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4"][SIZE="4"]写到胡适，我首先想到的是胡适的母亲。了解胡适的母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意义上的胡适。
历史上有两位母亲了不起，一位是孟母，一位是胡母。我甚至认为，没有胡适母亲的智慧，就没有作为国学大师意义上的胡适。胡适的母亲叫冯顺弟，二十三岁就守寡，那年胡适才三岁，日子艰难，可想而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横下一条心，节衣缩食，要让孩子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她是怎么培养的？智力投资。胡适上私塾，别的家长给先生两块大洋，胡适母亲第一年就给六元，以后逐年递增，最后一年给到十二元。母亲对先生的要求就两字“讲书”，而不是背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几年下来，银子的作用体现出来了，其他孩子连“父亲大人膝下”都不懂，需向胡适请教，而胡适已经通读了四书五经，能看《水浒传》了。可以说，国学大师的底子就是从这时开始奠定的。认认真真做学问，踏踏实实做事，这是母亲对胡适的第一个影响。
第二个影响是让胡适学会了理性和宽容。冯顺弟属于标准的贤妻良母型，胡适身上温良恭俭让的气质多半来自母亲的习染和言传身教。冯氏要主持一大家的生计，维持几十口人安定团结，就得顾全大局，学会委曲求全，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尤其是在这种复杂的家庭中，更是需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冯氏是续弦，十九岁时嫁给比她大三十岁的胡适父亲胡铁花，胡适的同父异母兄嫂都比胡适的母亲年龄大。谚曰：看父敬子；又曰：夫荣妻贵。胡适无父，母亲无夫，属于弱势群体。胡适的大嫂二嫂一不顺心便打孩子出气，一边打还一边说些尖刻的话刺激胡适的母亲。母亲总是装着听不见，从来没说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也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尽管处事逆来顺受，但不接受人格的侮辱。胡适的五叔说胡适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肯定给他好处不少。此话传到胡适母亲的耳中。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当面质问，非要一个说法不可，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胡适一生以理性的态度批判现实，保持人格独立，视名誉如生命，同时主张“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些理念的形成都与母亲的口授心传分不开的。什么是理性，就是胡适主张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可武断。有一则轶事，颇能说明胡适做人做事的认真和与人为善的处世态度。　胡适在台大医院看病时，有三个护士为一句唐诗争执不休，两位认为白居易《长恨歌》里写杨贵妃一句应是“回头一笑百媚生”，另一位却坚持原文应该是“回眸一笑百媚生”。谁也说服不了谁，官司打到胡适病房，请胡适做裁决，谁输了罚谁请客看电影。胡适当时笑而不答，答应第二天给她们一个说法。翌日，胡适作了回答：《四部丛刊》所收明刻本《白氏长庆集》作“回头”，艺文翻印的宋刻本《白氏长庆集》作“回眸”。结论是谁都没输，谁都不必请客。胡适为人处世，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要对得起母亲的殷切希望，要出人头地，所以他不拒绝做官，他认为“好人做官可以办好事”。同时，他又要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用良知和责任对社会保持评判的态势，以期国家进步。这就是那个有血有肉的胡适。
胡适对共产党从不谩骂，只有分析和结论。不仅没有过激言论，相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胡适一反不谈政治的主张，严厉谴责国民党侵犯人权的独裁行径。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始终未变，他认为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必然导致民主和自由的缺失，必然走向独裁，这可以从他1949年发表的《 共产党执政下绝没有自由 》一文看得出来。而那时的《新华日报》正在连篇累牍高唱民主自由，以换取国际舆论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胡适的文章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把《新华日报》苦心经营多年的海市蜃楼炸掉了。以此故，胡适后来被冠上“反动御用文人”的帽子。
有趣的是，共产党骂胡适反动，而胡适说国民党更反动。缘于地缘优势，胡适一生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这种评判从1927年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以后，胡适终其一生都没有停止过。胡适对国民党的批判，言辞之激烈，即使放到今日的网络上，也都是屏蔽删除的对象。窥一斑而见全豹，请看胡适在1929年11月《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雷人言论，他批评国民党竟一连用了几个排比“反动”：“一个革命政府居然拥护传统文化的反动思想”，“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在思想言论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在批判国民党奉行“一个主义”、“统一思想”的独裁统治时，胡适义正词严指出：“三民主义成为一党的经典，这种一时的议论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理，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一个当国专政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国文化的进步”；“今日的国民党到处念诵‘革命尚未成功’，却不想促进思想之变化，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某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决不能变化思想，决不能靠此‘收革命之功效’”；所以，胡适给国民党的诊断结论是：“如果国民党青年人不能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思想，那么，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决不能做时代的领导者，决不能担负建立新文化的责任”。