋水泥的碎块从我眼前十几厘米的地方落下。紧接着，第二次爆炸声又响起，只见整个使馆大楼内一片白光，不是红光，而是爆炸近在眼前时发出的那只刺眼的白炽灯一样的白光。这时我意识到，使馆大楼被击中了。

　　我们来不及多想，出于一种本能，迅速走到窗前拿起照相机、摄影包和海事卫星电话朝门口冲。这时，住在同一楼道的三个人中有两个也出来了，大家手拉手，互相搀扶着迈过废墟。这时门都已经炸掉了，什么都看不清，滚滚浓烟散着涩涩的苦味，呛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也喘不过气来。当时没有水，也根本找不到毛巾捂嘴，只能用手捏着鼻子往楼下走。可楼梯已经炸毁了，有的楼梯栏杆已经没了，我们只能拉着从房顶掉下来的、被炮火烧得烫手的钢筋一步一步往下挪。

　　大家镇定之后开始清点人数，发现缺了4个人，一个是新华社记者邵云环，一个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还有使馆武官任宝凯

　　来到院子后，我们先看了一下情况，发现整个使馆的院子正燃着熊熊大火。使馆地下室的车库里面有很多战备储备汽油，厨房里还有一些煤气罐，也在陆续地爆炸。这种情况下，大家根本没办法进去救人，但大家谁都不肯走，一定要等到把同志们救出来后一起走。但后来情况实在太糟了，大家只好在浓烟中摸着栅栏绕过弹坑，然后翻出院墙，用手机打电话叫救援人员。

　　这时候南斯拉夫方面的救援人员也赶到了，当时使馆跑出来的人还很少，不到10个人。大家非常焦急地问其他人的情况怎么样，好多人冲回院子来回喊。楼上还在继续着火，大约还有20人被困在里面没有出来，大家为此非常紧张。这时从2楼传出呼救声，有四五个人在呼救。浓烟呛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一些人拿着床单和窗帘绳往下爬，有个同志下到一半的时候床单断了，他从二楼的高处跌下来，造成骨盆破裂，伤势十分严重。有些人在下楼的时候被划伤或烫伤。

　　这时，我们又发现5楼还有一些人根本没办法下来。轰炸之后，他们没有忙着自救，而是冲进办公室，抢救国家财产。由于没法带着这些东西下楼，他们宁可呆在楼上等着救援人员来接他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云梯把他们救了下来。从五楼一共救下了三个人。

　　这时，院子里的伤员已经很多了，使馆一秘曹荣飞和另一名外交官郑海峰满面鲜血。其中曹已神志不清，我一见他的面就问：老曹，邵云环在哪儿？邵云环是老曹的爱人，也是新华社记者，我们当天下午刚刚一起从另一个被炸城市尼什回来。老曹听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边哭边说：“我的鞋子呢？我没有穿鞋，我没有穿鞋。”情景惨不忍睹。很快救护车把他们都拉到医院去了。另外，使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受了重伤，一只胳膊折了，头部也受了伤。虽然伤势很严重，却依然守在现场问其他人怎么样了，直到大家把他抬到救护车上。还有几个同志没有穿鞋，据他们回忆，当时刚刚躺到床上，就听到一声巨响，只看窗户向床上飞来，他们本能地滚向床的另一侧，而这时，门和柜子又在导弹的冲击波之下从四面压过来，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死里逃生的。还有几个受轻伤的，文化参赞刘鑫泉也受了伤。

　　大家镇定之后开始清点人数，发现缺了4个人，一个是新华社记者邵云环，一个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还有使馆武官任宝凯。大家非常焦急地向救援人员指这几个人的住处，希望能尽快去救他们。但使馆内部的煤气罐和汽油还在不停地爆炸。北约的第二轮轰炸又开始了。距使馆不到1000米、位于多瑙河畔的南斯拉夫大旅馆被数枚导弹击中而彻底毁掉了，另外市区内的总参谋部和内务部也再次被炸。还有其他几个目标也被炸。这时我们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颤抖，四处都在爆炸，大家不知道该逃向哪儿。所以有很多人只好原地卧倒。不过，使馆同志还是比较镇定的，大家始终在一起没有分散。大使也一直在使馆院子旁边指挥救援。

　　爆炸后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对不起自己的夫人。我们是记者，我们牺牲是职业的需要，但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夫人也拉进来

