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叁日）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叁次安眠药，睡不着
。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份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
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是一触即跳，现在有
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
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坏话，好话，两
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
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叁种：一种
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叁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
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
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
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
，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
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
，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
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
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
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
，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
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
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叁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
，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
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
，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
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
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
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
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
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叁个月、春节前後，群众还是拥
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
。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
碴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叁个月，平均每天有叁千人参观，十天
叁万人，叁个月有叁十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去参观。除了西藏
，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
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
”；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
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
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
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叁个地方叁个月当中，有叁
个叁十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
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
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叁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
十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
至少百分之叁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叁十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
、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叁十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
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
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
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百分之叁十。总之，
百分之叁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叁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
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
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叁提款”。对刮“
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
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向大队和小队，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
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叁、四月间，就把风压了
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
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
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
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
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距，一万年以後也没有这
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
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劫的是“生辰纲”
，（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
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
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是刮“共产风”，取走生产
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
财产还有叁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
个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叁、四月
或加上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
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
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
。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
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
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
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
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
老（柯庆施）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
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
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
，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
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
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
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
。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
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
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十一月郑
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
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
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
，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叁年五年，八年十年。
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
大区区长开了一个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
，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叁代。这
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
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
。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
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
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
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
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
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面
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
：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
；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
线：陈独秀路线、立叁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
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
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
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一
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摇动，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
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狂热
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
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
，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
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来对坐
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
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
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
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
”，“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
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
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
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
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
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是
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
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
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
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
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
，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
，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
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
；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
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
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
。他们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
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
派叁十公里，接近叁十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
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叁十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
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十八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
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
同志是有益处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
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
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
？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
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
。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叁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
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叁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
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
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十一个县），90％
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
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
。1／3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
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
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
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
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
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搞
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
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
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
，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
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
是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
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蹋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
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
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
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
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
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叁分
。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
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
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
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
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
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
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
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
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
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
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降低含琉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员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
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十
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
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平
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
点，列宁热情磅薄，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
。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
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
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开除
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
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
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
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
。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
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万吨
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
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
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碴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
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
《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
，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
。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
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
。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
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
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
放了叁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
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
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
，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
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二十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
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
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
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
呵！（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
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
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泽和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
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
刘：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
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
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
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叁个月也好
。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
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
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
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豪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
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
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
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
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
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
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
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
；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
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
情没有办。你们看，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
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
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
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
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
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按：
一九五八年六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
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一千零七
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
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
偿失”， “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
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
，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
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摘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
据书中作者叙述，毛泽东讲话的全文，由作者作了详细记录，并参照别人的记录
予以整理。）

转贴：主人公论坛版主鸿雁评论李锐所记录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全体会议上讲话，又一篇被中央出版的毛泽东文稿中
砍掉的文章 作者: HY
日期: 2003-05-19 11:22


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全体会议上讲话，又一篇被中央出版的毛泽东文稿中
砍掉的文章

读上文“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很奇怪，毛泽东的讲话，为什么要从李锐的文章里节录。我对李锐没有信任，就去找原着。网上找了个遍，没有。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卷里，看到59年7月21日，22日，24日，26日等几篇，偏偏就没有了23日这篇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在1959年7月26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里，毛主席在评论的结尾写到：“我的这些意见，大体已在七月二十叁日的全体会议上讲了，但有些未讲完。作为那次讲话的补充，又写了这些话”，也证实了这篇文章的存在。奇怪的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是以什么理由把这么重要的文章砍去呢？

附：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１〕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收到一封信〔２〕，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
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
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１
９５８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
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１９５７年整风反
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
国家计委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
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
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
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
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
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作者的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一）段，篇幅不多。
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
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
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
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
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

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
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
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占了信的大
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
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
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
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
机关中，予以讨论，并且展开讨论，将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自己所做工作的
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
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
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

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３〕以来，到此次庐山会议〔４〕，对于
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当前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
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种批判工作，已
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
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些副作用
，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些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
。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我们必须坚持今年叁月第二次郑州会议记录〔５〕上
所说的，在满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引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者，存在
缺点者，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错误并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评，不肯改正
，就怕因批评而泄了气。必须顾到改错与鼓劲两个方面。必须看到批评、整改虽
然已经进行九个月了，一切未完工作还必须坚持做完，不可留下尾巴。

但是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
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
情况远没有达到１９５７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
很显着，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
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
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
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
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
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
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
。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
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
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
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为要达此目的，必须对此种党内动态作必要的估计
。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没
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只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

我们和人民中的大多数（工人，贫农，下中农，一部分上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
是团结一致的。党的总路线和体现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是受到广大
党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的。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
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
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
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
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人，包
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叁十
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
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
。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
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
，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
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的已被
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我的这些意见，大体已在七月二十叁日的全体会议上讲了，但有些未讲完。作为
那次讲话的补充，又写了这些话。

毛　泽　东七月二十六日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１〕
　这是对李云仲一九五九年六月九日写给毛泽东的关于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
题的一封信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２〕李云仲的信中说，我想对目前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联系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一）我觉得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思想战线上忽略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袭。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党内思想战线上不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就是要时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的危害，时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对党的侵袭（转发这封信时，毛泽东在这句话后面加括号写了以下批注：“毛注：时而反对这样，时而反对那样，时〔然〕而后言，可见不是同时。”）...（二）在各级干部中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增强党性，是当前党的政治思想战线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叁）关于农民问题和工农关系问题。...（四）关于计划工作问题。...（五）关于体制问题。...（六）关于树立节俭、朴实的风气问题。铺张浪费，最近又有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得太多。第二，会议伙食标准太高。第叁，领导干部生活上过分特殊的风气，有些地方仍未改变。〔３〕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４〕　指当时正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５〕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叁月五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下发的《郑州会议记录》，参见本册第９２页注〔１〕。（转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毛泽东：“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土改”后，全国人民社会主义积极性是高涨的。当时，有左，有右，有冒进、
有保守，共产党建国初期经验不足，探索一条自立更生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时侯党内出现一些分岐，一些思想混乱，其实是正常的。
而党内的思想斗争还是积极的。毛泽东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
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
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

也就是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才正确地解决了右与右的思想倾向，统一了全党的认
识。才有了后来的调整与提高，把握住了社会主义方向性的根本问题。否则右倾
回潮，小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后果不堪设想。是问：大砍合作社的后果是什么呢
？今天的“土地承包”说明了问题。而今天的思想根源，还是在过去，在“人民
公社”初创时期的这一节……。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硬着头皮顶住”后，要散会时，对左与右做具体的分析。


“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
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毛泽东
的这句话，对于党的思想倾向的分折和判断，无论是对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党内的
右倾思想来说，都是非常准确的政治判断。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