为此，胡适要求国民党至少做到以下几点：“（1）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2）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3）废止一切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4）取消统一思想和党化教育的迷梦。（5）至少至少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求直言的诏令。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会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时隔80年后，这些惊世骇俗的言论仍然让人浮想联翩，功效不减。胡适的言论穿越时空成为当今时代的敏感词，可见胡适思想的穿透力何其强大。
这就是那个理性而富于批判精神的的胡适。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胡适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发表文章，阐述个人独立自由与国家独立自由的关系。他对青年人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却要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独立精神，理性思考，是胡适贯穿一生的不懈追求。可以说，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而有无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正是判定公共知识分子与犬儒的重要标准。
胡适批判国民党的言论，官方媒体是不可能给他刊登的，好在那个时代允许民间办报纸出杂志。胡适和他的同仁们就自办杂志，抨击时弊。
1928年，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丁西林等人创办《新月》月刊，关注时局与现实，用政治舆论来监督规范执政党，探求民主宪政之路，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宣传民主宪政，直到1933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为止。1932年5月创办《独立评论》，继承《新月》的遗风，站在独立的政治立场，以民主宪政和自由人权为价值取向，反对独裁专制和文化复古主义，胡适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民主自由的理念，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他认为：“我的主张不过是我个人思考的结果；我要别人平心考虑我思考的结果，我也应该平心考虑别人思考的结果。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别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被接受的期望。最好的方法是承认人人各有提出他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利；承认人人各有权利期望他的思想信仰逐渐由一二人或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变成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只要是用公心思考的结果，都是值得公开讨论的”。
发刊词称：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这段话可以说是胡适作为独立知识分子和人权卫士的宣言。期间，胡适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就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展开论争。胡适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就要肩负使命，体现对民众的人文关怀，成为民众的代言人。胡适在总结这段笔墨生涯是回忆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个时代干预政治主持正义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膀上”。胡适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通过发表政论文章或办政论刊物，来表示“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并试图在“党派”之外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从而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利用权力来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以理想的实现，最终完成自我实现，“尽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什么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独立、理性、责任、正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也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和行为特点。
主流意识形态的刀笔吏们通常将胡适描述成帮闲御用文人，阴阳颠倒若此，夫复何言？一个政治阉人，大势已去，却阴阳怪气指责被别人举而不久，久而不坚。盖盗亦有道，堂堂太监，怎能如此无礼？
胡适没有留在大陆，竟受人诟病，从来没有人扪心自问，胡适留在大陆又会怎么样。
这里有一段公案，不妨概而述之。
胡适为什么出走？

胡适为什么远走美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联系到胡适一生的追求和1949年乱世之邦，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国民党的失望，对共产党的绝望，是胡适最终选择远走异国他乡的根本原因。