　　新华社记者邵云环是第一批被救出来的，她住的房间正好是北约导弹击中的地方。据救援人员讲，她的床已经被炸飞了，门没了，墙也没了。救援人员在二楼找到了邵云环的尸体，把她绑在担架上，从二楼慢慢运了下来。她的双脚光着，头发散落在脸上，一只胳膊显然是断了，在空中荡来荡去。她应该是在被炸后的第一时间内死亡的人。我一直等着在第一时间内拍她的照片，但当我看到她的尸体时，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禁不住放声痛哭。

　　由于北约总是在一次轰炸之后紧接着再次轰炸同一目标。为了安全起见，救援人员都撤出了使馆大楼。许多使馆同志心里非常焦急，不少人在没有任何仪器和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要自己冲到楼里救自己的同事。其中一个在使馆工作多年的雇员叫布什科，身背一个氧气罐，爬到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的屋子里沿着墙壁摸了一圈，但没摸到人。当时楼里还燃着大火，爆炸声不断。我想小许如果地下有知也应该感到欣慰，因为有这么好的南斯拉夫人为了救他而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

　　由于北约轰炸太猛，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一些不必要的人员都临时撤到了附近的一个饭店，其他人员包括大使、参赞李银堂以及蒋晓军等同志一直坚守着，死也不愿走。他们说，我们还有3个同志不知下落，我们死也不能走，死也要死在一起。

　　几个小时后，北约的轰炸渐渐向郊外转移了。南斯拉夫的救援人员又来了。凌晨3点多钟，终于找到了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的尸体。小许是我在南斯拉夫最好的同伴，我们两个一直是在北约轰炸后第一时间内同时到达轰炸现场的人。他比我还小一岁，为人特别厚道。他是家里的独生子。他年老的父母至今生活在江苏农村，靠他姐姐照顾，有时还要靠他接济，家里生活很困难。能看得出来，小许死得很痛苦，手还是那种剧烈挣扎的样子，衣服也都破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小许的夫人朱颖也被找到了，这是个1971年才出生的女孩，特别活泼可爱，我们都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她死得更惨，从二楼炸到了地下室。爆炸前15分钟我们还和朱颖在一起谈笑，她一直说无论仗打到什么程度，只要记者站需要她，她一定不会离开的，她会一直陪着许杏虎。而且还说，他们打算这次回国休假时生一个孩子。她的确帮了小许很多忙，发电子邮件，开车，上街洗照片。我的夫人也一样，北约轰炸以来，许多使馆人员的夫人都撤离了，但她们怎么都不走。

　　昨天爆炸后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对不起自己的夫人，小许也对不起他的夫人。我们是记者，牺牲是职业的需要。但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夫人也拉进来。我想我们是太自私了，只顾自己的事业。其实我们都知道留下来的危险有多大，战争就是战争。（本报曾几次希望采访吕岩松的夫人赵燕萍，但都被小吕拒绝了，他说，“有的同志已经牺牲了，而我们还好好地活着，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要说就多说说那些死去的人吧。”）

　　武官任宝凯是最后一个被找到的。大家在医院里和楼里各处找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可以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后来大家不甘心又把南斯拉夫的救援人员找了来，反复说了半天，援救人员才同意再进楼里寻找。上午8时15分，任武官终于被找到了，他穿着短衣短裤躺在自己的床上。这时距使馆遭轰炸已经9个小时了。任武官被抬出来的时候身上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但头部好像受了伤，脸上满是泥土、鲜血和被呛时呕吐出来的白沫。当时，他已完全失去了知觉，只有一些呼吸。但医生表示，有希望把他救活。

　　当使馆还在坍塌、煤气还泄漏、情况还很危险的时候，张宏天、胡铁、李宪增、朱瞻宇、朱树海等使馆工作人员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进到使馆里面抢救国家财产。陈波、吴旭欣两位女外交官则非常尽职尽责，以女性特有的细心默默收拾着破碎的家园。

　　北约的这次轰炸是有目的、故意的。他们蓄意用五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从不同的角度轰炸中国大使馆，想把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置于死地

　　目前，几个受轻伤的已经脱离了危险，邵云环的丈夫曹荣飞伤势很重，但已没有生命危险。他现在双眼看不见，但神志已经清醒。他清醒后的第一句话就问：邵云环在哪儿？大家都不敢告诉他真相，只是说邵云环受了点轻伤。但他已经开始怀疑了，“为什么她受了一点轻伤就不来看我？”现在大家已经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对他说了。