胡适对国民党的不间断的批评，直至发起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一心一意想把国家引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实现宪政治国的理想。可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换来的却是腥风血雨的内战——由此可以看出，玩假民主是多么可怕，几千万同胞兄弟居然为了一个虚幻的主义互相厮杀，血流漂杵，几致陷中华民族与万劫不复，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战争。胡适也曾规劝过共产党，放弃暴力，以和平方式共同参加民主建国，可惜的是，没有人听得懂这位智者的箴言。
不管怎么样，带着失望，带着绝望，胡适黯然离去。
1948年底，蒋请胡适出面向美国争取外援，胡适为难地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1949 年1月，胡适前往上海，既觉国民党无法应付国政，又深感共产党八项二十款和战条件之苛刻，两党“和比战难”。此时，胡适一介书生竟突然被共产党宣布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胡适不得已避祸乱世，赴美讲学，行前留下两篇重要文章，一篇是《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方向》，一篇是《共产党执政下绝没有自由》，厌离之情，溢于言表。
胡适曾是国共双方争夺的学人，但他宁愿选择背井离乡，也决不苟全于乱世。这正是胡适特立独行，追求自由的人格写照。
胡适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蒋介石的诤友，他又是毛泽东的老师。胡适比毛泽东大两岁。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闻名海内，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那时已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作过报告，解答问题。从这段史实，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尊重和仰慕。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人心，大打统战牌。像胡适这样的名人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的统战对象。机缘安排，双方曾有过密切接触。1945年3月27日，胡适作为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国共产党。胡适则捎话给毛泽东，规劝中国共产党应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共同组建民主政府。双方价值观差距太大，谁也说服不了谁。
　　同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冷御秋、左舜生六人访问延安。其中的傅斯年既是胡适的学生，又是胡适的挚友。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统战机会，在见面之后，毛泽东便以学生的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
　　从延安回到雾都重庆，黄炎培发表了《延安归来》，他被毛泽东忽悠得晕头转向，对毛泽东“这条路我们找到了，就是实行民主”的话深信不疑，对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说延安“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而傅斯年对延安的感受与黄炎培截然相反。他说毛泽东“咄咄逼人”，感觉不像是要搞民主的样子。傅斯年在重庆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向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也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
　　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8月24日，胡适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泽东，劝其“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胡适借师生之名，直言对未来中国走向的分析和主张，
毛泽东哪里能听得进胡老师的话，他只是想让胡适接受招安，条件是将来“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干干。1948年11月，有关领导部门曾指示北平地下党做胡适的工作，争取他能够留下。汪子嵩、王汉斌对此已提供了回忆。胡适通过共产党电台的广播宣传也得知了这一消息。他一笑置之，说：“他们会用我吗？”
毛泽东一生气，胡适的地位一下从老师变成了“罪大恶极的帮凶”
1948年12月16日被蒋介石派飞机接往南京，中共权威人士曾考虑是否将胡适列入战犯名单。据党史研究大家龚育之查证：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宣布了43个头等战犯名单，其中并无胡适。但1949年1月20日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贺淮海战役胜利电文中指出：“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犯……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可知毛泽东已经横下一条心要将胡适划入 “罪大恶极的帮凶”范畴了。
就这样，中国现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哲学家、文学家、人权卫士胡适，被迫选择了出走美国、讲学为生的道路。
两害相权取其轻。胡适知道，蒋介石是搞民主没有气量，毛泽东是反复无常靠不住。何去何从？胡适的抉择，可谓是智者之举。
维护宪法，保障人权

胡适以自由学者的身份与国民党抗争了一辈子，直到去世。胡适重视人权，追求人权，为台湾带来人权的理念，作为学者，他一生当中最重要工作就是维护宪法所保障的人权。可以说，今日台湾的民主与胡适等一大批人权斗士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分不开的。国民党虽然在1949 年制定了一部宪法，但从来就没有真正执行过，事实上，从蒋介石实施戒严开始到蒋经国时代，国民党始终处于违宪状态，公民的政治权利基本被剥夺，制造了大量的政治性冤案，这也是国民党在上个世纪末被台湾人民唾弃的重要原因。
这个非常时期，胡适坚持学术中立，痛批国民党违宪，反对蒋介石违反宪法连任总统。
　1952年，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经国到机场迎接。胡适走下飞机交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人权。胡适坦言“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他说：“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希望“在朝的要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评政府，合法地反对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机制。”他认为言论自由是需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政府承认新闻独立是获得舆论支持的必由之路；报人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表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主要秘诀。这些意见相当尖锐，但蒋介石仍然能够接受。蒋曾向他保证，“今后政府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得更多的自由。”
1956年9月，蒋介石在自己70岁生日之前，向社会各界抛出一份《婉辞》，希望社会各界“对中正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及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指正”。胡适遂在台湾中央日报社的邀请下，赶写了《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一式两份，除了寄给中央日报，还寄给了《自由中国》。在文章中，胡适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故事，告诫蒋介石要信任下属，凡事不要管得太多太死，希望蒋试试古人所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胡适的文章以及发表在这一期《自由中国》上的其他文章，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引起轰动。
　　“祝寿专号”被读者抢购一空，一时洛阳纸贵，但《自由中国》社也又一次为自己惹了麻烦。台湾当局指责这一期《自由中国》里面充满了“毒素思想”，又说胡适“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胡适陷入了国民党对他的极大的不信任中。他在1957年写给好友赵元任的信中道：“这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
国民党指名道姓打压胡适，围剿《自由中国》，　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台湾学人们争取到的有限言论自由的空间，遭到重创，面临严峻考验。此时，胡适远在美国，他决定回到台湾，利用他的影响扭转局面。
　 他跟赵元任说：“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因为那边有一些人实在怕我说的话”。胡适在1958年4月8日，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自由中国》事件遂风平浪静，暂时告一段落。不料，树欲静而风不止，两年后《自由中国》风波又起。事件起因是《自由中国》公开批评国民党违反宪法，成了国民党最终查封《自由中国》继而逮捕雷震的导火索。
1960 年，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一。不久，
随着蒋介石任期的届满，以及《自由中国》力量的壮大，雷震决定正式组建反对党，并希望胡适出面牵头。胡适的态度是，同意组党，但不宜出面组织，理由是“从未梦想自己出来组织任何政党”，同时，对组党的性质和范围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建议雷震等“可让教育界、青年、知识分子出来组织一个不希望取得政权的在野党”。尽管胡适对这个“反对党”的倡议是加了许多限制语的，但仍旧让蒋介石政府感到了威胁。
有人认为，胡适的态度是胡适怯弱的表现。我想，这可能是认识的角度不同。胡适鼓励组党，是出于民主制度建设的需要；胡适不愿出面挑头，是缘于他一生坚持的一个信条——独立、中立、不党。正是因为坚持正信，国民党也没有把他拉进去，就连蒋介石让他组党，他都断然拒绝。事情源于蒋介石提名胡适竞选总统那段公案。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即“行宪国大”）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召开，胡适出席。30日，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胡适任临时主席。当天早上，蒋介石对外交部长王世杰说，他考虑了很久，不愿当总统，愿意担任行政院长。他想请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要王世杰出面跟胡适洽商。王世杰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图，要胡适拿出勇气来。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但我实无此勇气！”后经王世界劝说，胡适终于接受。4月1日，胡适又有些迟疑，感到昨天的决定有些仓促，希望王世杰再向蒋介石表示：“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4月2日晚，蒋介石在官邸约见胡适，正式表示他将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当行政院长。蒋介石态度诚恳，胡适表示“让蒋先生决定吧”。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最终取消了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的想法。对此，蒋介石很是过意不去。4月8日晚，蒋介石请胡适到他的官邸吃晚饭表示歉意和慰抚。蒋介石说，他做了一生中对人最抱歉的一件事。提名胡适竞选总统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决策行不通。胡适对蒋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也许是蒋介石出于歉意，或者是出于对胡适情感的补偿，蒋介石再三表示要胡适出面另行组织政党。胡适说：“我不配组党，但建议国民党分化为两三个政党。