　　办公室主任刘锦荣的伤势也比较重，他以前在伊拉克时有过战争经验，战争爆发以来，他一直安慰大家，给大家无微不致的照顾。昨天我和小许、邵云环去尼什采访，他怕我们路上没汽油，特地拿了一桶油放在我的车上。要知道，战争时期的汽油是多么的珍贵啊。回来后他还埋怨我们没有再多带一些油。他还特别关心我们的工作，一再叮嘱我们注意安全，就像一个厚道的老大哥一样。他是上海人，在东北插过队。现在他还在医院治疗，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北约的这次轰炸完全不是误击。而是有目的、故意的。他们蓄意用五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从不同的角度轰炸中国大使馆，想彻底摧毁这座大楼，把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置于死地。他们的情报很准确，知道大使官邸在什么地方。有一枚导弹是投向大使官邸的。他们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很明显。首先，使馆的位置非常空旷，旁边没有任何军事目标。如果说是误击的话，五枚导弹从不同方向击来，其中两枚是从使馆的两个角切入的，还有一枚是直接从五楼打进地下室的，也许他们知道使馆的人平时总在地下室里躲藏。还有一枚是打向大使官邸的，现在官邸已被炸毁，好在大使幸免于难。还有一枚是从邵云环家那边打过来的。弹坑直径达10米，有2米多深。

　　我们想跟国内的同胞说，北约完全不是误击，你们千万不能相信他们，要记住我们同胞的血和泪，他们是有意在屠杀我们，摧残我们。昨天南斯拉夫外长约万诺维奇和塞尔维亚政府总理马里亚诺维奇以及其他南斯拉夫的高级官员，在中国使馆被炸后都迅速赶到了现场，对中国使馆被炸表示同情和慰问并谴责北约的暴行。外长约万诺维奇说：今晚，北约对另一个国家开战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当正确理解他的这句话，也许他有他的想法和角度，但我觉得他这句话是正确的，因为从国际法上讲，一个国家驻外使馆的楼盘院落都是该国领土。北约此次轰炸的，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胞。

　　当地的华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他们捐钱捐物，他们是有骨气的中国人

　　9日下午，上百名华人举着巨幅的中国国旗和“血债要用血来还”等标语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示威游行。他们的许多标语写得很有水平。我觉得国内一些人对在外经商的华人的一些偏见应该通过这一事件有所纠正。他们的良知与爱国热情令人感动。数千名南斯拉夫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为他们鼓掌、助威，许多路过的汽车纷纷鸣笛以示声援。

　　一个叫付明的北京世界贸易中心的工作人员一直在使馆帮忙，做一切他能做的事。他还买了一大包衣服给大家换洗。我想说，他只是众多华人中的代表，我们大家平时也许对华人有偏见，但我想这次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们的钱来得很不容易，但今天他们不少人掏出大把的美元、马克给我们。虽然我们不会收，但他们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同胞之情令我们感动。

　　被炸当晚在中国使馆的30名外交人员和记者目前共有三人牺牲，20多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伤者目前正在贝尔格莱德医院接受救治。据悉，中国已派一架专机前往南斯拉夫进行救援。

　　5月9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国旗依旧在废墟上飘扬，在蓝天下，在烈火与浓烟的衬托下，五星红旗显得十分的悲壮，十分的醒目。（本文根据人民日报驻南斯拉夫特派记者吕岩松电话录音整理）

顺便转发鲁迅先生的作品：头发的故事

·鲁迅·

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的说：

“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⑵。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

我的一位前辈先生ｎ，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

“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

这位ｎ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
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他说：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
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⑶。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
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
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
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
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
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

ｎ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高声说：

“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

“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
值的苦呵！

“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
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至于髡，那是微乎
其微了，⑷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三日，嘉定屠城⑸，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
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⑹。

“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⑺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
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

ｎ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仍然说：

“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不太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
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
军》的邹容⑻，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忘却了罢？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
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
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
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
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利害。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拚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
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时时记得哩。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
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⑼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
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
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⑽，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
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

“有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先生，我们要剪辫子了。’我说，
‘不行！’‘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你怎么说不行呢？’
‘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罢。’他们不说什么，撅着嘴唇走出房去，然而
终于剪掉了。

“呵！不得了了，人言啧啧了；我却只装作不知道，一任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
齐上讲堂。

“然而这剪辫病传染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也剪下了六条辫子，晚上便开除
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又一个多月，才
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

“我呢？也一样，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
了辫子，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但我没有到乡间去。”

ｎ显出非常得意模样，忽而又沉下脸来：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
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
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⑾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
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
变一支毫毛！

“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
杀？……”

ｎ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

我说，“回去么？”

他答道，“是的，天要下雨了。”

我默默的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说：

“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

一九二○年十月。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