由此可以证明，胡适“不党”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非关怯弱。胡适在为官的态度上也不像傅斯年那样决然，傅斯年是议政而不参政，胡适是议政也可参政，穷则独，达则济，显示出更为灵活的、张弛有度的入世观。胡适“不党”还有一个原因，他要保持对蒋介石的影响力，绝不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与蒋对立的形象，否则，不仅影响力无从谈起，连自身也难以保障。所以，他可以言辞激烈地批评国民党，但很少批评蒋介石，这正是胡适的过人之处。不能同时制造两个敌人。他批国民党，蒋介石可以包容他，如果他批蒋介石，国民党谁来保他？如果他既批国民党又批蒋介石，恐怕即使不会步尘雷震、柏杨、李敖的厄运，但其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所以，胡适积一生之经验和智慧告诫知识分子，要说负责任的话，说公正的话，说理性的话，这是争取言论自由的捷径。胡适不主张过激，他深知过犹不及，所以他主张“得寸进寸”，反对“得寸进尺”。对雷震组党的诸多限制和善意提醒，就是为了避免给当局制造口实，事与愿违。事实上，胡适跟国民党打了半个世纪交道，水深水浅，了如指掌，他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胡适的担忧。
1960年，在蒋介石任期将满之际，雷震等筹建反对党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然而，1960年9月4日，国民党当局于台湾警备司令部签署逮捕状，以“涉嫌叛乱”的罪名，逮捕了雷震。
雷震被捕后，胡适多方营救，胡适当时向记者说：“我不是营救雷震，我营救的乃是国家。”他对当局做法深感不平，疾呼“大失望！大失望！”他面见蒋介石要求释放雷震，蒋没有答应：“我对雷震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谈话间，蒋流露出对胡适的不满：“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见事已至此没有挽回的余地，遂起身告辞：“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
　 胡适的营救，最终未果。对此，胡适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事件始末，表明自己的悲愤：大失望！大失望！
《 自由中国》创刊与1949年，到被查封时历时11年，刊出260期。胡适以发行人的身份参与其中，以自己在学术界和政界的地位与名望，对《自由中国》在国民党威权统治的高压下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他在强权之下捍卫言论权 的勇气，表现出一代大师的王者器宇。有一件事可见一斑。《自由中国》第四卷11期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因受到军事机关的压力，不得已，编辑在第12期发表一篇立论相反的文章表示道歉，胡适非常愤怒，写了一封严重抗议的信：“《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任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了发行人的名衔，一来是表示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这封抗议信全文由美国合众社向全世界发出电讯，形成世界范围的舆论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放弃原决定。事后，胡适又写了一封信给《自由中国》社同仁，在信末再度强调:“总之，《自由中国》不可没有自由，不可没有言论自由。总统与行政院长在这个国难时期，更应该切实鼓励言论自由，使人民的苦痛，政府的毛病，都有上下周知的可能。”
《自由中国》在戒严戡乱时期的台湾，无异于是黑暗天空中一颗耀眼的明星，胡适和他的人权卫士们用笔和泪给台湾带来了光明和自由的火种，薪火相传，才会有今日台湾的开放、民主与自由。
是诤友也是大师

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密切，是蒋介石官邸的座上宾。但他进退有据，不卑不亢，同蒋更多的是朋友关系，而非君臣关系，蒋介石身边需要像胡适、傅斯年这样的学问家，胡适也希望用自己的思想影响蒋介石，使国家走向民主。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却又不满蒋的独裁专制。胡适始终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一直没有离开言论自由、民主宪政、保障人权等重大问题。事实上，他既不像革命家似的与当局有不共戴天的敌意，更不像投机者那样牺牲人格、曲意逢迎。蒋介石作为一代独裁领导人，尽管打击甚至镇压过不少民主自由人士，但他一生还能够结交善待胡适这样的诤友，接受对方批评和和规劝，也实属不易。所以，纵观胡适的一生，他直言批评国民党，但不会直言批评蒋介石，对蒋介石他采取的是讽谏，而且是那种犹如帝王师般的居高临下的口气，言辞充满善意的鼓励和鞭策。1935年，胡适曾评价蒋介石说：“他长进了，气度也变大了，态度变平和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很多不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 能相当地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这种口气，俨然老师表扬学生。由此可见，胡适总是巧妙地将民主思想通过润物细无声的境界传达个蒋介石，希望蒋介石能听取异见，不做独裁领袖。对一国之君而言，即使是这样委婉的陈词，是需要一定气量才能领受的。对此，我们应该理解胡适，作为一介书生影响最高决策者，已经尽力了。没有这种影响，很难设想上世纪那个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是如何形成的。
蒋介石对胡适也是惺惺相惜，关爱有加，能帮助的尽量帮助，他知道让一位学者输出思想比什么都重要。胡适在美国讲学时，曾给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史学家李济写过一封信，希望自己出资，在台北南港盖两间小房，以便利用中研院的资料，完成他尚未完成的两部著作:《中国思想史》和《白话文学史》。蒋介石闻讯，立即责成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过问此事，并拨专款为胡适盖了一栋小洋楼，配齐家具、盥洗用具，一应俱全。
1962 年 2 月 24 日，胡适因心脏病猝发去世。 10 月 15 日，葬于台湾旧庄墓园。胡适墓志铭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书写。铭文曰：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胡适一生主张并奉行的人生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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